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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成对，敞口，弧腹，圈足，器表内外装饰划花纹，外口沿下饰复线弦纹，等距以短弦线切断，下腹饰仰莲瓣，莲瓣较宽，内口沿下饰三组卷草纹，器壁饰七个变形莲瓣，内填佛教宝物，底心饰折枝草叶。
此对碗造型纹饰均为元代流行之式样，时代特征十分鲜明，而其制作之精湛无疑远超出同时代之一般龙泉碗。首先，元代龙泉窑青瓷胎质普遍较厚，釉色以青中泛黄的豆青釉为主，而此对碗胎壁匀整而薄，弧壁饱满，釉色近梅子青，釉面光洁，质感深沉宁静，其工艺上必经一番精打细磨的修胎过程。
其次是纹饰，元代龙泉窑多采用工艺简单，效率高，适合批量规模生产的印花、贴花等装饰工艺，此对碗则采用较费工耗时的传统刻划花手法，纹样布局严谨工整，主题图案七宝纹精美写实，刻划细腻。
七宝甚为罕见，常见者为八宝。八宝纹也称八吉祥纹，始见于元代，流行于明清，系西藏喇嘛教传入汉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封喇嘛教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至元六年（1269），颁行八思巴文，自忽必烈以后的诸帝，在登上皇位之前，都要受佛戒九次。八宝纹可说是元代尊崇藏传佛教，并向社会审美渗透的具体见证。八宝纹和八思巴文一样是元代龙泉窑中不同于传统题材的特殊纹样，可资参照的例子如2010年9月山东菏泽元代古沉船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刻花八宝纹盘（口径34.3厘米）”，内底心饰十字宝杵，外围八宝，计有法螺、莲花、方胜、卷书、方锭、象牙、盘长、犀角等八种。除龙泉窑外，元景德镇枢府瓷、青花器等品种上亦常见到八宝或杂宝纹，或为主题纹或为辅助纹，最常见的法器宝物种类有“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等八种。此对碗装饰的“七宝”种类较特殊，两碗共计有“法螺、莲花、华盖、火珠、木鱼、双鱼、宝幢、象牙、盘长、鹿角”等十样，其中“木鱼”一般未见于其他器物。另，日本私人收藏还见有“元龙泉窑青瓷划花六宝纹碗”，碗内壁装饰划花六宝，可见早期佛教八宝并无定数，种类亦不固定。
此外，龙泉窑装饰的八宝实以杂宝为多，在线条刻划上通常较随意，图案上偏于“简笔”、“写意”，且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如上述菏泽沉船元龙泉窑十字宝杵八宝纹盘以及日本藏家的元龙泉窑青瓷划花六宝纹碗，器物品质均尚佳，但划饰的“宝物”图案则相对草率。相比之下，本文所述这对碗上的七宝纹图案线条纤细而清晰，刻划流畅而精准，在龙泉窑八宝纹器物中绝无仅有。
这对七宝纹碗原出于元上都遗址窖藏，以其精湛高超的工艺而言，很可能为官器性质，而用途上，或为官方祭祀之用。元代皇室贵族虽重金银器并大量使用金银器，瓷器亦受青睐，从元大都遗址发现的大量瓷器、内蒙古集宁路考古发掘的元代窖藏瓷器等都可见出。且《元史·祭祀志》有：“衣冠尚质，祭器尚纯”的记载，青釉、卵白釉、青花等瓷器正符合“尚纯”的标准，金银器有金银器的奢华之色，瓷器亦有瓷器的质纯之美。又《元史》卷七十四记载：“中统（1260—1263）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元时，龙泉窑、景德镇均属浙江行省，其中景德镇烧制官器有文献的明确记载，刘新园先生《元文宗时代之官窑瓷器考》一文有精辟论述。笔者认为，元代龙泉窑也存在官方烧制行为，这也是明初朝廷之所以在饶、处两府烧制官器的基础。实物方面，如新安沉船出水的“使司帅府公用”铭青瓷盘，颇值得关注。该盘亦装饰纤细的划花纹饰，外壁下腹划宽大的变形莲瓣纹，内面装饰四季花卉，辅饰三组卷草纹，其卷草纹式样与本文所述之七宝纹碗颇为相类。另外，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末明初龙泉窑青瓷刻花云鹤纹茶托”，虽造型纹饰与七宝纹碗不同，但风格有相似处，其共同点是，造型规整，胎壁匀薄，釉面光洁，划花纹纤细清晰，写实细腻，精美异常。
