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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秋收起义在平江一带爆发，这时苏七生已经15岁了，听到消息后热血沸腾，兴奋不已。不久，苏七生参加了儿童团，第二年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事事都跑在前头。1928年，苏七生找到红5军军长彭德怀，要求当红军。彭德怀说“你还小，过几年再来吧”。1930年，苏七生向彭德怀报到：“我以前来过，你们不收，这回，我们来了一帮人，还有介绍信。”彭德怀高兴地看着苏七生说：“已经是红军战士了，取个新名字吧！”他略一思索道：“叫苏振华，你看好吗？”
1976年“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挑起武装暴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叶剑英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
16岁参军曾遭拒，彭德怀说：“你还小，过几年再来吧”
1912年6月，苏振华出生于湖南省岳陽市平江县三墩乡戴家铺村。因家里贫穷，孩子太多，苏振华刚生下来时，爹娘就想与其让孩子将来挨冻受饿，不如让他“归天”算了。
苏松茂一边抹泪，一边念叨着说：“儿啊，不要怪爹娘狠心，实在难以活命，谁叫你生不逢时呢！”在屋外听到孩子啼哭的祖母，连忙哭喊道：“留下他吧，我少吃一口，养活这个孩子吧！”
因为是第七个孩子，苏松茂就顺口叫他七生。因为是被祖母用米汤、红薯喂养大，所以他个子长得很小，8岁时跟大人一起下田插秧，外人都以为他只有6岁。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在平江一带爆发，“打倒列强除军阀”“‘苏维埃’坐天下”等口号在四乡传播。这时苏七生已经15岁了，听到消息后，热血沸腾，兴奋不已。
不久，苏七生参加了儿童团，第二年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在禁赌、打菩萨、禁杀耕牛、抗粮、宣传妇女放脚，以及打土豪劣绅等运动中，他事事都跑在前头。
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清乡”，从长沙派来3个师开进平江，对农会积极分子进行“清剿”。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5军。
苏七生听说后，顺着三墩河走出山冲，第一次走进了县城。他看见镰刀斧头旗子插在城门楼上，起义军穿着一色的灰军装，领口上系着红带，威风凛凛，于是找到红5军军长彭德怀，要求当红军。彭德怀看他太小，笑着对他说：“你还小，过几年再来吧！”
苏七生回到戴家铺后，坚决要求参加赤卫队。赤卫队长夸赞说：“要得，敢一个人跑到县城去，是个角色！”
1929年春天，苏七生找到游击队的领头人要求参加游击队，领头人说：“要参加游击队吗？那好，先杀一个土豪再来！你有胆量没有？游击队要杀土豪恶霸，是要准备掉脑袋的，你敢不敢？”
苏七生回道：“我这一把梭镖要换恶霸的一杆洋枪！”
几天后，苏七生在一个山洞里成为一名游击队员。当晚就跟着队伍到外乡去打土豪。
这年秋天，苏七生加入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戎马生涯。
18岁的苏七生改名苏振华，成了一名红军班长
1930年6月底，共青团组织决定，要苏七生带领戴家铺的37名少先队员到县城参加红军。
苏七生和伙伴们来到天岳书院，向彭德怀报到。彭德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苏七生回答说：“我叫苏七生。我以前来过，你们不收，这回，我们来了一帮人，还有介绍信。”
彭德怀高兴地看着苏七生说：“已经是红军战士了，取个新名字吧！”他略一思索道：“叫苏振华，你看好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是他对这位新战士的勉励。从此，苏七生拥有了大名。
参军后，苏振华被编入红三军团第5军1师3团3连。
攻打长沙是苏振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7月23日拂晓，红军夹击前进中的敌军。一时间，枪声大作，身边的许多同志纷纷倒下了。苏振华第一次参加战斗，难免心慌，经常不等瞄准就放枪射击。班长对他说：“你跟着我，看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苏振华紧跟着班长趴在工事后面，两眼盯着前面的开阔地带，只见敌人吼叫着冲上来了，班长却纹丝不动，专心瞄准。苏振华克服了初战的恐惧，很快镇定下来。
突然，随着连长一声喊“打”，手榴弹甩到敌阵里爆炸了，许多敌军都倒下了。班长向苏振华吼了一声“冲锋”，苏振华赶紧站起来，学着他的样子，跳出战壕，跟着他直向逃跑的敌人追去。
在激烈战斗中，在胜利追击时，苏振华跟着班长冲在前面，学会了打仗，也打出了一股勇往直前的气势。
红军占领长沙后，于8月6日拂晓撤岀长沙城。天明时，敌军进展很快。彭德怀在前线直接指挥第5军第1师，于长沙城东的浏阳门外，同敌军展开激战，消灭敌军1个团，掩护全军安全地向浏阳撤走，掩护十多万群众撤退。
战斗中，苏振华作战勇敢，得到了锻炼，很快被提升为班长。
21岁荣获中革军委主席朱德颁发的三级红星勋章
1930年10月，苏振华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被选为连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他认真执行上级命令，在反“围剿”战斗中奋勇争先，模范地完成各项任务。
红军提倡平等，提倡民主，而从旧军队来的连长、排长却信奉“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动不动就打人，因此军中打骂士兵的事时有发生。
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打了胜仗，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时，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一个连长毫无道理地打了一名战士，同这名战士要好的几个人愤而逃跑了。这件事引起了苏振华的思考。
苏振华打听到有的连队士兵委员会出面阻止干部打人，而且有效。他便组织士兵起来反对干部打骂战士。
起初，一些干部不听不理，但苏振华并不灰心。有一天，连队集合，有一名战士迟到了，连长不由分说，就动手推打他，苏振华大声喊道：“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平等！”
一些平素拥护民主，支持苏振华的士兵积极分子也一起大声喊了起来：“官长不打士兵！军队需要民主！”于是，那个连长不得不缩手了。 在数次反“围剿”战斗中，苏振华逐步成长起来。1932年12月底，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
1933年3月20日，敌军第11师孤军进至草台岗，困在山高林密的峡谷之中。
这时春分刚过，乍暖还寒。3月21日拂晓，浓雾笼罩着山岗和道路，对面看不清人。红一、红三军团从两面发起猛攻。
敌第11师是国民党军主力，装备精良，十分骄横，战斗呈胶着状态。
打到下午，红军付出了很大牺牲，眼看即将全歼第11师。时任红三军团第1师1团3连指导员的苏振华，带领队伍浴血奋战，反复向敌军最后阵地冲击。
敌军垂死挣扎，用密集的火力拦截。一颗子弹打穿了苏振华的大腿，又一颗子弹打在了颈部，他立刻倒在了地上。敌人的子弹打在离右颈动脉很近的位置，再差分毫，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苏振华第三次负伤了，而且是重伤。他再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奇迹也再次出现，他伤愈了，而且没有落下残疾。6月，他出院回到部队。嵌在颈部的子弹头，一直没有取出来，陪伴了他一生，直到他去世火化后才脱落出来。
1933年8月1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表现英勇和战绩特殊，苏振华荣获中革军委主席朱德颁发的三级红星勋章。
当时红军颁发红星奖章，主要是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红星勋章分为几个等级，三等红星奖章是颁发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苏振华由朱德亲手颁发三等红星奖章，说明他确实在战斗中“经常表现英勇坚决”。
22岁再次获得红星奖章，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忧虑
蒋介石镇压了国民党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后，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而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用“六路分兵”“全线抵御”“阵地防御”“短促突击”，对付敌人的“堡垒主义”的进攻。
打到4月28日，红军不得不撤出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打开了。
7月，时任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政委的苏振华接到命令，坚守半桥镇东面的高虎垴和王土寨，扼守敌人由广昌进攻石城的必经之路。
高虎垴和王土寨两座山头，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控制着道路，利于防守。部队构筑工事，埋设地雷，还用竹钉铺设在外壕前面，用乱草和泥土掩盖起来。
敌人进攻开始了，飞机一早就飞到红军阵地上，一顿狂轰滥炸，把整个山头几乎都掀翻了。
不一会儿，电话线被敌人炮弹炸断，同前沿失去了联系。指挥中断，是战斗中的大忌，苏振华对黄珍说：“我去2营看看。”说罢就冲出指挥所，向2营阵地跑去。
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太阳也黯然失色。苏振华从山脚下奋力爬上2营坚守的王土寨。敌人的炮弹雨点一样落在红军工事上。这样被动挨打，是红军过去从未有过的。
敌人狂轰滥炸了两个多小时，炮火逐渐落在第一线工事后面，敌人要进攻了。2营营长梁纪生命令：“敌进入射击位置，准备射击！”
战士们拍打掉身上的浮土，把一直保护在怀里的枪拿出来，伏在工事里准备射击。
敌军大约1个师的兵力向2营的阵地冲来，比向高虎垴3营阵地冲击的敌军还要多。红军战士沉着地等待敌人进入射程才开火。
突然，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尖叫着踮起脚蹦跳起来，他们踩在红军铺设的竹钉上了，随即倒了下去。跟在后面冲上来的压倒在他们身上，地雷也轰轰爆炸了，敌军乱作一团。红军战士趁势甩出土造的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冲锋，坚守高虎垴的3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地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全营有一半战士牺牲了，营长韦在纪也牺牲了。黄珍派通信主任去代理营长，也牺牲了。再派团总支书记管中会上去，也牺牲了。
下午，敌人第三次冲锋前，苏振华便趁着敌人炮火间隙，来到据守高虎垴顶峰的第11连阵地。情况很糟，工事有一多半被敌人炮火打垮了，人员伤亡过半。但战士们的心却越打越坚强了。
敌人开始了第三次冲锋，红军战士甩出手榴弹，接着就跳出工事，同敌人肉搏，用刺刀拼杀。新代理第3营营长的团供给主任亲自端起机枪，带领战士们把敌人打了下去。他一看苏振华在阵地上，便不由分说推他离开，他向通信班长吼道：“你马上送政委下去！”
一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被打退了，高虎垴、王土寨阵地依然屹立如山。第3营从阵地上撤了下来，苏振华看着原来四五百人的大队伍，只剩下了很少的人了。他想，同前几次反“围剿”连连打胜仗大不相同，仅仅一天就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这样“阵地防御”下去，结果会如何呢？
8月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颁布司字第39号命令：“我中央红军苏区兵团及军区部队，在与敌五次战争中，特别表现英勇坚决而特殊的战绩。军委为鼓励与发扬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特在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颁发红星奖章。”苏振华再次获得了红星奖章，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忧虑。
后来，苏振华在《星火燎原》上发表了《高虎垴战斗》，全篇没有一个字讲它是一场胜仗，他只如实记述了战斗的惨烈，结尾处十分沉痛地写道：“烈士们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他们把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光辉壮丽的事业。可是，英勇的红军在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指导下，虽然经过顽强战斗，还是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33岁担任著名的“杨苏纵队”政委
