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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中山之子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
在内阁组成前后，孙科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介石下野后，他既反对蒋介石的和谈原则，又反对桂系的企图。后来，由于桂系的倒阁，也由于孙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致使孙科去职，其一厢情愿的“光荣的和平”，也就自然而然地以破产收场。
一、蒋、孙妥协，孙科任立法院长
对孙科“光荣的和平”计划破产经过的追述，不但能揭示蒋介石集团、桂系和孙科三大派系各自企图与国共和谈的真相，而且有助于了解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各派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和分化轨迹。
1948年10月至11月，随着蒋介石经济上金圆券崩溃、军事上在辽沈决战中失败，孙科决定尝试和谈，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
在孙科任院长的立法院，有人即提议蒋介石应该“休息”。孙科虽未明确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但也与主和的于右任、邵力子、张群、张治中、张伯苓等人频繁“交换意见”。对此，蒋介石一度断然拒绝，并严厉指责主和者“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
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2日结束后，蒋因丧失18个整编师而惨败，不得不同意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和谈。其实，蒋介石并非完全因孙科的压力而同意他继任行政院长；相反，这是蒋介石在经济军事都非常恶化的背景之下考虑战略撤退的必然结果。这一计划的推行，需要以“和谈”为幌子，组成一个“和谈”内阁。
从各种关系来说，孙科是蒋介石认为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在与中共关系上，孙科基本主张以和平解决国共矛盾，强调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比共产党人强大得多”，“但是不能指望消灭从事游击战的中共”，他因此一度被中共视为国民党中持论较公正者。第二，在对苏关系上，孙科一度是国民政府同苏联打交道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可以利用他同苏联再度接触。第三，在对美关系上，孙科因曾经竭力打造一部宪法限制蒋介石之独裁而被美国视为“自由分子，立场居中偏左”，并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放弃亲苏而亲美。蒋介石以他出任行政院长，不但可以“对美表示友好”，并可答复其“关于扩大中国政府基础之要求”。第四，在国民党派系关系上，由于孙科是孙中山唯一嗣子，有人希望他“作为团结的象征，对党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至少能起到某些弥合的作用”。因此，尽管何应钦、张群均有意问鼎行政院长，蒋介石也考虑过胡适和张治中，但还是于11月26日决定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孙科接任后，就“毅然决然地要求赋予他负责的行政院以正当的权力，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一方面，他以医治足疾为名赴沪，自信数日可以组成和谈内阁。果然在几天后，张群、陈立夫、张治中等人对入阁一事原则上均已同意。在这些人中，二张赞同与中共直接商谈，陈立夫赞同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国调解，虽然在和谈方式上意见不同，但均认为需要和谈。张治中还与黄炎培协商了国共和谈的步骤和方式。
其时，蒋介石正布置徐州、蚌埠地区作战，企图南北夹击解放军，一举稳定江淮局势。这决定了孙科不能组成和谈内阁。
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上，蒋介石派张群专门询问司徒雷登，是要求他退休还是支持他继续从事反共“事业”。
在人事上，除了强迫孙科延纳朱家骅、张厉生入阁共同努力，一致杀“贼”外，蒋介石还拒绝了孙科以张治中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之请求，并将吴铁城争取过来站在自己一边，要求孙科以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长，使吴铁城“切实取得对行政院的控制权”，张治中因此决定返回兰州。
在权力上，蒋介石拒绝孙科赋予行政院全权的请求，将一切权力集中于总统之手。这样，孙科12月15日入宁晋谒总统后心情很沮丧。
孙科并不甘心，强调如果张治中不能入阁，他就不再担任行政院长。同时，他要求司徒雷登表态，美国是支持“继续作战，还是求取和平”，是否劝告蒋介石“退休或到海外旅行或以其他方式消除他对国事的绝对控制”。但是，这些努力仍然落空，蒋介石坚持吴铁城必须入阁。
显然，孙科无力组成全权负责和谈的内阁，因而一气之下准备拟就一个声明，解释他不能组阁的原因。但是，他的本意是追求“光荣的和平”，他幻想江淮局势稳定后再“设法由共党方面获得谈判的和平中的最好条件”，因而既同意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又强调不能完全关上和谈大门。蒋介石表示同意。这样，孙科终于在12月20日组成内阁，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长，张群、张治中、陈立夫、翁文灏、张厉生、朱家骅担任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
从接任之日算起，孙科组阁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由上述可见，孙科最终只能组成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作为一个“能战”的“战斗内阁”，孙科声言“政府剿匪具有决心，决不轻言妥协”。作为一个“能和”的“和平内阁”，孙科宣称“政府用兵的最后目的，在于争取和平”。这种内阁本来是孙蒋双方妥协的产物，蒋介石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使”，而把孙科变成“斗士”。
二、迫于形势，孙科逼蒋介石退身下野
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介石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因此，当新闻报道孙科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孙科当即否认。
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
蒋介石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介石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
