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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外国势力？他们如何游说？他们花了多少钱游说？他们游说的对象是谁？这些都一清二楚。想要在法律之外玩点花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建国初期，美国特别担心“外国势力”渗透进美国，甚至掌控美国的政治经济大权。这也很好理解：原本美国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之前，保王党人的势力很大，是独立派用强制的手段驱离了保王党人，才确保独立战争中众志成城。尽管如此，由于文化、经济上的联系太密切了，要想完全驱除英国和欧洲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英军就驻扎在加拿大边境、1812年甚至连白宫都被入侵的英军烧掉的情况下，对外国敌对势力渗入的担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于这样的担心，美国人最开始连政党都不敢成立。因为华盛顿担心“外国势力”会借由党派而轻易控制美国。同时，法国的托克维尔也认为民主政治会造成外交的短板。后来的历史证明托克维尔和华盛顿的逻辑判断是对的—党派政治和民主政治会给其他国家觊觎美国国内政治提供机会;但他们的事实判断却完全错误—因为外国势力要想控制美国可没那么容易。美国对付外国势力的方法说来非常简单：分权、法治、透明、市场化。
美国本来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所谓主权（最高权力）被最大范围地分割成碎片：在联邦层次，权力被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在地方层面，权力又被分割为联邦、州、地方三个层次。在社会层面，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又直接规定了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受国家权力侵犯。主权是如此高度分散，以至于你很难找到一个机构拥有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你又会发现这种权力似乎存在于很多机构当中。在这样的国家，外国势力影响、渗入很容易，但要掌控美国的政治走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外国势力在权力被分割成碎片并相互制约的美国会“迷路”的。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影响极大，照理说应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运作。但在其赢得众议院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年初访问美国的机会时，总统奥巴马却表示拒不接见。搞定了国会却搞不定政府，令以色列非常尴尬。事实上，即使是国内势力也没这么大本事在各大机构包打通关。一战后威尔逊提出14点原则并倡议成立国联，结果已经和各国签了条约，而回国后国会就是不批准条约，美国到最后也无法加入国联。
除了避免权力集中，用法律规范权力也是重要的选项。美国在1938年就出台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将外国游说公开化，并加以严格规范，但并不取缔。近几十年来，很少发生牵涉外国势力的国会丑闻，说明立法的效应不错。再加上后来出台的《联邦游说法》、《游说公开法》，形成了完整的外国利益集团游说规范系统。
而在复杂的政府系统之外，美国新闻媒体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如果“外国势力”收买了美国政府官员，那是第一时间就要发布的特大新闻和特大丑闻。不仅如此，对于外国游说资金，公众也有权知道其去向。NGO“公众诚信中心”有过调查：将近100个国家花费了6.24亿美元游说美国政府，排名前五的国家是：英国、瑞士、德国、日本和法国。谁是外国势力？他们如何游说？他们花了多少钱游说？他们游说的对象是谁？这些都一清二楚。想要在法律之外玩点花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对付外国势力的“损招”就是建立政治市场，使各种不同的外国势力相互博弈，甚至为美国所用。2006年，在韩国游说团体推动下，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了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在二战期间强迫数以万计的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并为此承担责任。日本国家形象遭到重击。而日本的反应是加大游说力度，让这份议案暂时搁置，不付诸众议院表决。2014年奥巴马出访日本，韩国游说团体成功“截胡”，说服奥巴马同时访问韩国，并将其访日行程缩短了两天，令日本政府感到不满。在政治市场里，各种外国势力竞相影响美国政策，而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向美国输送资源，以及将矛头指向其他外国势力。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以色列、沙特等国身上。在“外国势力”游说过程中，实际上谁也不能左右美国政策，美国反而在各国的竞争中予取予求，做出最独立的决策，得到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样看起来，美国对付“外国势力”的经验其实就是其国内政治的经验—分权、法治、自由，不仅可以规范本国政府的权力，还是对付“外国势力”百试不爽的法宝。
建国初期，美国特别担心“外国势力”渗透进美国，甚至掌控美国的政治经济大权。这也很好理解：原本美国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之前，保王党人的势力很大，是独立派用强制的手段驱离了保王党人，才确保独立战争中众志成城。尽管如此，由于文化、经济上的联系太密切了，要想完全驱除英国和欧洲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英军就驻扎在加拿大边境、1812年甚至连白宫都被入侵的英军烧掉的情况下，对外国敌对势力渗入的担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于这样的担心，美国人最开始连政党都不敢成立。因为华盛顿担心“外国势力”会借由党派而轻易控制美国。同时，法国的托克维尔也认为民主政治会造成外交的短板。后来的历史证明托克维尔和华盛顿的逻辑判断是对的—党派政治和民主政治会给其他国家觊觎美国国内政治提供机会;但他们的事实判断却完全错误—因为外国势力要想控制美国可没那么容易。美国对付外国势力的方法说来非常简单：分权、法治、透明、市场化。
美国本来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所谓主权（最高权力）被最大范围地分割成碎片：在联邦层次，权力被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在地方层面，权力又被分割为联邦、州、地方三个层次。在社会层面，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又直接规定了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受国家权力侵犯。主权是如此高度分散，以至于你很难找到一个机构拥有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你又会发现这种权力似乎存在于很多机构当中。在这样的国家，外国势力影响、渗入很容易，但要掌控美国的政治走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外国势力在权力被分割成碎片并相互制约的美国会“迷路”的。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影响极大，照理说应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运作。但在其赢得众议院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年初访问美国的机会时，总统奥巴马却表示拒不接见。搞定了国会却搞不定政府，令以色列非常尴尬。事实上，即使是国内势力也没这么大本事在各大机构包打通关。一战后威尔逊提出14点原则并倡议成立国联，结果已经和各国签了条约，而回国后国会就是不批准条约，美国到最后也无法加入国联。
除了避免权力集中，用法律规范权力也是重要的选项。美国在1938年就出台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将外国游说公开化，并加以严格规范，但并不取缔。近几十年来，很少发生牵涉外国势力的国会丑闻，说明立法的效应不错。再加上后来出台的《联邦游说法》、《游说公开法》，形成了完整的外国利益集团游说规范系统。
而在复杂的政府系统之外，美国新闻媒体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如果“外国势力”收买了美国政府官员，那是第一时间就要发布的特大新闻和特大丑闻。不仅如此，对于外国游说资金，公众也有权知道其去向。NGO“公众诚信中心”有过调查：将近100个国家花费了6.24亿美元游说美国政府，排名前五的国家是：英国、瑞士、德国、日本和法国。谁是外国势力？他们如何游说？他们花了多少钱游说？他们游说的对象是谁？这些都一清二楚。想要在法律之外玩点花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对付外国势力的“损招”就是建立政治市场，使各种不同的外国势力相互博弈，甚至为美国所用。2006年，在韩国游说团体推动下，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了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在二战期间强迫数以万计的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并为此承担责任。日本国家形象遭到重击。而日本的反应是加大游说力度，让这份议案暂时搁置，不付诸众议院表决。2014年奥巴马出访日本，韩国游说团体成功“截胡”，说服奥巴马同时访问韩国，并将其访日行程缩短了两天，令日本政府感到不满。在政治市场里，各种外国势力竞相影响美国政策，而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向美国输送资源，以及将矛头指向其他外国势力。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以色列、沙特等国身上。在“外国势力”游说过程中，实际上谁也不能左右美国政策，美国反而在各国的竞争中予取予求，做出最独立的决策，得到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样看起来，美国对付“外国势力”的经验其实就是其国内政治的经验—分权、法治、自由，不仅可以规范本国政府的权力，还是对付“外国势力”百试不爽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