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后，苏振华率部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程。行军到云南扎西后，苏振华调任整编后的红4师12团政治处主任，12团政委是苏振华的平江老乡钟赤兵。在娄山关一役中，钟赤兵身受重伤，苏振华奉命接任团政委职务。
1936年4月，苏振华被选送进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异常的刻苦。凭借惊人的毅力，他攻克文化和理论阵地，取得优异成绩。连毛泽东也称赞苏振华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后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驻地移至延安。蘇振华也就随校来到这个革命圣地。 这时的延安，已成为抗日中心，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投奔“抗大”。“抗大”第四期开学后，苏振华由二大队大队长改任一大队大队长。一大队是军事大队，大队政委是胡耀邦。
在“抗大”，胡耀邦与苏振华配合默契，是十分亲密的战友。在二人的共同领导下，“抗大”一大队各项工作经常走在全校的前面。
1939年6月21日，中央决定“抗大”第五期开赴抗日前线的晋东南办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来改为青年纵队）。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罗瑞卿，苏振华任1团团长。告别延安后，苏振华率部远征2500余里，最后来到了冀鲁豫边区。
1941年5月，苏振华出任冀鲁豫党政军委员会书记，主持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工作。7月中旬，冀鲁豫军区与鲁西军区正式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苏振华担任第二纵队兼军区政委，杨得志担任纵队司令员，这两个平江老乡配合极为默契。
两个军区刚一合并，苏振华就和杨得志在山东观城东南的红庙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此时的形势是，一些伪、顽军队渐渐猖狂起来，对冀鲁豫根据地的侵扰也增多了。据此，苏振华和杨得志想到要教训那个打着“游击日军”旗号的孙良诚，杀一杀他的气焰。
10月上旬，杨得志、苏振华带着教第3旅、教第7旅和教第4旅共5个团的兵力，由观城出发，经范县、鄄城到达山东省巨野县地区。根据情报，孙良诚现在正挺进到巨野与定陶两县之间的柳林集、楚楼、黄庄、曹楼等地，处在八路军3个旅的中间地带。杨得志与苏振华商定，采取两翼夹击、中间突破的方法，准备连续战斗几次，争取在这一地区消灭孙良诚的主力。派谁担任中间突破的艰巨任务呢？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教第3旅。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经过7天的战斗，楚楼一带的敌人已经被八路军消灭了，一部分残敌正在败退。部队正在迅速向黄庄靠拢，准备一鼓作气拿下黄庄和曹楼。
杨得志在指挥部里对着摊开的地图仔细地查看着。“老苏，在金乡城北的羊山镇有敌人的自卫团总部，敌人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同孙良诚部队主力激战之时，突袭这个自卫团总部。我想让3旅派一支小部队奔袭这个总部，捣毁它。怎么样？”苏振华对着地图沉思片刻说：“可以。但部队的行动一定要快，迟了怕敌人会有防备。”
杨得志一挥手，迅速向第3旅下达了作战命令。3天后，第7旅和第4旅分别在第3旅的配合下，歼灭了躲在黄庄和曹楼的敌人，被派去捣毁敌自卫团总部的第3旅一部也胜利返回。这一仗前后打了20多天，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战绩，迫使孙良诚向成武县以西退去。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开始加紧酝酿内战，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奉命组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纵队，杨得志担任司令员，苏振华担任政委，这就是著名的“杨苏纵队”。
第一纵队刚刚组建完毕，打响的第一仗就是反击国民党军窜犯解放区的邯郸战役。根据刘邓首长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邯郸战役作战原则，苏振华、杨得志首先引诱敌人到预定战场淺阳河套地区，接着以村落为依托，组织大纵深的坚守防御，在第二纵队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北犯企图，坚决不让敌人进入邯郸，在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夺取了邯郸战役的胜利。
1946年8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苏振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转战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1947年3月，杨勇率领的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与苏振华的第一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苏振华先后与“三杨开泰”中的两位（杨得志、杨勇）合作共事，成为战场上密不可分的军政搭档，被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后，苏振华与杨勇、杨得志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2月，杨勇、苏振华分别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政委。同年4月21日，他们指挥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强渡长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9月，第五兵团奉命向大西南进军。
11月上旬，杨勇、苏振华率二野五兵团按照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部署，正率部翻山越岭，挺进贵阳。就在這时，苏振华接到邓小平打来的电话：“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决定任命你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
1949年底，贵州全省解放，苏振华正式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杨勇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苏振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省首任党政军领导人。
46岁开始打造中国的“撒手锏”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神州大地，激荡着摆脱落后、力争上游的热情。结束了在贵州4年多的任职之后，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于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8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当时形势，研究讨论国防建设问题，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会上讲了加强海军建设的意见。22日下午，苏振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小组组长会议，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讨论。毛泽东谈及海军建设时，面带笑容说：“海军提岀保卫海防，不让敌人上岸。中国海岸线一万几千公里，都不让上岸，是不是能够办到？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一万公里不让上，有几千公里让他上;上来后好捉活的，不让跑掉。完全不让上，我看靠不住。就是有些地方准备好了让他上来，把他困住，消灭掉。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打法呢？”
苏振华感到毛泽东讲的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积极防御的问题。毛泽东又接着说：“几年以后，形势会有改变，将来钢生产出来了，工厂搞起来了，要造什么样的飞机，什么样的军舰啊？”毛泽东举目问道：“海军需要多少钢？”
苏振华慎重答道：“造150条潜艇，大约要30多万吨钢。”
毛泽东摇头说：“太少了。还可以多搞些。” 彭德怀插话说：“可以再多搞些潜艇。”
黄克诚也说：“还可以搞航空母舰。”
苏振华接着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出国访问，连一条像样的军舰也没有。将来自己可以造军舰了，太平洋的局势就要改观。”
毛泽东等大家议论了一阵后，说道：“军队，特别是海军、空军，现在要赶快抓技术，抓设计，抓科学研究。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5年、10年以后，还可设想一些新问题。”核潜艇被称为现代海战的“撒手铜”，毛泽东三番五次地强调海军要赶快抓技术，抓科研，抓设计。苏振华感到重任在肩，搞核潜艇刻不容缓。
1958年5月14日，苏振华和萧劲光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6月24日，苏振华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邀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五院院长钱学森和一机部、二机部的领导同志开会，向他们通报了海军向党中央建议研制核潜艇的报告，说道：“你们都是专家，请你们来审查，看是不是可行？如果可行，我们代表海军几十万指战员，请求你们支持，支持中国人民实现百年来的心愿，建设起强大的海军，使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外人的欺负。”
苏振华的诚意和热切希望，使这些原本就对海军建设情有独钟的同志们，也热血沸腾。他们以科学家的严谨和胆识，支持海军的建议，主张着手独立研制核潜艇。
6月27日，主管国防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听取了苏振华、萧劲光的详细汇报后十分高兴，他完全赞同海军的主张，并迅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这一工程，接到报告后的第二天，他便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邓小平不但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还特别高兴地加注：“是好事！”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他看了很高兴，赞同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1958年11月，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启动。苏振华深知建造核潜艇的艰难，他向专家请教，到有关部门收集资料。当时，世界各国都把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作为最高机密严加保守，尤其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大国对中国实行封锁，这就格外增加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难度。苏振华从亲身经历和工作实践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只能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知难而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959年6月，在海军党委第六次全会期间，苏振华特意邀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令希等到会讲授导弹、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分析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出现后的海上作战前景。通过学习思考，苏振华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会议研究，他代表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写出专题报告指出，导弹武器和原子动力在世界海军技术装备上引起重大变化，我国海军建设有必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空、潜、快”为主建设海上轻型兵力的方针加以补充和发展。
