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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明朗化了吗
记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国内有人认为，他给胡主席打电话的时间比给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晚一些，驻华大使的人选也是很晚才得以确定，似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没有明朗化，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大使：总体来说，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还是比较重视的。目前，两国外长已经实现了互访，美国国务卿把中国包括在她第一次出访的目的地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充分说明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杨部长访美期间，双方就中美关系的定位达成了共识。
胡主席和奥巴马在4月初的伦敦金融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时，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一是对中美关系的定位——“积极、全面、合作”。胡主席对这三个词有自己的阐述。我想，如果按照积极、全面、合作这三个词的定位来发展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对话机制加以确认，原来有两个机制，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一个是战略对话。战略对话长期被美方叫做高级对话，中方称做战略对话。对美方来说，安全问题之间的对话，即战略对话只有盟友之间才能进行，因此，它把中美之间安全问题的对话叫做高级对话。但是，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之间的安全对话明确地被称作战略对话，同时进行经济对话，叫作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由希拉里国务卿和盖特纳财政部长作为总统代表担任共同主持。安全对话的级别提高了，这个对话机制应该说是一个创新，今后在中美关系当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记者：近几届美国政府在上台初期似乎总是对中国不太友好，如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所谓的人权问题挂钩、小布什政府在中美撞机事件上态度强硬。可是，当政时间长了，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逐渐转向现实主义，您是怎么看的?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又会如何?
周大使：小布什赢得大选后，他奉行的是ABC政策，就是说Anything But Clinton，只要是克林顿主张的，他都要反对。采取这个政策之后，他就对克林顿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不能接受。在竞选期间，他曾经说中美互为竞争对手，这与克林顿政府和我们达成的共识距离太远。
撞机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通过这次事件，美方感觉到中美关系很脆弱，很容易从合作关系一下子变成对抗关系，这导致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进行反思，认识到中美关系需要加以维护。
此前，我们曾经向美方表示，如果你们不接受双方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起码双方应该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但在撞机事件之前美方没有明确表态。撞机事件解决之后，同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表示中美应该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不谈合作。这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认识的变化过程：从一开始认为中美是竞争对手，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比较消极，至4撞机事件之后，认识到中美关系还是要加以维护的，要寻求共同点，部分地同意了我们的主张。什么时候美方开始讲合作呢，是在9.11之后。9.11之后，我们很快向美方表示，在反恐问题上，中美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尽管布什政府反恐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但他还是如期到上海参加APE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与江主席会谈时，布什一开口就说，他同意中美之间应该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公开表态。应该说，从布什就职到参加APEC会议，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不管怎么样，弯子还是转过来了，双方从竞争对手转变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有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但这说明了一点，形势比人强，双方具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任何人不能无视。布什就任后经历了许多事情，他感觉到了中美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没有中国的合作，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此后，在小布什剩下的七年总统任期里，双方关系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在奥巴马新政府过渡期间，中美关系开局比较顺利，这跟中国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过去也不一样了。美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力量和以前相比削弱了，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下降了，对中国的需要增加了。这样一来，中美双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另外，全球化使世界各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靠个别国家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各国的合作来解决问题，在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合作就成为重要的形式。
不同声音如何看待
记者：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使用了一个词——“同床异梦”来形容，而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北京提出中美应该“同舟共济”，从词语的变化看，是不是体现了美方认识的进步?
