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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必须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兀沦面对投资人还是投行，李涛都坚守住了他的这条信念，这背后是对华尔街规则的允分了解，还有所谓“气场”
河南人李涛，在西安做了两家公司：一个农业公司中国绿色农业(NYSE：CGA)，一个信息技术公司联合信息(NASDAQ：KONE)。两年间，他先后把这两家公司送到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了市。
李涛，高个子，光亮的额头，说话简短，总是用最少的字表达足够的意思。有人评价说：没见他笑过，也没见他沮丧过，永远都是那副脸。李涛不喜欢受别人控制，他希望可以掌控自己的一切，给每件事情定一个Deadllne(最后期限)，是他一贯的风格，通常必须如期完成。
中国绿色农业公司在美国融资时，李涛对华尔街投行说：你必须按照我的步骤来，这是条件，你做还是不做?结果投行们做了。
2010年美股42家新上市中国公司创始人财富榜(按持有市值排名)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几乎都不会感到很惊讶。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我可以迎接一切变化。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生活有关。20年来，我的年龄没有变过，20多岁时别人就猜我40岁；今天，人们还猜我40岁。
有的公司找财务顾问，送别人股票或者付费。我们没有找，自己写材料，找审计师、律师，然后直接上市
1983年，18岁，我考上大学，然后又考上硕士，接着在西北工业大学念博士。2000年回去给父母扫墓，村里3000人，正儿八经考上大学的还就我一个人。
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想，用5年当上科长就不错。结果很意外，工作两年半后，我直接当了副处长，然后是正处长。
到1997年，想做点自己的事，于是下海经商。本来希望用十年做到收入2000万元，管理50号人，结果不到一年就实现了。
最初想做自动化公司，高校出来的人嘛，都想做所谓高新技术。后来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这几乎不可能，只能做代理，给别人做嫁衣、跑龙套。我想我们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做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来。经过市场调查，我们发现自动化和计算机结合是个好方向。这就是联合信息的前身。现在联合信息致力于无线网络下的音视频传输、信息交互技术为基础的系统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找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做。选来选去看上农业，那时候陕西省植保所有一对夫妻，他们研究出了腐殖酸产品，有改善土壤、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于是购买了他们的专利，开始做有机肥料市场。这就是如今的中国绿色农业。
国内肥料市场基本是区域性品牌，非常分散，有6000～7000家企业，其中1000～2000家有一定规模。我们觉得未来一定会整合，会兼并和重组，会从游击队演进到靠品牌生存。因此筹划上市，利用资本进行并购和重组，推动品牌做大做强。
牢牢操控自己的—切
CGA是通过反向收购上市的。以CGA的规模，当时去香港的话就是创业板，那可不是一个好选择。国内上的话再融资很困难，最后选定去美国，而且选择了一个相对便捷的方式：反向收购。通过收购一个壳公司，再转板到主板，比如纳斯达克、纽交所。
2007年最后一天我们做完材料，本来准备2008年8月之前转板成功，没想到遇到了金融危机，到2009年年底才正式转入纽交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两个公司到美国上市，没有找任何一家中介机构。有的公司找财务顾问，找咨询，送别人股票或者付费。我们一股也没有送过人，一分钱中介费没出过。是自己写材料，找审计师、律师，然后直接上市。
有人说，自己做材料好像闻所未间，其实有什么呢?可是世界上有人天生会做这个东西吗?