苏振华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据此制定了“未来10年应以发展原子动力和导弹武器为主与改进常规武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海军技术装备建设。
1959年10月，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方单方面决定撤走专家，废除技术援助协议，原协议中规定供应的潜艇、导弹资料和部件也不再供应，使正在建造的潜艇陷入困难境地，有半途而废的危险。针对外国的技术封锁，毛泽东断然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經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毛泽东当面向苏振华交代：“自力更生，大力协作，办好这件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苏振华立即着手组建核动力开发研究机构，动员全国力量投入这一工程。苏振华鼓励同志们为中国人民争气，努力建造出“争气艇”，他把分散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加强组织领导，充实科研队伍，加快科研设施建设，逐步形成较完整的造船科学研究体系，为自行研制新型潜艇打下基础。
1961年，全国遭遇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核潜艇研制工作也面临难以继续的困难，核潜艇工程恐将暂时停止。苏振华十分焦虑，他于7月20日向聂荣臻报告，请求保留必要的技术骨干，不中断对一些技术项目的研究，为将来重新上马创造条件。
苏振华的建议得到了广泛赞同。陈毅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8年、10年或20年才能成功，都应加紧进行。”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圈阅同意。苏振华进行具体部署，压缩现有研制规模，留下少量技术人员继续跟踪研究，尽可能多地保留必要的技术骨干。1965年8月19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核潜艇研制再度起航。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许多重要军工生产面临困境，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核潜艇研制工作不但不能下马，还要加快进度。苏振华虽然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了，忧心忡忡，束手无策，但仍然关心着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当他听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于1970年12月26日胜利下水的消息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63岁时，毛泽东鼓励他“海军要靠你啊”
1973年，苏振华重新回到海军领导岗位。3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苏振华为海军第一政委，并担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
9月21日，渤海辽东湾，《东方红》的乐曲声随着日出响起。“09-1”型鱼雷攻击核潜艇、“051”型导弹驱逐舰、“053”型导弹护卫舰、常规潜艇、“037”型猎潜艇以及导弹快艇、高速护卫艇、扫雷舰的甲板上，同时升起了国旗，海军战士们在甲板上站定，以海军的隆重礼节，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检阅。
集结在这里的是6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海军第一代主战舰艇。这是几十年间海军指战员、科研、造船部门和全国各方面专家、工人奋斗的成果，是近代中国人民百年愿望的体现。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军委、各总部、国防工办及有关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由海军领导同志陪同来到军舰上。海上西南风三级，水波粼粼。军舰起航，将要进行导弹实射，请首长检阅。 14时20分，军舰进入战斗航向。14时30分，战斗信号旗升上桅顶。舰长发岀口令：“前右管导弹发射！”
前发射架右管在右舷109度14分，顺利发射一枚导弹。导弹带着橘红色的尾焰，贴着海面疾飞。一会儿，传来命中目标的报告。
15时30分，后发射架右管在右舷67度14分，又顺利发射一枚导弹，同样命中目标。
第二天，12时25分，军舰在预定海区，又齐射两枚导弹，都准确命中目标。
1974年8月10，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人民海军序列，命名为“长征一号”。
1975年1月，苏振华任中央军委常委。5月3日，苏振华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海军要使敌人怕。”说着，又不无遗憾地用小拇指比画着，“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他鼓励苏振华说：“海军要靠你啊！”
苏振华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向海军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日夜研究论证，提出了一个新的海军发展10年规划，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审阅规划后，于5月23日作出批示：“努力奋斗，10年达到目标。”
1977年8月，苏振华参加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苏振华仍十分牵挂着海军现代化建设。
1980年5月，人民海军和国防科委、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共同组织由6艘导弹驱逐舰及测量船、补给舰、调查船、拖船等共18艘舰船，总吨位17.4万吨，组成“580编队”，载着5316名干部、战士和技术人员，分三批从舟山群岛集结地出发，由编队指挥员兼政委、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率领，驶出领海，跨越赤道，向南太平洋海域驶去，以保障我国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
这是一次和平的战斗航行。人民海军舰队第一次跨出岛链，第一次越过赤道，第一次作如此长距离的远航，中途不停靠任何国家港口，全凭自己实行海上补给，引起全世界嘱目。
5月9日，新华社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中国本土向以太平洋公海海域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5月18日，运载火箭发射，准确溅落预定海区。3分钟内，海军航空兵舰载直升机飞临数据舱溅落点上空，放下潜水员打捞。潜水员仅用了5分20秒便将数据舱安全捞起返回直升机。一直等待在附近海域的美国飞机匆匆赶来，可中国人早已将数据舱捞起，他们仅看到被染色剂染绿了的海水，便只好舀上一桶回去复命。
1988年9月15日13时57分，一枚弹道导弹由中国核潜艇从水下发射，准确地飞向预定目标海域。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一则电讯：“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我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核潜艇为中国自行研制，火箭准确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核潜艇，作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威慑力量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核潜艇被认为居美国、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三位。苏振华不负重托，和其他海军领导同志一道，殚精竭虑，为海军装备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开拓了广阔的新的航程。
74岁，受命秘进上海的非常之旅
1976年“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挑起武装暴乱。为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葉剑英住处召开会议，早已胸有成竹的叶剑英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他资格老，被林彪、‘四人帮’整得很惨，而且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熟悉组织工作，具有政策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中央和主席的称赞。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工作起来有方便条件。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适。”
叶剑英的提议得到一致赞同。华国锋补充说：“‘四人帮’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领袖，他是什么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领袖去，我看除振华同志外，倪志福同志也一起去。”
倪志福是上海人，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在工人群众中威望很高，对做好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有说服力。华国锋的提议也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华国锋又说：“上海和江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上海和江苏各方面的关系又不可分割，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
李先念极力推荐彭冲：“他处世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遇到问题，江苏的支援和帮助最为方便。”
于是，最后形成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并要求工作组尽早出发。
10月20日16时46分，中央工作组在苏振华的率领下乘中央特派专机向上海飞去。苍茫暮色中，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1号停机坪。这时候的虹桥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专机到达前的50分钟，听到风声的上海市警备处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飞机进行武装监视。苏振华不动声色，率领工作组成员坚持静等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他们及时赶到，苏振华神情镇定，带领中央工作组在“四人帮”余党武装布控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