一方面，蒋介石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 孙科对此非常不满。针对文告所谈各点，他当晚即作广播讲话，强调：其一，蒋介石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有些不妥”，国民党、民盟和社会贤达等也要承担。为此，孙科“颇有意思”地指出1946年“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批评蒋介石置之不理。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作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介石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这与蒋之“战斗声明”显然是矛盾的。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是，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
据此，吴铁城1月8日以外长身份正式请求四国调停。1月10日，孙科、吴铁城进一步要求顾维钧“力促美国与苏联同意联合行动”，如果美国不同意，则要求美国单独或与英法发表支持南京对共产党的和平呼吁的声明，或者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支持中国。这一情况深刻反映了孙科、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复杂的关系。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后来称是李宗仁主张四国调停，桂系骨干分子程思远则辩称是蒋介石示意孙科指示吴铁城出面的。无论是谁提出，孙科不但同意请求四国调停，而且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同李宗仁达成一致。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介石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京沪地区的长江北岸，并试图渡江。
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要求孙科“以大智大勇之决心，立即派定适当人员，与共产党取得联络，促其同意即日停战，开始商谈”。
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中国民主自由学会则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宣称：“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
孙科立即利用这一情况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孙科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引退”。蒋介石在引退声明中不但无只字批评中共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这表明他放弃了自己的元旦文告。
虽然蒋介石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当时之报道就有孙科曾称“如果委员长拒绝和平，内阁就辞职；如果委员长接受和平，则他本人将引退”的话。
三、“光荣和平”终落空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
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则企图在李之和谈掩护下进行战略转移，并准备在李宗仁和谈不成或倾向投诚时东山再起。他将24个军72个师、近50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湖口至上海段长江南岸约500余公里的正面，此举不仅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而且意在控制南京，威胁李宗仁。如能阻止解放军渡江，蒋介石自然成为“划江而治”的一方。如此目的不能实现，蒋介石就战略撤退，并“秘密将海、空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使桂系不能以半壁江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不言而喻，蒋介石与桂系的各自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孙科也反对桂系的企图。至于孙、蒋之间，在维持国民党统治这点上，蒋介石支持孙科的“光荣的和平”，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就宣称“和平”只能是“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有条件的和平”。
但是，蒋、孙二人也有矛盾。除了孙科企图由自己与中共和谈外，还在于：实现“光荣的和平”的前提是坚守长江，确保江南，而蒋介石的战略撤退是不利于这一前提的。比较起来，蒋介石、孙科与李宗仁的矛盾为主，二人之间矛盾为次；李与蒋的矛盾为主，与孙科的矛盾为次。
和谈主要在中共和李宗仁之间展开，蒋、李之争成为国民党中之主要矛盾，孙科无力左右国民党政局的发展。尽管如此，孙科仍然设法求和。
孙科的求和陷入绝路。而在此前后，李宗仁加快了求和步伐。1月27日，他发出著名的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蒋介石、陈立夫等各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同时，中共建议他立刻同华中的白崇禧汇合，达成关于华中地区和平解放的协议。
2月15日，传出孙科辞职、由张治中或黄绍竑继任的消息，有人称：“系因李代总统在其与中共谋取政治解决的努力中，获得更多之支持，使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中国的和平希望渐形增大。”
但是，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孙科、蒋介石的联合抵制。孙科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
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可见孙科和桂系之间矛盾还是相当的尖锐。
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在2月17日，蒋介石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3月8日辞职。
孙科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企图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他首先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此后，他反对李宗仁所主张的和谈，同时指责蒋介石要为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决定国民党和谈的主要因素是蒋、桂之间的较量，孙科并无什么力量实现“光荣的和平”，其去职是必然的。