由于元代龙泉品质大体上不如南宋，元代龙泉精品未能受到很好的关注，如此对七宝纹碗者，绝非精美二字所能尽，其价值意义有待更深入地探讨与挖掘。
此对碗造型纹饰均为元代流行之式样，时代特征十分鲜明，而其制作之精湛无疑远超出同时代之一般龙泉碗。首先，元代龙泉窑青瓷胎质普遍较厚，釉色以青中泛黄的豆青釉为主，而此对碗胎壁匀整而薄，弧壁饱满，釉色近梅子青，釉面光洁，质感深沉宁静，其工艺上必经一番精打细磨的修胎过程。
其次是纹饰，元代龙泉窑多采用工艺简单，效率高，适合批量规模生产的印花、贴花等装饰工艺，此对碗则采用较费工耗时的传统刻划花手法，纹样布局严谨工整，主题图案七宝纹精美写实，刻划细腻。
七宝甚为罕见，常见者为八宝。八宝纹也称八吉祥纹，始见于元代，流行于明清，系西藏喇嘛教传入汉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封喇嘛教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至元六年（1269），颁行八思巴文，自忽必烈以后的诸帝，在登上皇位之前，都要受佛戒九次。八宝纹可说是元代尊崇藏传佛教，并向社会审美渗透的具体见证。八宝纹和八思巴文一样是元代龙泉窑中不同于传统题材的特殊纹样，可资参照的例子如2010年9月山东菏泽元代古沉船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刻花八宝纹盘（口径34.3厘米）”，内底心饰十字宝杵，外围八宝，计有法螺、莲花、方胜、卷书、方锭、象牙、盘长、犀角等八种。除龙泉窑外，元景德镇枢府瓷、青花器等品种上亦常见到八宝或杂宝纹，或为主题纹或为辅助纹，最常见的法器宝物种类有“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等八种。此对碗装饰的“七宝”种类较特殊，两碗共计有“法螺、莲花、华盖、火珠、木鱼、双鱼、宝幢、象牙、盘长、鹿角”等十样，其中“木鱼”一般未见于其他器物。另，日本私人收藏还见有“元龙泉窑青瓷划花六宝纹碗”，碗内壁装饰划花六宝，可见早期佛教八宝并无定数，种类亦不固定。
此外，龙泉窑装饰的八宝实以杂宝为多，在线条刻划上通常较随意，图案上偏于“简笔”、“写意”，且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如上述菏泽沉船元龙泉窑十字宝杵八宝纹盘以及日本藏家的元龙泉窑青瓷划花六宝纹碗，器物品质均尚佳，但划饰的“宝物”图案则相对草率。相比之下，本文所述这对碗上的七宝纹图案线条纤细而清晰，刻划流畅而精准，在龙泉窑八宝纹器物中绝无仅有。
这对七宝纹碗原出于元上都遗址窖藏，以其精湛高超的工艺而言，很可能为官器性质，而用途上，或为官方祭祀之用。元代皇室贵族虽重金银器并大量使用金银器，瓷器亦受青睐，从元大都遗址发现的大量瓷器、内蒙古集宁路考古发掘的元代窖藏瓷器等都可见出。且《元史·祭祀志》有：“衣冠尚质，祭器尚纯”的记载，青釉、卵白釉、青花等瓷器正符合“尚纯”的标准，金银器有金银器的奢华之色，瓷器亦有瓷器的质纯之美。又《元史》卷七十四记载：“中统（1260—1263）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元时，龙泉窑、景德镇均属浙江行省，其中景德镇烧制官器有文献的明确记载，刘新园先生《元文宗时代之官窑瓷器考》一文有精辟论述。笔者认为，元代龙泉窑也存在官方烧制行为，这也是明初朝廷之所以在饶、处两府烧制官器的基础。实物方面，如新安沉船出水的“使司帅府公用”铭青瓷盘，颇值得关注。该盘亦装饰纤细的划花纹饰，外壁下腹划宽大的变形莲瓣纹，内面装饰四季花卉，辅饰三组卷草纹，其卷草纹式样与本文所述之七宝纹碗颇为相类。另外，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末明初龙泉窑青瓷刻花云鹤纹茶托”，虽造型纹饰与七宝纹碗不同，但风格有相似处，其共同点是，造型规整，胎壁匀薄，釉面光洁，划花纹纤细清晰，写实细腻，精美异常。
由于元代龙泉品质大体上不如南宋，元代龙泉精品未能受到很好的关注，如此对七宝纹碗者，绝非精美二字所能尽，其价值意义有待更深入地探讨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