中央工作组一到上海，连夜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了解和掌握“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动向的同志取得联系，又召集驻沪三军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的动向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其他情况，同时深入到市属单位和主要基层单位了解和掌握动向。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上海被“四人帮”长期盘踞和控制，但是上海人民也饱受其害，对“四人帮”疾恶如仇。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一时间群情澎湃，从10月14日上午起，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大街小巷。从10月15日起，群众连日自发走向街头，高举红旗和标语上街游行，热烈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滔天罪行。 但形势仍十分严峻。“文革”中形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企图东山再起。不少流氓、地痞混在群众队伍中搞打砸抢，企图制造混乱。这些现象有可能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方向偏离。特别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借机向中央施加压力，于15日至19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告急，宣称由于群众的自发活动使市委机构整个瘫痪，应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话语间，流露出使用武力镇压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动向，以此扭转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
当时正整装待发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建议中央办公厅答复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必须按中央统一部署进行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得挑起群众斗群众，更不得使用武力镇压群众。中央的答复和严厉警告，有效制止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轻举妄动。
10月20日深夜，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告知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时，马天水才醒悟上海警备处所报“天黑时北京来了一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原来就是中央工作组。这一通知让他们顿时如五雷轰顶。
10月21日凌晨3时，工作组找马天水单独谈话。苏振华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央决定：“党中央根据上海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三人领导。现在请你把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情况如实汇报。”
马天水措手不及。苏振华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四人帮’的问题上你们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不管上海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晚7时，在同一间会议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又召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谈话。苏振华说：“10月24日北京要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四人帮’曾在上海为害一方，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揭批‘四人帮’会产生巨大影响。组织好大会对你们是一次扭转立场的机会和考验。尽管上海市委在‘四人帮’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揭发、交代、检讨，但是首先要办好这件大事。”他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小动作。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请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指出，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海军负责海面警戒;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并提出请南京军区抽调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做好上海的安全警备工作，保证不出乱子。
廖汉生当即决定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振华请廖汉生警告上海警备区少数几个人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任何活动。
到达上海仅两日，工作组的斗争策略明显收效。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内，苏振华对“四人帮”余党区分性质并对顽固分子施以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迫使他们的走卒闻之退避三舍，不敢轻举妄动。
10月26日，中央作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上海区局县干部大会。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上海市广大领导干部面前亮相。苏振华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宣布了对他和倪志福、彭冲3位同志的任命，宣告彻底夺回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把持10年之久的领导权。
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等领导反复研究，决定从原上海市委常委入手，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
经过深入追查，中央工作组获取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批罪证，包括手令、武器、弹药、电台、通信呼频表、通信暗语表、兵力部署图等，基本查清了“四人帮”余党从10月8日至20日期间的一系列罪恶活动。
11月4日开始，苏振华带领新市委又开始领导新一阶段的揭批查行动。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教育群众，政策攻心，帮助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从上到下分化瓦解“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孤立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
通过各种会议和宣传，“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罪行和阴谋暴露无遗。许多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耳闻目睹了中央工作组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四人帮”的主要干将都给予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深为感动。不少人消除顾虑，主动交代问题。大量触目惊心的罪证，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认清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真面目，推动全市运动步步深入。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审判“四人帮”时出具的各种证据材料中，就有98件材料、173条证据是上海提供的，占起诉总证据的三分之一。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曾说：“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
此时，为起诉“四人帮”立下汗马功劳的苏振华，已经逝世了接近两年。1979年2月7日，他因突发心包膜破裂在北京逝世。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苏振华秘进上海的非常之旅》《黨史纵横》2005年第8期;作者：潘望、王学亮）
苏振华家风：不要忘了劳动人民，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苏振华曾说：“中国革命实在是太难了！如果将来我们共产党人中间出了不孝子孙，我就是死了也难以瞑目啊！”在他心中，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必须兼顾劳动人民最起码的利益。
苏振华的儿子苏大健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百废待兴。人们急切地盼望医治战争的创伤，修复残破的山河，休养生息。 苏振华当时担任贵州省党、政、军一把手，工作异常繁忙，既要继续指挥军队清扫国民党残余势力，消除匪患，保一方平安，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抓经济建设。就在此时，苏大健在贵阳出生了。
在苏大健幼年的记忆中，父亲虽然很忙、很累，但总能抽出极其有限的时间关照子女。兄弟姐妹当中，苏大健是一个比较“各”的人。苏振华见苏大健性格内向，见生人胆怯，甚至有点孤僻，为了拉近父子的距离，苏振华总是一有机会就把苏大健拉到身边，用他那带有胡茬的脸，在苏大健的小脸上蹭几下，并亲昵地给苏大健起了一个小名儿叫“小不点儿”，一叫就是27年。
在苏振华眼里，苏大健永远是一个他时时牵挂的“小不点儿”，他盼望苏大健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程。虽然他不可能像普通家庭父母那样时时处处呵护在子女身边，但是，苏振华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帮助苏大健认识到人生的路应该怎样走。苏振华时常教育子女：“不要忘了劳动人民，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尊重普通百姓。”
苏大健与苏振华生活了27年，从未见他为难过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苏大健的印象中他总是顾及下属的感受，从不任意发号施令、打官腔、摆架子，他与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如同家人。
苏振华在世时，经常到外地出差，有时子女们会随行，每当他们离开驻地时，苏振华都要特别提醒他们，向为他们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当面表示感谢。他还要求儿女和群众交朋友，时刻置身于群众之中。
有一次，苏振华带全家人到“军博”军人俱乐部过周末，进了大门，大家根据各自的爱好走开了。苏大健到阅览室寻找喜欢的画册，当他看到一本装帧非常精美的《收租院》画册时，高兴地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最后竟避开图书管理员的视线，把它带回了家。当时苏大健没有意识到这是私拿公物的错误，不知谁发现了苏大健的“秘密”，向苏振华“告发”了他。当天吃完晚饭，苏振华为了教育全体子女，他让苏大健站在大家的面前，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向家人表示从今往后不再犯。苏振华听完他的“检讨”后，严肃地指出：“公共财物是属于集体的，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能占为己有！”事后苏振华敦促苏大健亲自将画册送还阅览室，并主动向有关人员当面承认错误。
苏振华的女儿苏承业说起父亲、继母时，满是钦敬：“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没有布料，弟弟们的床单都是陆阿姨（继母）用一块块碎布拼接縫制的。家里常有领导来谈工作、开会，爸爸都自己负担茶水、饭菜。”
“父亲是个孝子。”苏振华的女儿苏承业如此给父亲定位。她解释道：“爸爸再忙也常给奶奶端茶倒水，有时还跪着给奶奶穿鞋。”
1960年，国家遭灾，每月只给将军配1公斤大米。苏家孩子吃的都是地瓜面和菜叶。每次吃饭时，苏振华都把一小碗米饭，喂给几岁的小儿子。苏承业称，当时父亲工资300多元，抚养家里9个孩子，还要接济老家亲戚。