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别人控制我的事情。
我坚信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像我一样了解我的公司。请一个顾问来做，我还是要跟他介绍公司情况。即使找顾问，也必须把每件事情搞清楚，否则不做。必须清清楚楚知道每一步怎么做，风险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开始也是不懂，但是并不难。去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载上市公司的招股书样本，照着写就行。什么商业模式描述、赢利预测、风险披露、市场描述、公司财务模型建立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通过律师把关之后报给SEC。做完项目后，我们上市团队中一个员工就跳槽直接去做财务顾问了。他经过这一轮，什么都会了。
我有个习惯，就是给自己的事情定一个Deadline。我们2008年8月正式上OTCBB，同时向美国私募融了资。当时下定决心，到12月底结束这次融资，能融多少算多少，主要考虑到马上是中国春节和元旦，美国有圣诞节和元旦，时间一拖长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当时宏观经济已经有不稳定的迹象。本来预定融资2600万美元，最终融了2051万美元，如期结束。
融资就是卖股票，能卖什么价钱完全看供求关系，创始人必须抓住融资的时间窗口。如果我们当时不能在12月底结束融资，过年后想融资门儿都没有。春节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2008年5月我在美国做非融资路演，那时候已经一片哀嚎，到了8、9月份情况越发严重，10月份走到哪里都感觉好像世界末日。
上OTCBB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做SEC文件，而是私募融资。私募会有一个牵头的主投资人。当时我们路演时，到了达拉斯一家专投中国的公司。之前他投过一家类似公司，对同行业公司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到了他们办公室和几个分析师开会。旁边一个桌子上有5、6个屏幕，老板就坐在那同时看几个屏幕的股票信息，没有参加我们的会。我非常清楚他就是老板，只有老板才能坐那个位置嘛。当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老板吸引过来，只有让他跟我谈，才可能拿到钱，分析师们不可能有这个决策权。实际上，我们讲到一半时，老板已经把全部精力转移到我们这了。
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说了一句话，他当场就决定做CGA主投资人(领头基金)。我说，中国有句话叫“烧钱期”，中国绿色农业已经过了烧钱期。技术成熟，市场成熟，人力资源成熟，已经是一个快速赢利、稳定发展的企业，以后每年增长都不会低于一个具体数字。现在看来，CGA完全实现了这样的业绩增长，实现了对投资人的承诺。
我们不给Optlon(期权)，不给Warrants(认股权证)，一切可转的都不给，那会对后面影响很大
当时有四个主投资人备选，最后我们也选了他。我们的条件也很硬，我们不给Option(期权)，不给Warrents(认股权证)，一切可转的都不给，那会对后面影响很大，后续融资将会举步维艰。当然，作为被投资的公司，我接受投资人的考核，比如两年业绩增长必须达到多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答应。
至于为什么我能吸引到这家基金的老板，也许是语言的坚定，眼神的表达，也许是每句话措辞的语调。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气场。
华尔街投行低下了高昂的头
2009年3月CGA转板AMEX(即全美证券交易所)，成为一个真正的上市公司。很多人问我怎么想?我说没什么可以让人兴奋的，因为都在计划之中。转主板也就是填表嘛，履行个程序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上OTCBB之后连续三个季度业绩增长，转板条件已经都具备了。
2009年年底，CGA又从AM EX转板到纽交所。一切都是按照预设的步骤来，哪天路演，哪天定价，哪天发行，哪天交易，如此而已。
资本市场需要你把一个公司讲清楚，但是光讲故事不行，要讲出你的未来，要用每个季度的数字来证明你所讲的是真实的，别人才会信任你。我们从未失过一次言，所有预期全部超过。做好财务预测说起来很容易，背后倾注着心血和汗水。预测太高了，做不到会失信。那一定要预测一个很低的数字吗?你预测下季度亏损，结果你赢利了1块钱，那也不行。预期的财务数据一定不能特别容易实现，但是又一定要实现，你将会为你说的每句话付出代价。
上纽交所时，CGA做了公募融资。这次跟投行谈判的佣金价格低到2％(融资总额的2％)，这前所未有(通常佣金都在7％左右)。
当时谈了几家美国投行，我们采用了Ovemighttransaction(隔夜交易)，即头天晚上通知几家可能合作的投行，要求在规定时间(第二天早上9点)前做出反馈，包括竞标书、价钱和佣金都要报上来。
其实投行做我们这个案例时，也在做他的市场和销售。在那之前，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做过Ovemighttransaction，我们是第一家。一旦做成这一个案例就会拿下一片市场。即便这个单子可能不赚太多钱，但是丢掉这个单子投行可能会失去很多。接到通知后，投行肯定要到市场找投资基金，几家投行可能会问到同一家基金，对我们感兴趣的那些基金可能我们之前就有过沟通。投行都会跟基金讲能拿到这个项目，但谁能拿到只有我们才最清楚。
第二天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做完，这就是一种博弈，2％的价格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什么都不懂，受制于人并不奇怪，但如果清楚地知道正在做的每一步和往后的若干步，就可以从容操控局面。做完项目，一家美国投行的人说了一句话：“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让华尔街的大佬们低下了高昂的头，这个人是李涛。”
被做空