周大使：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在竞选中，克林顿曾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朝鲜并列，指摘“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政”；上台不久，他又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再往后，中美双方在军控问题上、台湾问题上也是摩擦不断。按照钱副总理的话说就是，这个时期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动荡不断。不过，1997年之后，到了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后期，两国关系就好了一些，这与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形势都是相联系的。
谈到中美应该“同舟共济”，这与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趋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当然，全球化也需要加强管理。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各国利益的调整，要让既得利益国家与其他国家分享利益很不容易。近来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也让各国认识到，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提出要“同舟共济”，是因为它遇到困难，自己的力量下降了，光靠自己解决不了，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发展起来了。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一些比较明智的人士认识到现在需要同舟共济。我希望，美国多数人能够认同、认可这个说法。同舟共济的意思是大家要共同努力，有利益大家要共同分享，有困难大家要共同承担，不能搞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搞保护主义，就不是同舟共济了。我觉得，这会有一个过程。现在美国国内经济陷于困境，经济的前景也不确定，人们很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自然而然从外部找原因，把经济恶化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因此，中美是否能够同舟共济，还要看奥巴马政府能不能把这些消极的东西转化为和其他国家同舟共济的积极因素。
记者：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上台，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上日益失势。但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应该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前一段，中国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作者站在比较 极端的立场上，对美国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也不无微辞，出现了和主流意见不同的声音，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些影响。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周大使：大家对中美关系很关心，见仁见智，积极地发表评论，这本身是好事。另一方面，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同意中美关系很重要。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应该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集中精力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这是我们外交第一位的任务。要想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有一个比较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就必须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
我们跟美国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应该看到，双方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这是不应该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发展的结果。所以，扩大共同利益，加强双方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利。中美双方确实存在很多分歧，问题是如何把分歧处理好。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某些人、某些议员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消极言论或批评言论，就把它看成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另外，我们还需要分清的是，美国政府处理问题的做法哪些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哪些是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对它提出批评、和它进行斗争的，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加以引导、希望他们能够加以坚持的。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如果一概而论，不是一个很客观、理性的做法。
分歧和难题怎样解决
记者：您作为中国驻美国大使，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和估计?中美两国需要在哪些领域里注意和处理好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周大使：中美关系很重要，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加在一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换句话讲，中美经济出问题，世界经济就会出问题。如果中美不能很好地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双方的分歧，我们也常说要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应该说，自中美建交以来，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到现在为止，美国在此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是表示美国认知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的关切是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手段应该是和平的。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始终困扰中美关系，症结就在这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但是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上还是有保留的，换句话说，他仍然认为台湾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的话，它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隐患，一个定时炸弹。如果美方真正能按照“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来处理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能够言必信、行必果，那么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不会再有大的起伏。
当然，目前两岸关系处于和平发展中，这使得两岸关系紧张的状况有所改变。客观上讲，两岸关系、台海形势比较缓和，两岸的关系不断发展，对美国来说也是好事。
记者：周大使，最后请您给我们《世界知识》的读者说几句话吧?
周大使：我也是《世界知识》的读者之一，我差不多每期都看，这本杂志编得很好，无论它的知识性、政论性，还是它的前瞻性，都是吸引我的地方。因为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即使像我们这些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很多问题都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园地，使我们能够了解世界上不熟悉的问题，对它的来龙去脉，对它的历史沿革，对它今后的发展方向，都有所了解。而且我觉得《世界知识》也有一些改变。包括一些外刊摘要、学者探讨性的文章，我也很愿意阅读。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
记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国内有人认为，他给胡主席打电话的时间比给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晚一些，驻华大使的人选也是很晚才得以确定，似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没有明朗化，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大使：总体来说，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还是比较重视的。目前，两国外长已经实现了互访，美国国务卿把中国包括在她第一次出访的目的地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充分说明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杨部长访美期间，双方就中美关系的定位达成了共识。
胡主席和奥巴马在4月初的伦敦金融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时，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一是对中美关系的定位——“积极、全面、合作”。胡主席对这三个词有自己的阐述。我想，如果按照积极、全面、合作这三个词的定位来发展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对话机制加以确认，原来有两个机制，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一个是战略对话。战略对话长期被美方叫做高级对话，中方称做战略对话。对美方来说，安全问题之间的对话，即战略对话只有盟友之间才能进行，因此，它把中美之间安全问题的对话叫做高级对话。但是，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之间的安全对话明确地被称作战略对话，同时进行经济对话，叫作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由希拉里国务卿和盖特纳财政部长作为总统代表担任共同主持。安全对话的级别提高了，这个对话机制应该说是一个创新，今后在中美关系当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记者：近几届美国政府在上台初期似乎总是对中国不太友好，如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所谓的人权问题挂钩、小布什政府在中美撞机事件上态度强硬。可是，当政时间长了，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逐渐转向现实主义，您是怎么看的?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又会如何?