在内阁组成前后，孙科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介石下野后，他既反对蒋介石的和谈原则，又反对桂系的企图。后来，由于桂系的倒阁，也由于孙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致使孙科去职，其一厢情愿的“光荣的和平”，也就自然而然地以破产收场。
一、蒋、孙妥协，孙科任立法院长
对孙科“光荣的和平”计划破产经过的追述，不但能揭示蒋介石集团、桂系和孙科三大派系各自企图与国共和谈的真相，而且有助于了解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各派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和分化轨迹。
1948年10月至11月，随着蒋介石经济上金圆券崩溃、军事上在辽沈决战中失败，孙科决定尝试和谈，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
在孙科任院长的立法院，有人即提议蒋介石应该“休息”。孙科虽未明确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但也与主和的于右任、邵力子、张群、张治中、张伯苓等人频繁“交换意见”。对此，蒋介石一度断然拒绝，并严厉指责主和者“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
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2日结束后，蒋因丧失18个整编师而惨败，不得不同意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和谈。其实，蒋介石并非完全因孙科的压力而同意他继任行政院长；相反，这是蒋介石在经济军事都非常恶化的背景之下考虑战略撤退的必然结果。这一计划的推行，需要以“和谈”为幌子，组成一个“和谈”内阁。
从各种关系来说，孙科是蒋介石认为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在与中共关系上，孙科基本主张以和平解决国共矛盾，强调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比共产党人强大得多”，“但是不能指望消灭从事游击战的中共”，他因此一度被中共视为国民党中持论较公正者。第二，在对苏关系上，孙科一度是国民政府同苏联打交道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可以利用他同苏联再度接触。第三，在对美关系上，孙科因曾经竭力打造一部宪法限制蒋介石之独裁而被美国视为“自由分子，立场居中偏左”，并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放弃亲苏而亲美。蒋介石以他出任行政院长，不但可以“对美表示友好”，并可答复其“关于扩大中国政府基础之要求”。第四，在国民党派系关系上，由于孙科是孙中山唯一嗣子，有人希望他“作为团结的象征，对党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至少能起到某些弥合的作用”。因此，尽管何应钦、张群均有意问鼎行政院长，蒋介石也考虑过胡适和张治中，但还是于11月26日决定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孙科接任后，就“毅然决然地要求赋予他负责的行政院以正当的权力，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一方面，他以医治足疾为名赴沪，自信数日可以组成和谈内阁。果然在几天后，张群、陈立夫、张治中等人对入阁一事原则上均已同意。在这些人中，二张赞同与中共直接商谈，陈立夫赞同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国调解，虽然在和谈方式上意见不同，但均认为需要和谈。张治中还与黄炎培协商了国共和谈的步骤和方式。
其时，蒋介石正布置徐州、蚌埠地区作战，企图南北夹击解放军，一举稳定江淮局势。这决定了孙科不能组成和谈内阁。
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上，蒋介石派张群专门询问司徒雷登，是要求他退休还是支持他继续从事反共“事业”。
在人事上，除了强迫孙科延纳朱家骅、张厉生入阁共同努力，一致杀“贼”外，蒋介石还拒绝了孙科以张治中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之请求，并将吴铁城争取过来站在自己一边，要求孙科以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长，使吴铁城“切实取得对行政院的控制权”，张治中因此决定返回兰州。
在权力上，蒋介石拒绝孙科赋予行政院全权的请求，将一切权力集中于总统之手。这样，孙科12月15日入宁晋谒总统后心情很沮丧。
孙科并不甘心，强调如果张治中不能入阁，他就不再担任行政院长。同时，他要求司徒雷登表态，美国是支持“继续作战，还是求取和平”，是否劝告蒋介石“退休或到海外旅行或以其他方式消除他对国事的绝对控制”。但是，这些努力仍然落空，蒋介石坚持吴铁城必须入阁。
显然，孙科无力组成全权负责和谈的内阁，因而一气之下准备拟就一个声明，解释他不能组阁的原因。但是，他的本意是追求“光荣的和平”，他幻想江淮局势稳定后再“设法由共党方面获得谈判的和平中的最好条件”，因而既同意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又强调不能完全关上和谈大门。蒋介石表示同意。这样，孙科终于在12月20日组成内阁，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长，张群、张治中、陈立夫、翁文灏、张厉生、朱家骅担任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
从接任之日算起，孙科组阁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由上述可见，孙科最终只能组成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作为一个“能战”的“战斗内阁”，孙科声言“政府剿匪具有决心，决不轻言妥协”。作为一个“能和”的“和平内阁”，孙科宣称“政府用兵的最后目的，在于争取和平”。这种内阁本来是孙蒋双方妥协的产物，蒋介石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使”，而把孙科变成“斗士”。
二、迫于形势，孙科逼蒋介石退身下野
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介石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因此，当新闻报道孙科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孙科当即否认。
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
蒋介石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介石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