尽管这些往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但每每回忆起父亲当年的教诲，仍令他们刻骨铭心。
（责编：汪梦芬;参考资料：《怀念我的父亲苏振华》《湘潮》2012年第6期;《将军家风山高水长》《湖南日报》2015年5月11日;作者：苏大健、徐亚平）
1976年“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挑起武装暴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叶剑英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
16岁参军曾遭拒，彭德怀说：“你还小，过几年再来吧”
1912年6月，苏振华出生于湖南省岳陽市平江县三墩乡戴家铺村。因家里贫穷，孩子太多，苏振华刚生下来时，爹娘就想与其让孩子将来挨冻受饿，不如让他“归天”算了。
苏松茂一边抹泪，一边念叨着说：“儿啊，不要怪爹娘狠心，实在难以活命，谁叫你生不逢时呢！”在屋外听到孩子啼哭的祖母，连忙哭喊道：“留下他吧，我少吃一口，养活这个孩子吧！”
因为是第七个孩子，苏松茂就顺口叫他七生。因为是被祖母用米汤、红薯喂养大，所以他个子长得很小，8岁时跟大人一起下田插秧，外人都以为他只有6岁。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在平江一带爆发，“打倒列强除军阀”“‘苏维埃’坐天下”等口号在四乡传播。这时苏七生已经15岁了，听到消息后，热血沸腾，兴奋不已。
不久，苏七生参加了儿童团，第二年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在禁赌、打菩萨、禁杀耕牛、抗粮、宣传妇女放脚，以及打土豪劣绅等运动中，他事事都跑在前头。
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清乡”，从长沙派来3个师开进平江，对农会积极分子进行“清剿”。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5军。
苏七生听说后，顺着三墩河走出山冲，第一次走进了县城。他看见镰刀斧头旗子插在城门楼上，起义军穿着一色的灰军装，领口上系着红带，威风凛凛，于是找到红5军军长彭德怀，要求当红军。彭德怀看他太小，笑着对他说：“你还小，过几年再来吧！”
苏七生回到戴家铺后，坚决要求参加赤卫队。赤卫队长夸赞说：“要得，敢一个人跑到县城去，是个角色！”
1929年春天，苏七生找到游击队的领头人要求参加游击队，领头人说：“要参加游击队吗？那好，先杀一个土豪再来！你有胆量没有？游击队要杀土豪恶霸，是要准备掉脑袋的，你敢不敢？”
苏七生回道：“我这一把梭镖要换恶霸的一杆洋枪！”
几天后，苏七生在一个山洞里成为一名游击队员。当晚就跟着队伍到外乡去打土豪。
这年秋天，苏七生加入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戎马生涯。
18岁的苏七生改名苏振华，成了一名红军班长
1930年6月底，共青团组织决定，要苏七生带领戴家铺的37名少先队员到县城参加红军。
苏七生和伙伴们来到天岳书院，向彭德怀报到。彭德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苏七生回答说：“我叫苏七生。我以前来过，你们不收，这回，我们来了一帮人，还有介绍信。”
彭德怀高兴地看着苏七生说：“已经是红军战士了，取个新名字吧！”他略一思索道：“叫苏振华，你看好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是他对这位新战士的勉励。从此，苏七生拥有了大名。
参军后，苏振华被编入红三军团第5军1师3团3连。
攻打长沙是苏振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7月23日拂晓，红军夹击前进中的敌军。一时间，枪声大作，身边的许多同志纷纷倒下了。苏振华第一次参加战斗，难免心慌，经常不等瞄准就放枪射击。班长对他说：“你跟着我，看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苏振华紧跟着班长趴在工事后面，两眼盯着前面的开阔地带，只见敌人吼叫着冲上来了，班长却纹丝不动，专心瞄准。苏振华克服了初战的恐惧，很快镇定下来。
突然，随着连长一声喊“打”，手榴弹甩到敌阵里爆炸了，许多敌军都倒下了。班长向苏振华吼了一声“冲锋”，苏振华赶紧站起来，学着他的样子，跳出战壕，跟着他直向逃跑的敌人追去。
在激烈战斗中，在胜利追击时，苏振华跟着班长冲在前面，学会了打仗，也打出了一股勇往直前的气势。
红军占领长沙后，于8月6日拂晓撤岀长沙城。天明时，敌军进展很快。彭德怀在前线直接指挥第5军第1师，于长沙城东的浏阳门外，同敌军展开激战，消灭敌军1个团，掩护全军安全地向浏阳撤走，掩护十多万群众撤退。
战斗中，苏振华作战勇敢，得到了锻炼，很快被提升为班长。
21岁荣获中革军委主席朱德颁发的三级红星勋章
1930年10月，苏振华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被选为连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他认真执行上级命令，在反“围剿”战斗中奋勇争先，模范地完成各项任务。
红军提倡平等，提倡民主，而从旧军队来的连长、排长却信奉“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动不动就打人，因此军中打骂士兵的事时有发生。
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打了胜仗，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时，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一个连长毫无道理地打了一名战士，同这名战士要好的几个人愤而逃跑了。这件事引起了苏振华的思考。
苏振华打听到有的连队士兵委员会出面阻止干部打人，而且有效。他便组织士兵起来反对干部打骂战士。
起初，一些干部不听不理，但苏振华并不灰心。有一天，连队集合，有一名战士迟到了，连长不由分说，就动手推打他，苏振华大声喊道：“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平等！”
一些平素拥护民主，支持苏振华的士兵积极分子也一起大声喊了起来：“官长不打士兵！军队需要民主！”于是，那个连长不得不缩手了。 在数次反“围剿”战斗中，苏振华逐步成长起来。1932年12月底，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
1933年3月20日，敌军第11师孤军进至草台岗，困在山高林密的峡谷之中。
这时春分刚过，乍暖还寒。3月21日拂晓，浓雾笼罩着山岗和道路，对面看不清人。红一、红三军团从两面发起猛攻。
敌第11师是国民党军主力，装备精良，十分骄横，战斗呈胶着状态。
打到下午，红军付出了很大牺牲，眼看即将全歼第11师。时任红三军团第1师1团3连指导员的苏振华，带领队伍浴血奋战，反复向敌军最后阵地冲击。
敌军垂死挣扎，用密集的火力拦截。一颗子弹打穿了苏振华的大腿，又一颗子弹打在了颈部，他立刻倒在了地上。敌人的子弹打在离右颈动脉很近的位置，再差分毫，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苏振华第三次负伤了，而且是重伤。他再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奇迹也再次出现，他伤愈了，而且没有落下残疾。6月，他出院回到部队。嵌在颈部的子弹头，一直没有取出来，陪伴了他一生，直到他去世火化后才脱落出来。
1933年8月1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表现英勇和战绩特殊，苏振华荣获中革军委主席朱德颁发的三级红星勋章。
当时红军颁发红星奖章，主要是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红星勋章分为几个等级，三等红星奖章是颁发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苏振华由朱德亲手颁发三等红星奖章，说明他确实在战斗中“经常表现英勇坚决”。
22岁再次获得红星奖章，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忧虑
蒋介石镇压了国民党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后，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而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用“六路分兵”“全线抵御”“阵地防御”“短促突击”，对付敌人的“堡垒主义”的进攻。
打到4月28日，红军不得不撤出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打开了。
7月，时任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政委的苏振华接到命令，坚守半桥镇东面的高虎垴和王土寨，扼守敌人由广昌进攻石城的必经之路。
高虎垴和王土寨两座山头，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控制着道路，利于防守。部队构筑工事，埋设地雷，还用竹钉铺设在外壕前面，用乱草和泥土掩盖起来。
敌人进攻开始了，飞机一早就飞到红军阵地上，一顿狂轰滥炸，把整个山头几乎都掀翻了。
不一会儿，电话线被敌人炮弹炸断，同前沿失去了联系。指挥中断，是战斗中的大忌，苏振华对黄珍说：“我去2营看看。”说罢就冲出指挥所，向2营阵地跑去。
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太阳也黯然失色。苏振华从山脚下奋力爬上2营坚守的王土寨。敌人的炮弹雨点一样落在红军工事上。这样被动挨打，是红军过去从未有过的。
敌人狂轰滥炸了两个多小时，炮火逐渐落在第一线工事后面，敌人要进攻了。2营营长梁纪生命令：“敌进入射击位置，准备射击！”
战士们拍打掉身上的浮土，把一直保护在怀里的枪拿出来，伏在工事里准备射击。
敌军大约1个师的兵力向2营的阵地冲来，比向高虎垴3营阵地冲击的敌军还要多。红军战士沉着地等待敌人进入射程才开火。
突然，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尖叫着踮起脚蹦跳起来，他们踩在红军铺设的竹钉上了，随即倒了下去。跟在后面冲上来的压倒在他们身上，地雷也轰轰爆炸了，敌军乱作一团。红军战士趁势甩出土造的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冲锋，坚守高虎垴的3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地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全营有一半战士牺牲了，营长韦在纪也牺牲了。黄珍派通信主任去代理营长，也牺牲了。再派团总支书记管中会上去，也牺牲了。
下午，敌人第三次冲锋前，苏振华便趁着敌人炮火间隙，来到据守高虎垴顶峰的第11连阵地。情况很糟，工事有一多半被敌人炮火打垮了，人员伤亡过半。但战士们的心却越打越坚强了。
敌人开始了第三次冲锋，红军战士甩出手榴弹，接着就跳出工事，同敌人肉搏，用刺刀拼杀。新代理第3营营长的团供给主任亲自端起机枪，带领战士们把敌人打了下去。他一看苏振华在阵地上，便不由分说推他离开，他向通信班长吼道：“你马上送政委下去！”
一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被打退了，高虎垴、王土寨阵地依然屹立如山。第3营从阵地上撤了下来，苏振华看着原来四五百人的大队伍，只剩下了很少的人了。他想，同前几次反“围剿”连连打胜仗大不相同，仅仅一天就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这样“阵地防御”下去，结果会如何呢？
8月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颁布司字第39号命令：“我中央红军苏区兵团及军区部队，在与敌五次战争中，特别表现英勇坚决而特殊的战绩。军委为鼓励与发扬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特在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颁发红星奖章。”苏振华再次获得了红星奖章，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忧虑。
后来，苏振华在《星火燎原》上发表了《高虎垴战斗》，全篇没有一个字讲它是一场胜仗，他只如实记述了战斗的惨烈，结尾处十分沉痛地写道：“烈士们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他们把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光辉壮丽的事业。可是，英勇的红军在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指导下，虽然经过顽强战斗，还是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33岁担任著名的“杨苏纵队”政委
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后，苏振华率部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程。行军到云南扎西后，苏振华调任整编后的红4师12团政治处主任，12团政委是苏振华的平江老乡钟赤兵。在娄山关一役中，钟赤兵身受重伤，苏振华奉命接任团政委职务。