2009年9月，网络上发布了一篇匿名报告，攻击CGA，说我们工商局备案的2008年营业收入数据和提交给美国SEC数据相差很大，说我们在黑龙江没有销售，没有经销商。当时股价还在12美元左右。
我们早就知道，美国有做空制度。只不过第一次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叫资本的血腥?从做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了做空一些人可以不择手段。
实际上，我们每年经销商大会有二三百人参加，黑龙江市场到处是CGA的产品，怎么没有销
光讲故事不行，要讲出你的未来，要用每个季度的数字来证明你所讲的是真实的，别人才会信任你售，没有产品?至于工商局数据，这是国情。作为上市公司，我们不愿意争执。但我们还是成立小组来应付这件事，共有6、7个人，有投资者关系，有律师，有CFO。匿名报告出来后第三天，我们在网络上发布了新闻稿，作为回应。
2011年初，美奇金一家北京的投资咨询公司具名发布了公告，说我们的数据差异和销售问题(内容和匿名报告如出一辙)。报告发布后，我们的股价立刻下跌了一些。
公司随即发布了北京谷丰和中国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16.5万吨二元酸复合肥合同公告，股价止跌反弹。当天股价到了7，99美元，然后到了8美元。其实合同早就定下来了，不过我感觉对我们的攻击可能没那么轻易结束，我们一定要把反击的炮弹留到最合适的时候。
去年11月，CGA把内部审计和有关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的咨询机构换成了安永。但我想，真假业务不要指望哪个审计师，需要企业向资本市场证明是真的，也只有自己是真的，安永才可能证明你是真的。
投资者会陆陆续续看到我们的应对措施。总之一切运营工作还是按部就班做下去。
相比CGA的曲折婉转上市路，联合信息轻松多了。CGA有700万美元净利润去了OTC，可现在联合信息500万美元；争利润，我们2010年5月份就在纳斯达克直接IPO了。
坦率说，从没有任何事对我是很大的挫折，打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事能够对我构成挫败感。相比当初背着被子走出村子到西安上大学，走向美国是一个更小的挑战。
河南人李涛，在西安做了两家公司：一个农业公司中国绿色农业(NYSE：CGA)，一个信息技术公司联合信息(NASDAQ：KONE)。两年间，他先后把这两家公司送到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了市。
李涛，高个子，光亮的额头，说话简短，总是用最少的字表达足够的意思。有人评价说：没见他笑过，也没见他沮丧过，永远都是那副脸。李涛不喜欢受别人控制，他希望可以掌控自己的一切，给每件事情定一个Deadllne(最后期限)，是他一贯的风格，通常必须如期完成。
中国绿色农业公司在美国融资时，李涛对华尔街投行说：你必须按照我的步骤来，这是条件，你做还是不做?结果投行们做了。
2010年美股42家新上市中国公司创始人财富榜(按持有市值排名)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几乎都不会感到很惊讶。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我可以迎接一切变化。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生活有关。20年来，我的年龄没有变过，20多岁时别人就猜我40岁；今天，人们还猜我40岁。
有的公司找财务顾问，送别人股票或者付费。我们没有找，自己写材料，找审计师、律师，然后直接上市
1983年，18岁，我考上大学，然后又考上硕士，接着在西北工业大学念博士。2000年回去给父母扫墓，村里3000人，正儿八经考上大学的还就我一个人。
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想，用5年当上科长就不错。结果很意外，工作两年半后，我直接当了副处长，然后是正处长。
到1997年，想做点自己的事，于是下海经商。本来希望用十年做到收入2000万元，管理50号人，结果不到一年就实现了。
最初想做自动化公司，高校出来的人嘛，都想做所谓高新技术。后来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这几乎不可能，只能做代理，给别人做嫁衣、跑龙套。我想我们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做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来。经过市场调查，我们发现自动化和计算机结合是个好方向。这就是联合信息的前身。现在联合信息致力于无线网络下的音视频传输、信息交互技术为基础的系统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找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做。选来选去看上农业，那时候陕西省植保所有一对夫妻，他们研究出了腐殖酸产品，有改善土壤、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于是购买了他们的专利，开始做有机肥料市场。这就是如今的中国绿色农业。
国内肥料市场基本是区域性品牌，非常分散，有6000～7000家企业，其中1000～2000家有一定规模。我们觉得未来一定会整合，会兼并和重组，会从游击队演进到靠品牌生存。因此筹划上市，利用资本进行并购和重组，推动品牌做大做强。
牢牢操控自己的—切
CGA是通过反向收购上市的。以CGA的规模，当时去香港的话就是创业板，那可不是一个好选择。国内上的话再融资很困难，最后选定去美国，而且选择了一个相对便捷的方式：反向收购。通过收购一个壳公司，再转板到主板，比如纳斯达克、纽交所。
2007年最后一天我们做完材料，本来准备2008年8月之前转板成功，没想到遇到了金融危机，到2009年年底才正式转入纽交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两个公司到美国上市，没有找任何一家中介机构。有的公司找财务顾问，找咨询，送别人股票或者付费。我们一股也没有送过人，一分钱中介费没出过。是自己写材料，找审计师、律师，然后直接上市。
有人说，自己做材料好像闻所未间，其实有什么呢?可是世界上有人天生会做这个东西吗?
