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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出版基金助力学术文化出版，已有先例。在上海，我国首家民间出资、媒体主办、专业评审的出版基金——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已经成功举办三届的评选招募。然而，在出版界似乎至今还是一枝独秀，热心者不多。关于民间出版基金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反观国外出版强国，民间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活动则是屡见不鲜的常态。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民间出版基金的先例似乎还是个孤例，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从政策层面来看，民间资金进入出版领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发布了《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尽管有人认为这还只是出版行业对民间资本的“试探性放开”，但毕竟是对支持民资参与科技、财经、教辅等专业图书的出版经营活动有了明文规定。作为文化慈善性质的民间出版基金，只是对出版项目的资助，未必要参与出版经营活动，在出版流程管理中选题报批与内容质量把关遵照执行出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也就更无运行的障碍——首家民间出版基金的运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大学，司空见惯的是校友或其他热衷教育慈善的设立一个人命名的奖学金或助学金，很少有人主动提出设立一个出版基金。大学出版社在这个问题上普遍重视不够。为改变这一尴尬现状，大学出版社应当行动起来。
积极宣传鼓励
大学出版社应依托办社主体——所在大学校友人才辈出以及校友对文化传播的理解和关注的天然优势，发挥校友会等机构的作用，利用校庆活动、各地校友活动的时机，大力宣传和鼓励他们投资出版活动。在出版社专设固定班子，专门负责基金事务。在出版社网站、海报等宣传窗口大张旗鼓地引资。基金资助的项目设计专门标识，在图书封面上适当呈现。开展文化慈善先进人物评选、奖励等活动，扩大善举的社会效益。
国家出版基金、政府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的获得，评选严格，入选名额有限，出版社无一例外都把能够争取到这样的资助视为荣誉与动力。民间出版基金没有国家层面规格级别，但同样可以为国家政府所资助的同类项目出力。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调动结合起来，可以解决僧多粥少的困难。关键是大学出版社要改变观念，寻找更多出路。获得政府支持值得自豪，面向社会“化缘”并不丢面子。在对外宣传的同时，在社内也要做好宣传发动，鼓励引资。对引资工作做得好的还要给予奖励。
认真招募遴选
民间出版基金的设立与运行，是出资人的理想和出版企业的出版理念的合拍共振，大学社要将希望得到资助的项目做好长期规划，用项目的意义与价值吸引资助。和点对点、一对一的传统资助出版不同，设立的出版基金可以是一个人的独立资助，也可以是团体或多人的共同资助，但最好资助的是某个产品群或产品线。资助金可以落实到某批次或某几本书中，但出版社不能只依靠资助金支撑产品线，必须以自身投入为主、外界资助为辅，坚持重点精品的开发。
从国外的出版实践来看，学术类、文化输出类等非畅销类图书项目受资助的较多，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书完全通过市场行为难以赢利，需要资助。在我国也是一样。资助项目的价值判断是招募遴选的重要依据，出版社抓好选题，找对作者，既是常规工作，也是用好民间出版资助基金的基础。好中选优，量力而行，分步实施，方能做出影响、做出品牌，吸引更好的作者稿源、更多的基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加强经营管理
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系列学术著作方面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可以在民间出版基金的管理使用中借鉴运用由政府资助或本社资助的项目管理办法。出版社除了建章立制，管好用好基金外，还要用好经营平台，借力生力，把资助基金的孵化功能发挥好，聚沙成塔而不是坐吃山空。
资助可以无偿，但一些受资助的学术著作、文化精品也是可能产生经济效益回报的。这些回报如果回注到受助产品线的再生产中，才符合捐资人让更多读者受益的初衷。和政府划拨的资助经费一样，来自民间的资助金一样看重钱是怎么花的，是否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加强管理，不只是给出资人有个交代，也是做好精品出版、维护自身出版信誉的必修内功。
出于出资人的偏好，有人关注某一种学科门类学术研究，有人热心民族文化，也有人只对某类原创感兴趣，有人是某作者的“粉丝”，愿意定向资助该作者的创作与出版，也有人愿意资助新人新作。面对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出版社应开门纳资，项目引资，尊重出资人意愿，努力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用制度的到位执行确保把好事办好。
事实上，基础教育出版也存在某些选题出版难的困境，如一些教育名师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些经济薄弱地区学校的校本课程等，都会因为出版经费问题难以顺利出版。转企改制以后，出版社的生存压力和发展空间及已有基础决定了出版社有多大的实力补贴带有公益性质的图书出版。大学社广开民间出版基金大门的同时，中小学的校友设立类似的出版资助金在母校落地，助力教师学术成果的出版与推广也会渐成气候。有的中小学已经有校友赞助的选题启动。