1936年4月，苏振华被选送进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异常的刻苦。凭借惊人的毅力，他攻克文化和理论阵地，取得优异成绩。连毛泽东也称赞苏振华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后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驻地移至延安。蘇振华也就随校来到这个革命圣地。 这时的延安，已成为抗日中心，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投奔“抗大”。“抗大”第四期开学后，苏振华由二大队大队长改任一大队大队长。一大队是军事大队，大队政委是胡耀邦。
在“抗大”，胡耀邦与苏振华配合默契，是十分亲密的战友。在二人的共同领导下，“抗大”一大队各项工作经常走在全校的前面。
1939年6月21日，中央决定“抗大”第五期开赴抗日前线的晋东南办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来改为青年纵队）。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罗瑞卿，苏振华任1团团长。告别延安后，苏振华率部远征2500余里，最后来到了冀鲁豫边区。
1941年5月，苏振华出任冀鲁豫党政军委员会书记，主持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工作。7月中旬，冀鲁豫军区与鲁西军区正式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苏振华担任第二纵队兼军区政委，杨得志担任纵队司令员，这两个平江老乡配合极为默契。
两个军区刚一合并，苏振华就和杨得志在山东观城东南的红庙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此时的形势是，一些伪、顽军队渐渐猖狂起来，对冀鲁豫根据地的侵扰也增多了。据此，苏振华和杨得志想到要教训那个打着“游击日军”旗号的孙良诚，杀一杀他的气焰。
10月上旬，杨得志、苏振华带着教第3旅、教第7旅和教第4旅共5个团的兵力，由观城出发，经范县、鄄城到达山东省巨野县地区。根据情报，孙良诚现在正挺进到巨野与定陶两县之间的柳林集、楚楼、黄庄、曹楼等地，处在八路军3个旅的中间地带。杨得志与苏振华商定，采取两翼夹击、中间突破的方法，准备连续战斗几次，争取在这一地区消灭孙良诚的主力。派谁担任中间突破的艰巨任务呢？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教第3旅。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经过7天的战斗，楚楼一带的敌人已经被八路军消灭了，一部分残敌正在败退。部队正在迅速向黄庄靠拢，准备一鼓作气拿下黄庄和曹楼。
杨得志在指挥部里对着摊开的地图仔细地查看着。“老苏，在金乡城北的羊山镇有敌人的自卫团总部，敌人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同孙良诚部队主力激战之时，突袭这个自卫团总部。我想让3旅派一支小部队奔袭这个总部，捣毁它。怎么样？”苏振华对着地图沉思片刻说：“可以。但部队的行动一定要快，迟了怕敌人会有防备。”
杨得志一挥手，迅速向第3旅下达了作战命令。3天后，第7旅和第4旅分别在第3旅的配合下，歼灭了躲在黄庄和曹楼的敌人，被派去捣毁敌自卫团总部的第3旅一部也胜利返回。这一仗前后打了20多天，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战绩，迫使孙良诚向成武县以西退去。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开始加紧酝酿内战，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奉命组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纵队，杨得志担任司令员，苏振华担任政委，这就是著名的“杨苏纵队”。
第一纵队刚刚组建完毕，打响的第一仗就是反击国民党军窜犯解放区的邯郸战役。根据刘邓首长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邯郸战役作战原则，苏振华、杨得志首先引诱敌人到预定战场淺阳河套地区，接着以村落为依托，组织大纵深的坚守防御，在第二纵队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北犯企图，坚决不让敌人进入邯郸，在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夺取了邯郸战役的胜利。
1946年8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苏振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转战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1947年3月，杨勇率领的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与苏振华的第一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苏振华先后与“三杨开泰”中的两位（杨得志、杨勇）合作共事，成为战场上密不可分的军政搭档，被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后，苏振华与杨勇、杨得志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2月，杨勇、苏振华分别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政委。同年4月21日，他们指挥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强渡长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9月，第五兵团奉命向大西南进军。
11月上旬，杨勇、苏振华率二野五兵团按照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部署，正率部翻山越岭，挺进贵阳。就在這时，苏振华接到邓小平打来的电话：“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决定任命你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
1949年底，贵州全省解放，苏振华正式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杨勇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苏振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省首任党政军领导人。
46岁开始打造中国的“撒手锏”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神州大地，激荡着摆脱落后、力争上游的热情。结束了在贵州4年多的任职之后，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于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8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当时形势，研究讨论国防建设问题，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会上讲了加强海军建设的意见。22日下午，苏振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小组组长会议，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讨论。毛泽东谈及海军建设时，面带笑容说：“海军提岀保卫海防，不让敌人上岸。中国海岸线一万几千公里，都不让上岸，是不是能够办到？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一万公里不让上，有几千公里让他上;上来后好捉活的，不让跑掉。完全不让上，我看靠不住。就是有些地方准备好了让他上来，把他困住，消灭掉。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打法呢？”
苏振华感到毛泽东讲的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积极防御的问题。毛泽东又接着说：“几年以后，形势会有改变，将来钢生产出来了，工厂搞起来了，要造什么样的飞机，什么样的军舰啊？”毛泽东举目问道：“海军需要多少钢？”
苏振华慎重答道：“造150条潜艇，大约要30多万吨钢。”
毛泽东摇头说：“太少了。还可以多搞些。” 彭德怀插话说：“可以再多搞些潜艇。”
黄克诚也说：“还可以搞航空母舰。”
苏振华接着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出国访问，连一条像样的军舰也没有。将来自己可以造军舰了，太平洋的局势就要改观。”
毛泽东等大家议论了一阵后，说道：“军队，特别是海军、空军，现在要赶快抓技术，抓设计，抓科学研究。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5年、10年以后，还可设想一些新问题。”核潜艇被称为现代海战的“撒手铜”，毛泽东三番五次地强调海军要赶快抓技术，抓科研，抓设计。苏振华感到重任在肩，搞核潜艇刻不容缓。
1958年5月14日，苏振华和萧劲光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6月24日，苏振华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邀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五院院长钱学森和一机部、二机部的领导同志开会，向他们通报了海军向党中央建议研制核潜艇的报告，说道：“你们都是专家，请你们来审查，看是不是可行？如果可行，我们代表海军几十万指战员，请求你们支持，支持中国人民实现百年来的心愿，建设起强大的海军，使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外人的欺负。”
苏振华的诚意和热切希望，使这些原本就对海军建设情有独钟的同志们，也热血沸腾。他们以科学家的严谨和胆识，支持海军的建议，主张着手独立研制核潜艇。
6月27日，主管国防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听取了苏振华、萧劲光的详细汇报后十分高兴，他完全赞同海军的主张，并迅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这一工程，接到报告后的第二天，他便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邓小平不但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还特别高兴地加注：“是好事！”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他看了很高兴，赞同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1958年11月，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启动。苏振华深知建造核潜艇的艰难，他向专家请教，到有关部门收集资料。当时，世界各国都把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作为最高机密严加保守，尤其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大国对中国实行封锁，这就格外增加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难度。苏振华从亲身经历和工作实践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只能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知难而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959年6月，在海军党委第六次全会期间，苏振华特意邀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令希等到会讲授导弹、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分析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出现后的海上作战前景。通过学习思考，苏振华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会议研究，他代表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写出专题报告指出，导弹武器和原子动力在世界海军技术装备上引起重大变化，我国海军建设有必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空、潜、快”为主建设海上轻型兵力的方针加以补充和发展。