一方面，蒋介石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 孙科对此非常不满。针对文告所谈各点，他当晚即作广播讲话，强调：其一，蒋介石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有些不妥”，国民党、民盟和社会贤达等也要承担。为此，孙科“颇有意思”地指出1946年“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批评蒋介石置之不理。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作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介石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这与蒋之“战斗声明”显然是矛盾的。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是，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
据此，吴铁城1月8日以外长身份正式请求四国调停。1月10日，孙科、吴铁城进一步要求顾维钧“力促美国与苏联同意联合行动”，如果美国不同意，则要求美国单独或与英法发表支持南京对共产党的和平呼吁的声明，或者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支持中国。这一情况深刻反映了孙科、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复杂的关系。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后来称是李宗仁主张四国调停，桂系骨干分子程思远则辩称是蒋介石示意孙科指示吴铁城出面的。无论是谁提出，孙科不但同意请求四国调停，而且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同李宗仁达成一致。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介石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京沪地区的长江北岸，并试图渡江。
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要求孙科“以大智大勇之决心，立即派定适当人员，与共产党取得联络，促其同意即日停战，开始商谈”。
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中国民主自由学会则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宣称：“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
孙科立即利用这一情况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孙科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引退”。蒋介石在引退声明中不但无只字批评中共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这表明他放弃了自己的元旦文告。
虽然蒋介石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当时之报道就有孙科曾称“如果委员长拒绝和平，内阁就辞职；如果委员长接受和平，则他本人将引退”的话。
三、“光荣和平”终落空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
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则企图在李之和谈掩护下进行战略转移，并准备在李宗仁和谈不成或倾向投诚时东山再起。他将24个军72个师、近50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湖口至上海段长江南岸约500余公里的正面，此举不仅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而且意在控制南京，威胁李宗仁。如能阻止解放军渡江，蒋介石自然成为“划江而治”的一方。如此目的不能实现，蒋介石就战略撤退，并“秘密将海、空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使桂系不能以半壁江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不言而喻，蒋介石与桂系的各自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孙科也反对桂系的企图。至于孙、蒋之间，在维持国民党统治这点上，蒋介石支持孙科的“光荣的和平”，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就宣称“和平”只能是“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有条件的和平”。
但是，蒋、孙二人也有矛盾。除了孙科企图由自己与中共和谈外，还在于：实现“光荣的和平”的前提是坚守长江，确保江南，而蒋介石的战略撤退是不利于这一前提的。比较起来，蒋介石、孙科与李宗仁的矛盾为主，二人之间矛盾为次；李与蒋的矛盾为主，与孙科的矛盾为次。
和谈主要在中共和李宗仁之间展开，蒋、李之争成为国民党中之主要矛盾，孙科无力左右国民党政局的发展。尽管如此，孙科仍然设法求和。
孙科的求和陷入绝路。而在此前后，李宗仁加快了求和步伐。1月27日，他发出著名的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蒋介石、陈立夫等各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同时，中共建议他立刻同华中的白崇禧汇合，达成关于华中地区和平解放的协议。
2月15日，传出孙科辞职、由张治中或黄绍竑继任的消息，有人称：“系因李代总统在其与中共谋取政治解决的努力中，获得更多之支持，使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中国的和平希望渐形增大。”
但是，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孙科、蒋介石的联合抵制。孙科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
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可见孙科和桂系之间矛盾还是相当的尖锐。
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在2月17日，蒋介石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3月8日辞职。
孙科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企图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他首先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此后，他反对李宗仁所主张的和谈，同时指责蒋介石要为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决定国民党和谈的主要因素是蒋、桂之间的较量，孙科并无什么力量实现“光荣的和平”，其去职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