在大学设立民间出版基金，其意义不只是为某些难出的书找到经济支撑，这种做法本身也是践行和谐出版、弘扬积极向善的社会风气。相信民间出版基金的正能量一定能使学术文化出版结出善果。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政策层面来看，民间资金进入出版领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发布了《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尽管有人认为这还只是出版行业对民间资本的“试探性放开”，但毕竟是对支持民资参与科技、财经、教辅等专业图书的出版经营活动有了明文规定。作为文化慈善性质的民间出版基金，只是对出版项目的资助，未必要参与出版经营活动，在出版流程管理中选题报批与内容质量把关遵照执行出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也就更无运行的障碍——首家民间出版基金的运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大学，司空见惯的是校友或其他热衷教育慈善的设立一个人命名的奖学金或助学金，很少有人主动提出设立一个出版基金。大学出版社在这个问题上普遍重视不够。为改变这一尴尬现状，大学出版社应当行动起来。
积极宣传鼓励
大学出版社应依托办社主体——所在大学校友人才辈出以及校友对文化传播的理解和关注的天然优势，发挥校友会等机构的作用，利用校庆活动、各地校友活动的时机，大力宣传和鼓励他们投资出版活动。在出版社专设固定班子，专门负责基金事务。在出版社网站、海报等宣传窗口大张旗鼓地引资。基金资助的项目设计专门标识，在图书封面上适当呈现。开展文化慈善先进人物评选、奖励等活动，扩大善举的社会效益。
国家出版基金、政府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的获得，评选严格，入选名额有限，出版社无一例外都把能够争取到这样的资助视为荣誉与动力。民间出版基金没有国家层面规格级别，但同样可以为国家政府所资助的同类项目出力。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调动结合起来，可以解决僧多粥少的困难。关键是大学出版社要改变观念，寻找更多出路。获得政府支持值得自豪，面向社会“化缘”并不丢面子。在对外宣传的同时，在社内也要做好宣传发动，鼓励引资。对引资工作做得好的还要给予奖励。
认真招募遴选
民间出版基金的设立与运行，是出资人的理想和出版企业的出版理念的合拍共振，大学社要将希望得到资助的项目做好长期规划，用项目的意义与价值吸引资助。和点对点、一对一的传统资助出版不同，设立的出版基金可以是一个人的独立资助，也可以是团体或多人的共同资助，但最好资助的是某个产品群或产品线。资助金可以落实到某批次或某几本书中，但出版社不能只依靠资助金支撑产品线，必须以自身投入为主、外界资助为辅，坚持重点精品的开发。
从国外的出版实践来看，学术类、文化输出类等非畅销类图书项目受资助的较多，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书完全通过市场行为难以赢利，需要资助。在我国也是一样。资助项目的价值判断是招募遴选的重要依据，出版社抓好选题，找对作者，既是常规工作，也是用好民间出版资助基金的基础。好中选优，量力而行，分步实施，方能做出影响、做出品牌，吸引更好的作者稿源、更多的基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加强经营管理
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系列学术著作方面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可以在民间出版基金的管理使用中借鉴运用由政府资助或本社资助的项目管理办法。出版社除了建章立制，管好用好基金外，还要用好经营平台，借力生力，把资助基金的孵化功能发挥好，聚沙成塔而不是坐吃山空。
资助可以无偿，但一些受资助的学术著作、文化精品也是可能产生经济效益回报的。这些回报如果回注到受助产品线的再生产中，才符合捐资人让更多读者受益的初衷。和政府划拨的资助经费一样，来自民间的资助金一样看重钱是怎么花的，是否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加强管理，不只是给出资人有个交代，也是做好精品出版、维护自身出版信誉的必修内功。
出于出资人的偏好，有人关注某一种学科门类学术研究，有人热心民族文化，也有人只对某类原创感兴趣，有人是某作者的“粉丝”，愿意定向资助该作者的创作与出版，也有人愿意资助新人新作。面对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出版社应开门纳资，项目引资，尊重出资人意愿，努力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用制度的到位执行确保把好事办好。
事实上，基础教育出版也存在某些选题出版难的困境，如一些教育名师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些经济薄弱地区学校的校本课程等，都会因为出版经费问题难以顺利出版。转企改制以后，出版社的生存压力和发展空间及已有基础决定了出版社有多大的实力补贴带有公益性质的图书出版。大学社广开民间出版基金大门的同时，中小学的校友设立类似的出版资助金在母校落地，助力教师学术成果的出版与推广也会渐成气候。有的中小学已经有校友赞助的选题启动。
在大学设立民间出版基金，其意义不只是为某些难出的书找到经济支撑，这种做法本身也是践行和谐出版、弘扬积极向善的社会风气。相信民间出版基金的正能量一定能使学术文化出版结出善果。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