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别人控制我的事情。
我坚信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像我一样了解我的公司。请一个顾问来做，我还是要跟他介绍公司情况。即使找顾问，也必须把每件事情搞清楚，否则不做。必须清清楚楚知道每一步怎么做，风险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开始也是不懂，但是并不难。去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载上市公司的招股书样本，照着写就行。什么商业模式描述、赢利预测、风险披露、市场描述、公司财务模型建立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通过律师把关之后报给SEC。做完项目后，我们上市团队中一个员工就跳槽直接去做财务顾问了。他经过这一轮，什么都会了。
我有个习惯，就是给自己的事情定一个Deadline。我们2008年8月正式上OTCBB，同时向美国私募融了资。当时下定决心，到12月底结束这次融资，能融多少算多少，主要考虑到马上是中国春节和元旦，美国有圣诞节和元旦，时间一拖长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当时宏观经济已经有不稳定的迹象。本来预定融资2600万美元，最终融了2051万美元，如期结束。
融资就是卖股票，能卖什么价钱完全看供求关系，创始人必须抓住融资的时间窗口。如果我们当时不能在12月底结束融资，过年后想融资门儿都没有。春节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2008年5月我在美国做非融资路演，那时候已经一片哀嚎，到了8、9月份情况越发严重，10月份走到哪里都感觉好像世界末日。
上OTCBB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做SEC文件，而是私募融资。私募会有一个牵头的主投资人。当时我们路演时，到了达拉斯一家专投中国的公司。之前他投过一家类似公司，对同行业公司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到了他们办公室和几个分析师开会。旁边一个桌子上有5、6个屏幕，老板就坐在那同时看几个屏幕的股票信息，没有参加我们的会。我非常清楚他就是老板，只有老板才能坐那个位置嘛。当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老板吸引过来，只有让他跟我谈，才可能拿到钱，分析师们不可能有这个决策权。实际上，我们讲到一半时，老板已经把全部精力转移到我们这了。
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说了一句话，他当场就决定做CGA主投资人(领头基金)。我说，中国有句话叫“烧钱期”，中国绿色农业已经过了烧钱期。技术成熟，市场成熟，人力资源成熟，已经是一个快速赢利、稳定发展的企业，以后每年增长都不会低于一个具体数字。现在看来，CGA完全实现了这样的业绩增长，实现了对投资人的承诺。
我们不给Optlon(期权)，不给Warrants(认股权证)，一切可转的都不给，那会对后面影响很大
当时有四个主投资人备选，最后我们也选了他。我们的条件也很硬，我们不给Option(期权)，不给Warrents(认股权证)，一切可转的都不给，那会对后面影响很大，后续融资将会举步维艰。当然，作为被投资的公司，我接受投资人的考核，比如两年业绩增长必须达到多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答应。
至于为什么我能吸引到这家基金的老板，也许是语言的坚定，眼神的表达，也许是每句话措辞的语调。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气场。
华尔街投行低下了高昂的头
2009年3月CGA转板AMEX(即全美证券交易所)，成为一个真正的上市公司。很多人问我怎么想?我说没什么可以让人兴奋的，因为都在计划之中。转主板也就是填表嘛，履行个程序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上OTCBB之后连续三个季度业绩增长，转板条件已经都具备了。
2009年年底，CGA又从AM EX转板到纽交所。一切都是按照预设的步骤来，哪天路演，哪天定价，哪天发行，哪天交易，如此而已。