苏振华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据此制定了“未来10年应以发展原子动力和导弹武器为主与改进常规武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海军技术装备建设。
1959年10月，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方单方面决定撤走专家，废除技术援助协议，原协议中规定供应的潜艇、导弹资料和部件也不再供应，使正在建造的潜艇陷入困难境地，有半途而废的危险。针对外国的技术封锁，毛泽东断然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經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毛泽东当面向苏振华交代：“自力更生，大力协作，办好这件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苏振华立即着手组建核动力开发研究机构，动员全国力量投入这一工程。苏振华鼓励同志们为中国人民争气，努力建造出“争气艇”，他把分散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加强组织领导，充实科研队伍，加快科研设施建设，逐步形成较完整的造船科学研究体系，为自行研制新型潜艇打下基础。
1961年，全国遭遇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核潜艇研制工作也面临难以继续的困难，核潜艇工程恐将暂时停止。苏振华十分焦虑，他于7月20日向聂荣臻报告，请求保留必要的技术骨干，不中断对一些技术项目的研究，为将来重新上马创造条件。
苏振华的建议得到了广泛赞同。陈毅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8年、10年或20年才能成功，都应加紧进行。”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圈阅同意。苏振华进行具体部署，压缩现有研制规模，留下少量技术人员继续跟踪研究，尽可能多地保留必要的技术骨干。1965年8月19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核潜艇研制再度起航。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许多重要军工生产面临困境，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核潜艇研制工作不但不能下马，还要加快进度。苏振华虽然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了，忧心忡忡，束手无策，但仍然关心着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当他听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于1970年12月26日胜利下水的消息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63岁时，毛泽东鼓励他“海军要靠你啊”
1973年，苏振华重新回到海军领导岗位。3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苏振华为海军第一政委，并担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
9月21日，渤海辽东湾，《东方红》的乐曲声随着日出响起。“09-1”型鱼雷攻击核潜艇、“051”型导弹驱逐舰、“053”型导弹护卫舰、常规潜艇、“037”型猎潜艇以及导弹快艇、高速护卫艇、扫雷舰的甲板上，同时升起了国旗，海军战士们在甲板上站定，以海军的隆重礼节，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检阅。
集结在这里的是6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海军第一代主战舰艇。这是几十年间海军指战员、科研、造船部门和全国各方面专家、工人奋斗的成果，是近代中国人民百年愿望的体现。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军委、各总部、国防工办及有关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由海军领导同志陪同来到军舰上。海上西南风三级，水波粼粼。军舰起航，将要进行导弹实射，请首长检阅。 14时20分，军舰进入战斗航向。14时30分，战斗信号旗升上桅顶。舰长发岀口令：“前右管导弹发射！”
前发射架右管在右舷109度14分，顺利发射一枚导弹。导弹带着橘红色的尾焰，贴着海面疾飞。一会儿，传来命中目标的报告。
15时30分，后发射架右管在右舷67度14分，又顺利发射一枚导弹，同样命中目标。
第二天，12时25分，军舰在预定海区，又齐射两枚导弹，都准确命中目标。
1974年8月10，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人民海军序列，命名为“长征一号”。
1975年1月，苏振华任中央军委常委。5月3日，苏振华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海军要使敌人怕。”说着，又不无遗憾地用小拇指比画着，“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他鼓励苏振华说：“海军要靠你啊！”
苏振华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向海军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日夜研究论证，提出了一个新的海军发展10年规划，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审阅规划后，于5月23日作出批示：“努力奋斗，10年达到目标。”
1977年8月，苏振华参加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苏振华仍十分牵挂着海军现代化建设。
1980年5月，人民海军和国防科委、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共同组织由6艘导弹驱逐舰及测量船、补给舰、调查船、拖船等共18艘舰船，总吨位17.4万吨，组成“580编队”，载着5316名干部、战士和技术人员，分三批从舟山群岛集结地出发，由编队指挥员兼政委、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率领，驶出领海，跨越赤道，向南太平洋海域驶去，以保障我国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
这是一次和平的战斗航行。人民海军舰队第一次跨出岛链，第一次越过赤道，第一次作如此长距离的远航，中途不停靠任何国家港口，全凭自己实行海上补给，引起全世界嘱目。
5月9日，新华社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中国本土向以太平洋公海海域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5月18日，运载火箭发射，准确溅落预定海区。3分钟内，海军航空兵舰载直升机飞临数据舱溅落点上空，放下潜水员打捞。潜水员仅用了5分20秒便将数据舱安全捞起返回直升机。一直等待在附近海域的美国飞机匆匆赶来，可中国人早已将数据舱捞起，他们仅看到被染色剂染绿了的海水，便只好舀上一桶回去复命。
1988年9月15日13时57分，一枚弹道导弹由中国核潜艇从水下发射，准确地飞向预定目标海域。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一则电讯：“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我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核潜艇为中国自行研制，火箭准确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核潜艇，作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威慑力量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核潜艇被认为居美国、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三位。苏振华不负重托，和其他海军领导同志一道，殚精竭虑，为海军装备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开拓了广阔的新的航程。
74岁，受命秘进上海的非常之旅
1976年“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挑起武装暴乱。为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葉剑英住处召开会议，早已胸有成竹的叶剑英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他资格老，被林彪、‘四人帮’整得很惨，而且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熟悉组织工作，具有政策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中央和主席的称赞。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工作起来有方便条件。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适。”
叶剑英的提议得到一致赞同。华国锋补充说：“‘四人帮’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领袖，他是什么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领袖去，我看除振华同志外，倪志福同志也一起去。”
倪志福是上海人，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在工人群众中威望很高，对做好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有说服力。华国锋的提议也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华国锋又说：“上海和江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上海和江苏各方面的关系又不可分割，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
李先念极力推荐彭冲：“他处世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遇到问题，江苏的支援和帮助最为方便。”
于是，最后形成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并要求工作组尽早出发。
10月20日16时46分，中央工作组在苏振华的率领下乘中央特派专机向上海飞去。苍茫暮色中，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1号停机坪。这时候的虹桥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专机到达前的50分钟，听到风声的上海市警备处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飞机进行武装监视。苏振华不动声色，率领工作组成员坚持静等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他们及时赶到，苏振华神情镇定，带领中央工作组在“四人帮”余党武装布控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
