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它出自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里的《故乡》一文。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阿Q精神”，还有“回字有四样写法”，也都出自鲁迅的《呐喊》。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呐喊》可以说是小说里的第一名，站在绝对的顶峰。它被看作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
　　《呐喊》一共收录了鲁迅的14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篇目，它们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坛，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
　　小说集生动地塑造了狂人、孔乙己、阿Q、闰土等一批不朽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间中国社会生活的现状，有力地揭露和鞭挞了封建旧恶势力，表达了作者渴望变革、希望唤醒国民的思想。
　　《呐喊》里的小说基本上创作于1918年至1922年间，适逢新旧文化剧烈碰撞时期，鲁迅要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便用“呐喊”二字为作品集命名。并且，他借鉴外国小说的写作手法，用白话文的方式将其与中国传统小说相结合，开创出全新的表现方式。
　　《呐喊》的思想性分为几个层面。
　　它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报以深切的同情，同时又对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无可奈何，也想对那些愚昧落后的思想进行教化，但鲁迅又无力改变，文章最后都变成了讽刺。比如《药》中，蘸了人血的馒头能治肺病是老百姓的普遍认知，那些百姓根本不关心蘸的是什么人的血，只要能有人血馒头就好，外面的革命、是非对错都与他们无关，愚昧麻木到骨子里。《社戏》《故乡》《风波》《阿Q正传》等篇目描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悲哀。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即便能解救一个人，也解救不了所有人。既然如此，那就拿起笔，唤醒全社会吧。
　　他对知识分子呐喊，试图唤其觉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孔乙己》。孔乙己是典型的旧式文人、科举制度的追随者，好逸恶劳，自视甚高，瞧不起农民，穷酸潦倒，最后于无声无息中死去。《白光》中的陈士成、《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对科举还抱有希望，同样迂腐不堪。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没有预见性，而且明明社会大变革已经来临，他们仍然固守着旧习不肯放手。鲁迅想用文章唤醒民众，其实收效甚微。只有后来人在复盘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当年那些呐喊的振聋发聩。
　　《呐喊》对封建思想及其卫道士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是谁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是封建思想和它的卫道士。它们无处不在，对民众的思想进行奴役和戕害，造成国民的病态心理，一手制造了国民劣根性。鲁迅用手中的笔毫不留情地揭露造成如此现状的根本原因，以及导致丑陋和罪恶的根源。这样的思想深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呐喊》开辟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全新形式。14篇小说里，既有现实主义写法，也有浪漫主义写法；既有情节，又不为情节所绑架，情节完全是为了主题服务，为了达到他极致讽喻的目的。他是现代讽刺小说的开山鼻祖，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今天的人该怎样读《呐喊》呢？有人说，现在距离鲁迅的年代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还有什么可启发和借鉴的？其实不然。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
　　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和百年前一样处于大變革之中？答案是“是”。中国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止过，但这并不意味着愚昧落后的现象一夕消失。国民劣根性是否还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摆脱了自身的桎梏，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最后要思考的就是，鲁迅曾经同情的，还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同情的？鲁迅曾经想要唤醒的，还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唤醒的？鲁迅曾经抨击的，还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抨击的？
　　思考出了答案，便是读懂了《呐喊》，读懂了鲁迅。

优秀片段