资本市场需要你把一个公司讲清楚，但是光讲故事不行，要讲出你的未来，要用每个季度的数字来证明你所讲的是真实的，别人才会信任你。我们从未失过一次言，所有预期全部超过。做好财务预测说起来很容易，背后倾注着心血和汗水。预测太高了，做不到会失信。那一定要预测一个很低的数字吗?你预测下季度亏损，结果你赢利了1块钱，那也不行。预期的财务数据一定不能特别容易实现，但是又一定要实现，你将会为你说的每句话付出代价。
上纽交所时，CGA做了公募融资。这次跟投行谈判的佣金价格低到2％(融资总额的2％)，这前所未有(通常佣金都在7％左右)。
当时谈了几家美国投行，我们采用了Ovemighttransaction(隔夜交易)，即头天晚上通知几家可能合作的投行，要求在规定时间(第二天早上9点)前做出反馈，包括竞标书、价钱和佣金都要报上来。
其实投行做我们这个案例时，也在做他的市场和销售。在那之前，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做过Ovemighttransaction，我们是第一家。一旦做成这一个案例就会拿下一片市场。即便这个单子可能不赚太多钱，但是丢掉这个单子投行可能会失去很多。接到通知后，投行肯定要到市场找投资基金，几家投行可能会问到同一家基金，对我们感兴趣的那些基金可能我们之前就有过沟通。投行都会跟基金讲能拿到这个项目，但谁能拿到只有我们才最清楚。
第二天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做完，这就是一种博弈，2％的价格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什么都不懂，受制于人并不奇怪，但如果清楚地知道正在做的每一步和往后的若干步，就可以从容操控局面。做完项目，一家美国投行的人说了一句话：“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让华尔街的大佬们低下了高昂的头，这个人是李涛。”
被做空
2009年9月，网络上发布了一篇匿名报告，攻击CGA，说我们工商局备案的2008年营业收入数据和提交给美国SEC数据相差很大，说我们在黑龙江没有销售，没有经销商。当时股价还在12美元左右。
我们早就知道，美国有做空制度。只不过第一次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叫资本的血腥?从做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了做空一些人可以不择手段。
实际上，我们每年经销商大会有二三百人参加，黑龙江市场到处是CGA的产品，怎么没有销
光讲故事不行，要讲出你的未来，要用每个季度的数字来证明你所讲的是真实的，别人才会信任你售，没有产品?至于工商局数据，这是国情。作为上市公司，我们不愿意争执。但我们还是成立小组来应付这件事，共有6、7个人，有投资者关系，有律师，有CFO。匿名报告出来后第三天，我们在网络上发布了新闻稿，作为回应。
2011年初，美奇金一家北京的投资咨询公司具名发布了公告，说我们的数据差异和销售问题(内容和匿名报告如出一辙)。报告发布后，我们的股价立刻下跌了一些。
公司随即发布了北京谷丰和中国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16.5万吨二元酸复合肥合同公告，股价止跌反弹。当天股价到了7，99美元，然后到了8美元。其实合同早就定下来了，不过我感觉对我们的攻击可能没那么轻易结束，我们一定要把反击的炮弹留到最合适的时候。
去年11月，CGA把内部审计和有关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的咨询机构换成了安永。但我想，真假业务不要指望哪个审计师，需要企业向资本市场证明是真的，也只有自己是真的，安永才可能证明你是真的。
投资者会陆陆续续看到我们的应对措施。总之一切运营工作还是按部就班做下去。
相比CGA的曲折婉转上市路，联合信息轻松多了。CGA有700万美元净利润去了OTC，可现在联合信息500万美元；争利润，我们2010年5月份就在纳斯达克直接IPO了。
坦率说，从没有任何事对我是很大的挫折，打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事能够对我构成挫败感。相比当初背着被子走出村子到西安上大学，走向美国是一个更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