周大使：小布什赢得大选后，他奉行的是ABC政策，就是说Anything But Clinton，只要是克林顿主张的，他都要反对。采取这个政策之后，他就对克林顿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不能接受。在竞选期间，他曾经说中美互为竞争对手，这与克林顿政府和我们达成的共识距离太远。
撞机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通过这次事件，美方感觉到中美关系很脆弱，很容易从合作关系一下子变成对抗关系，这导致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进行反思，认识到中美关系需要加以维护。
此前，我们曾经向美方表示，如果你们不接受双方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起码双方应该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但在撞机事件之前美方没有明确表态。撞机事件解决之后，同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表示中美应该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不谈合作。这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认识的变化过程：从一开始认为中美是竞争对手，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比较消极，至4撞机事件之后，认识到中美关系还是要加以维护的，要寻求共同点，部分地同意了我们的主张。什么时候美方开始讲合作呢，是在9.11之后。9.11之后，我们很快向美方表示，在反恐问题上，中美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尽管布什政府反恐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但他还是如期到上海参加APE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与江主席会谈时，布什一开口就说，他同意中美之间应该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公开表态。应该说，从布什就职到参加APEC会议，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不管怎么样，弯子还是转过来了，双方从竞争对手转变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有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但这说明了一点，形势比人强，双方具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任何人不能无视。布什就任后经历了许多事情，他感觉到了中美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没有中国的合作，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此后，在小布什剩下的七年总统任期里，双方关系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在奥巴马新政府过渡期间，中美关系开局比较顺利，这跟中国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过去也不一样了。美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力量和以前相比削弱了，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下降了，对中国的需要增加了。这样一来，中美双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另外，全球化使世界各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靠个别国家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各国的合作来解决问题，在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合作就成为重要的形式。
不同声音如何看待
记者：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使用了一个词——“同床异梦”来形容，而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北京提出中美应该“同舟共济”，从词语的变化看，是不是体现了美方认识的进步?
周大使：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在竞选中，克林顿曾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朝鲜并列，指摘“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政”；上台不久，他又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再往后，中美双方在军控问题上、台湾问题上也是摩擦不断。按照钱副总理的话说就是，这个时期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动荡不断。不过，1997年之后，到了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后期，两国关系就好了一些，这与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形势都是相联系的。
谈到中美应该“同舟共济”，这与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趋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当然，全球化也需要加强管理。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各国利益的调整，要让既得利益国家与其他国家分享利益很不容易。近来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也让各国认识到，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提出要“同舟共济”，是因为它遇到困难，自己的力量下降了，光靠自己解决不了，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发展起来了。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一些比较明智的人士认识到现在需要同舟共济。我希望，美国多数人能够认同、认可这个说法。同舟共济的意思是大家要共同努力，有利益大家要共同分享，有困难大家要共同承担，不能搞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搞保护主义，就不是同舟共济了。我觉得，这会有一个过程。现在美国国内经济陷于困境，经济的前景也不确定，人们很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自然而然从外部找原因，把经济恶化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因此，中美是否能够同舟共济，还要看奥巴马政府能不能把这些消极的东西转化为和其他国家同舟共济的积极因素。
记者：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上台，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上日益失势。但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应该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前一段，中国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作者站在比较 极端的立场上，对美国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也不无微辞，出现了和主流意见不同的声音，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些影响。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周大使：大家对中美关系很关心，见仁见智，积极地发表评论，这本身是好事。另一方面，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同意中美关系很重要。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应该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集中精力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这是我们外交第一位的任务。要想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有一个比较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就必须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
我们跟美国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应该看到，双方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这是不应该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发展的结果。所以，扩大共同利益，加强双方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利。中美双方确实存在很多分歧，问题是如何把分歧处理好。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某些人、某些议员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消极言论或批评言论，就把它看成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另外，我们还需要分清的是，美国政府处理问题的做法哪些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哪些是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对它提出批评、和它进行斗争的，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加以引导、希望他们能够加以坚持的。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如果一概而论，不是一个很客观、理性的做法。
分歧和难题怎样解决
记者：您作为中国驻美国大使，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和估计?中美两国需要在哪些领域里注意和处理好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周大使：中美关系很重要，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加在一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换句话讲，中美经济出问题，世界经济就会出问题。如果中美不能很好地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双方的分歧，我们也常说要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应该说，自中美建交以来，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到现在为止，美国在此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是表示美国认知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的关切是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手段应该是和平的。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始终困扰中美关系，症结就在这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但是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上还是有保留的，换句话说，他仍然认为台湾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的话，它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隐患，一个定时炸弹。如果美方真正能按照“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来处理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能够言必信、行必果，那么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不会再有大的起伏。
当然，目前两岸关系处于和平发展中，这使得两岸关系紧张的状况有所改变。客观上讲，两岸关系、台海形势比较缓和，两岸的关系不断发展，对美国来说也是好事。
记者：周大使，最后请您给我们《世界知识》的读者说几句话吧?
周大使：我也是《世界知识》的读者之一，我差不多每期都看，这本杂志编得很好，无论它的知识性、政论性，还是它的前瞻性，都是吸引我的地方。因为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即使像我们这些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很多问题都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园地，使我们能够了解世界上不熟悉的问题，对它的来龙去脉，对它的历史沿革，对它今后的发展方向，都有所了解。而且我觉得《世界知识》也有一些改变。包括一些外刊摘要、学者探讨性的文章，我也很愿意阅读。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