　　《呐喊》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形象之典型、文字之深刻，还在于它敲响的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丧钟，更是后世经久不灭的警钟。
　　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当代的每一条微博热搜都能从鲁迅名言中找出一句来评论。这并不是鲁迅“未卜先知”，而是因为他的讽刺和批判不只以封建社会为靶子，更切入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内核———人性本身。这一点在《呐喊》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与“吃人”，在当今社会仍有隐而不显的遗毒；孔乙己的古板迂腐、阿Q的可笑可怜，也可让我们在忍俊不禁之后隐约照见自己的影子。
　　鲁迅的笔墨刀锋，在时空的淘洗中依旧寒光熠熠，扎入每个人心中藏得最深、最不愿面对以至淡忘的东西。他的那声呐喊在历史的隧道中一次次回荡，每一次都发人深省。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一林彦凯
　　指导教师陈黎铃
　　读罢《呐喊》中的《药》一文我深觉荒唐：一个革命者为民众解放而就义，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售卖。所谓“人血馒头”，是封建迷信的衍生物，是人们愚昧无知的象征。这与夏瑜就义的目的形成强烈的反差，具有讽刺意味，也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鲁迅先生意在借此故事“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网络时代，“人血馒头”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意：一些无良媒体利用灾难或不幸之人来捏造耸人听闻的消息，以此增加自己的热度与流量。但当代的中国民众不再是旧社会的愚昧麻木之人，那些险恶用心往往被迅速识破，并受到一致的谴责与唾弃。由此观之，百年间，鲁迅先生的“药”已在中国社会显出疗效，也不枉无数仁人志士所洒之鲜血、无数文化先驱所费之苦心。这亦是《药》真正的意义之所在。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一蔡婧瑜
　　指导教师陈黎铃
　　《呐喊》中有太多的“看”：狂人发疯被村镇上的人围观，呼吸微弱的宝儿被街上的人指点，阿Q在囚车里被一众看客跟随……于是，孩子们也学会了“看”。 　　咸亨酒店柜台后边的小伙计跟着所有喝酒的人一起看着孔乙己笑。读罢《呐喊》各篇，再回头看早已熟悉的《孔乙己》，一种巨大的无力感突然攫住了我。
　　“救救孩子……”先生百年前发出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在成人世界麻木氛围的熏染下，孩子们也学会了冷眼旁观，失去了悲悯心。先生于是高声呐喊，直至喉咙嘶哑，欲以此唤醒世人的悲悯之心，拯救属于孩子们的未来中国。
　　今日之中国与先生所处时代固然不可同日而语。然反观当下，这样冷漠的“看”、麻木的旁观仍然如幽灵般不时徘徊于人间。对潦倒的流浪者，只会责问“为什么不找份工作”；对失败者，往往轻蔑地说一句“真蠢”；甚至热衷于网络围观，“开撕”“打一架”等幸灾乐祸的弹幕频频闪现。我们是否在不自觉中也失去了悲悯心呢？
　　踏着先生走出的路，我也愿振臂高呼，即使微不足道，即使声嘶力竭。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一陈劢琦
　　指导教师陈黎铃
　　提到“差不多先生”，定会让人想起胡适笔下马马虎虎的那位。鲁迅也针砭过国人敷衍苟且的毛病，在小说《端午节》中就塑造了一位“差不多先生”方玄绰。如果说胡适笔下人物形象的勾勒更加概括，那么方玄绰有更多与具体现实的联系，且具有强烈的作者自我剖析的影子。
　　方玄绰与那位“差不多先生”的一大不同，在于他有对自己的审视、对自身矛盾潜意识的抗拒，虽然这种审视与抗拒在小说中因软弱而失败。他时常疑心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但最后总是“差不多”的惰性占了上风，迈不出改变的那一步；他会一遍又一遍翻看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对自身困境却无能为力；他不加入索薪行列，认为索薪欠斟酌，可一旦经济拮据，他也赞同索薪了；他口头上责备太太提出的买彩票碰运气的做法，心里却想着“头彩几万元”的广告……人物的这种矛盾、迷茫与悲哀，是作者魯迅对“‘五四’浪潮过后究竟在中国留下什么”的无奈、发问与反思。
　　回到小说标题，为何起名《端午节》？一是1921年端午节确有北京院校师生向北洋政府讨薪事件发生，鲁迅也参与其中。二是端午节本身的含义：端午传统历史悠久，纪念为国献身的屈原的伟大灵魂，象征着一种“旧文化”；革新之际的中国，却是一批表面接受新知、骨子里闭上双目懒于斗争的知识分子，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南京师大附中高二张樵风
　　指导教师顾萍
　　一代不如一代，人们如是感慨。
　　何出此言？因为心中还有期盼，还有希望，希望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好，也坚信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好。这是支持鲁镇人活着的一大力量，未来被赋予了无限美好的意义。
　　这并非一个完全空穴来风的许诺，只是鲁镇上的人们错误地把社会的混乱和千张嘴万句话的嘈杂当成了进步。事实是，当时的社会纵使发生了变革，也不是像书中所说的那般由一个时间点彻底划分前后。鲁镇没有进步，只是原地踏步的圈中又掺杂了“革命”“坐龙庭”等新词而已。
　　鲁镇人的希望也仅局限在希望。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一个人的小名是他们出生时的斤数，这是他们日后无论有了多大成就都改变不了的。一个人一出生便注定与之捆绑，仿佛在脚踝上拴了一道铁索。
　　———南京师大附中高二郭芳婷
　　指导教师顾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