中央工作组一到上海，连夜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了解和掌握“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动向的同志取得联系，又召集驻沪三军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的动向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其他情况，同时深入到市属单位和主要基层单位了解和掌握动向。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上海被“四人帮”长期盘踞和控制，但是上海人民也饱受其害，对“四人帮”疾恶如仇。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一时间群情澎湃，从10月14日上午起，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大街小巷。从10月15日起，群众连日自发走向街头，高举红旗和标语上街游行，热烈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滔天罪行。 但形势仍十分严峻。“文革”中形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企图东山再起。不少流氓、地痞混在群众队伍中搞打砸抢，企图制造混乱。这些现象有可能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方向偏离。特别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借机向中央施加压力，于15日至19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告急，宣称由于群众的自发活动使市委机构整个瘫痪，应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话语间，流露出使用武力镇压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动向，以此扭转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
当时正整装待发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建议中央办公厅答复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必须按中央统一部署进行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得挑起群众斗群众，更不得使用武力镇压群众。中央的答复和严厉警告，有效制止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轻举妄动。
10月20日深夜，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告知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时，马天水才醒悟上海警备处所报“天黑时北京来了一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原来就是中央工作组。这一通知让他们顿时如五雷轰顶。
10月21日凌晨3时，工作组找马天水单独谈话。苏振华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央决定：“党中央根据上海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三人领导。现在请你把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情况如实汇报。”
马天水措手不及。苏振华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四人帮’的问题上你们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不管上海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晚7时，在同一间会议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又召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谈话。苏振华说：“10月24日北京要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四人帮’曾在上海为害一方，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揭批‘四人帮’会产生巨大影响。组织好大会对你们是一次扭转立场的机会和考验。尽管上海市委在‘四人帮’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揭发、交代、检讨，但是首先要办好这件大事。”他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小动作。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请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指出，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海军负责海面警戒;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并提出请南京军区抽调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做好上海的安全警备工作，保证不出乱子。
廖汉生当即决定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振华请廖汉生警告上海警备区少数几个人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任何活动。
到达上海仅两日，工作组的斗争策略明显收效。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内，苏振华对“四人帮”余党区分性质并对顽固分子施以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迫使他们的走卒闻之退避三舍，不敢轻举妄动。
10月26日，中央作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上海区局县干部大会。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上海市广大领导干部面前亮相。苏振华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宣布了对他和倪志福、彭冲3位同志的任命，宣告彻底夺回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把持10年之久的领导权。
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等领导反复研究，决定从原上海市委常委入手，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
经过深入追查，中央工作组获取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批罪证，包括手令、武器、弹药、电台、通信呼频表、通信暗语表、兵力部署图等，基本查清了“四人帮”余党从10月8日至20日期间的一系列罪恶活动。
11月4日开始，苏振华带领新市委又开始领导新一阶段的揭批查行动。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教育群众，政策攻心，帮助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从上到下分化瓦解“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孤立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
通过各种会议和宣传，“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罪行和阴谋暴露无遗。许多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耳闻目睹了中央工作组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四人帮”的主要干将都给予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深为感动。不少人消除顾虑，主动交代问题。大量触目惊心的罪证，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认清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真面目，推动全市运动步步深入。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审判“四人帮”时出具的各种证据材料中，就有98件材料、173条证据是上海提供的，占起诉总证据的三分之一。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曾说：“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
此时，为起诉“四人帮”立下汗马功劳的苏振华，已经逝世了接近两年。1979年2月7日，他因突发心包膜破裂在北京逝世。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苏振华秘进上海的非常之旅》《黨史纵横》2005年第8期;作者：潘望、王学亮）
苏振华家风：不要忘了劳动人民，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苏振华曾说：“中国革命实在是太难了！如果将来我们共产党人中间出了不孝子孙，我就是死了也难以瞑目啊！”在他心中，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必须兼顾劳动人民最起码的利益。
苏振华的儿子苏大健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百废待兴。人们急切地盼望医治战争的创伤，修复残破的山河，休养生息。 苏振华当时担任贵州省党、政、军一把手，工作异常繁忙，既要继续指挥军队清扫国民党残余势力，消除匪患，保一方平安，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抓经济建设。就在此时，苏大健在贵阳出生了。
在苏大健幼年的记忆中，父亲虽然很忙、很累，但总能抽出极其有限的时间关照子女。兄弟姐妹当中，苏大健是一个比较“各”的人。苏振华见苏大健性格内向，见生人胆怯，甚至有点孤僻，为了拉近父子的距离，苏振华总是一有机会就把苏大健拉到身边，用他那带有胡茬的脸，在苏大健的小脸上蹭几下，并亲昵地给苏大健起了一个小名儿叫“小不点儿”，一叫就是27年。
在苏振华眼里，苏大健永远是一个他时时牵挂的“小不点儿”，他盼望苏大健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程。虽然他不可能像普通家庭父母那样时时处处呵护在子女身边，但是，苏振华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帮助苏大健认识到人生的路应该怎样走。苏振华时常教育子女：“不要忘了劳动人民，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尊重普通百姓。”
苏大健与苏振华生活了27年，从未见他为难过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苏大健的印象中他总是顾及下属的感受，从不任意发号施令、打官腔、摆架子，他与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如同家人。
苏振华在世时，经常到外地出差，有时子女们会随行，每当他们离开驻地时，苏振华都要特别提醒他们，向为他们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当面表示感谢。他还要求儿女和群众交朋友，时刻置身于群众之中。
有一次，苏振华带全家人到“军博”军人俱乐部过周末，进了大门，大家根据各自的爱好走开了。苏大健到阅览室寻找喜欢的画册，当他看到一本装帧非常精美的《收租院》画册时，高兴地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最后竟避开图书管理员的视线，把它带回了家。当时苏大健没有意识到这是私拿公物的错误，不知谁发现了苏大健的“秘密”，向苏振华“告发”了他。当天吃完晚饭，苏振华为了教育全体子女，他让苏大健站在大家的面前，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向家人表示从今往后不再犯。苏振华听完他的“检讨”后，严肃地指出：“公共财物是属于集体的，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能占为己有！”事后苏振华敦促苏大健亲自将画册送还阅览室，并主动向有关人员当面承认错误。
苏振华的女儿苏承业说起父亲、继母时，满是钦敬：“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没有布料，弟弟们的床单都是陆阿姨（继母）用一块块碎布拼接縫制的。家里常有领导来谈工作、开会，爸爸都自己负担茶水、饭菜。”
“父亲是个孝子。”苏振华的女儿苏承业如此给父亲定位。她解释道：“爸爸再忙也常给奶奶端茶倒水，有时还跪着给奶奶穿鞋。”
1960年，国家遭灾，每月只给将军配1公斤大米。苏家孩子吃的都是地瓜面和菜叶。每次吃饭时，苏振华都把一小碗米饭，喂给几岁的小儿子。苏承业称，当时父亲工资300多元，抚养家里9个孩子，还要接济老家亲戚。
尽管这些往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但每每回忆起父亲当年的教诲，仍令他们刻骨铭心。
（责编：汪梦芬;参考资料：《怀念我的父亲苏振华》《湘潮》2012年第6期;《将军家风山高水长》《湖南日报》2015年5月11日;作者：苏大健、徐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