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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散文的大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文学的正宗和扮演着文类之母的角色。从古至今，先后经历了“先秦散文”、“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等等阶段，创作之丰，可谓煌煌大也。如果说“五四”以前，“散文”之名尚未能取“古文”之称谓而代之的话，那么在这以后，散文相对独立，“散文”之名也被普遍认同，其创作也随着白话文的推行相应进入现代汉语散文的阶段，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散文小品异常发达，其成就几乎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①，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至当下，散文尤其是随笔也是异彩纷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之相对的散文研究却不尽人意，一直停留在泛、散、庸、滥、旧等的层面上。本文就针对百年现代散文研究之状况和发展走向试着做些本源性的探讨。
一
概观百年现代散文研究，“泛”是突出特征，也是共同特征。浅尝辄止，大而泛之，难以深入。如果分期考察，又形态各异：
一曰“散”；五四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伴随着现代散文的出现和发展，散文研究开始萌发。但客观地说，此一时期的散文研究还是基本抓住了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影响也较深远。代表性的如刘半农提出的“文学的散文”，周作人提出的“美文”，王统照提出的“纯散文”，胡梦华提出的“絮语散文”，郁达夫所谓的“心”、“性”、“个性”等理论，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京派散文作家对创作纯艺术散文的崇尚、自觉、独立、严谨以及他们那零珠碎玉般的对散文主观性、诗性、语言、节制的情感、“真我”、文化感、自由的文体探险等理论的提出和创作实践，更是光彩灼灼。另外，梁实秋的“文调的美”，林语堂的“性灵”、“闲适”、“幽默”等等，都是可堪刮目的。他们多受益于中西散文理论的滋养以及“五四”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的鼓励和感染，开现代散文研究一代之风。
遗憾的是，他们的很多理论主张诚然有着很强的生长性和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但似乎都缺乏耐心，没有深入下去，往往浅尝辄止，甚至片言只语，散不成体且大多属于随想式和印象式的理论批评，也常常表现为散文家谈散文家的散文或者自己的写作体会，少有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后人也鲜有能够对他们那些具有敏锐性、生长性的理论观点进行细致的归理和深层阐发，这是几代人的缺憾。
二曰“庸”；主要表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直至四五十年代。在此一时期，由于抗战和解放战争等各种现实的原因，散文研究转向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为主的批评理论和标准。散文创作崇尚政治教化和载道功能，审美缺席，艺术性忽视，杂文、报告文学、通讯特写成为主流和独尊。应该说，强调散文对政治性、时代性、社会性的反映，本来无可厚非，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现实理应投影到文学的表现上。但过分的强调政治性、社会性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普适的、永久的标准，难免走向政治庸俗化，也会制约散文的良性发展以至偏离散文的本体性。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此一时期的散文又变成了宽泛无边、无所不包“四不像”的东西。
五六十年代之交，对散文研究的这种状况曾有过一阵反思的波浪和小小的“拨乱反正”，试图回归散文本体。但观点驳杂，难得统一，成效不大，且依然没能挣脱政治标准唯一的藩篱。比如在散文的范畴论上，吴调公等人论述了散文的概念及分类，区分了散文的广义和狭义，并把散文分为记叙散文、议论散文和抒情散文。② 而同时期的老舍等著名作家们却仍然把报告文学、评论、小说、话剧统统归入散文门类。③ 在散文的本质论上，王尔龄提出“散文贵散”；④ 师陀提出“散文忌散”；⑤ 肖云儒提出“形散神不散”；⑥ 杨朔提出散文的“诗化”⑦ ；等等。此外，还有散文的“海阔天空”论、“匕首”“投枪”论、“轻骑兵”论等依然主导散文理论的走向。概而言之，有些观点也一定程度上抓住了散文的一些本质性的特点，但可惜的是，由于所处特定的时代，命题都与当时的政治合流，偏于微观，片面强调某某“体式”，时间久了一并成为散文创作的固定模式压抑了作家的创作个性，窒息了散文的发展。
文革十年，是散文研究和散文理论的荒芜期。
三曰“旧”；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散文研究复苏。此一时期，散文研究界陆续出现了一批探索散文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文章。它的直接引燃点应该是1980年前后巴金发表的《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等文章的出现 ⑧。巴金的“说真话”，赢得了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并直接刺激了散文研究者的热情，出现了建国以来颇丰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论文和著作有：张明吉的《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光明日报》1982年8月19日）、创淮的《成就与局限》（《光明日报》1982年9月10日）、罗大刚的《散文与散步》（《文艺研究》1985年1月号）、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郭风的《关于“形散神不散”》（《解放日报》1988年2月25日）、喻大翔的《历史与现实：形散神不散》（《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林非的《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等等。从过往的散文创作实践中思考散文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再认识过去的“形散神不散”、“诗化散文”等观点；并对“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和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散文本来的特色。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理论深度不够，大而化之，没有超出“五四”和三十年代对散文的认识水平。尤其是观念陈旧，政治意味浓，停滞于传统散文的印象理念上。散文研究几乎千孔一面，缺乏个性和前瞻性。一些传统散文的概念比如：诗意、意境、形散神不散、题材、选材、构思、节奏美、色彩美、哲理美、灵感、情绪、圆融、空灵、含蓄、“淡化情节”、“贵转折”、起承转合、语言生动形象朴素优美等等被一用再用且表面化、模式化、庸俗化，仿佛这些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文章论述雷同，创新和现代感不强，对散文的本体性认识模糊。带有那一时代的印记。
四曰“滥”； 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研究其深广度都优于以前，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佘树森的《中国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席扬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王尧的《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楼肇明主编的《繁华遮蔽下的贫困——王充闾散文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林非的《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范培松的《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贾平凹主编的《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周文的《20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喻大翔的《用生命拥抱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李虹的《女性自我的复归与成长》（《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札记》（《鸭绿江》1993年第7期）、吴俊的《关于90年代的学者散文》（《当代作家评论》1998 第2期）、王兆胜的《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山东文学》2000年第1期）、刘俐俐的《论建立当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散文》（《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沈义贞的《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佘树森、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总起来说，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研究偏重宏观和史的研究，深入思考了散文的本体特征，也曾试图建立散文自身的理论体系，典型的比如林非的《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一文，以真情实感和文化本体思考了散文的范畴、本体、创作、鉴赏和批评等一系列问题，刘锡庆的《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对“纯散文”的大力提倡和文体规范；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他试图以“诗性”为核心建构一套散文的理论话语。这套话语包括属于散文本体的“精神诗性”、“人格智慧”、“生命向度”、“文化本体性”；属于文体风格层面的“文调”、“氛围”、“心体互补”、“智情合体”；属于创作构成层面的“意象组构”、“复调叙述”、“多维结构”、“性灵话语”。作者认为散文的本体主要由创作主体和文化客体构成。散文创作是否有广度和深度是否有真情实感以及幽默有情趣，与作家的人格主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人格主体又包含着精神性、生命情调、智慧格调等因素。至于文化本体性，因为散文研究既要关注创作主体的个性化、独创性和生命体验的深度，也要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进行探测。只有把两者结合作为考察点，散文研究才不至于拘泥于“文章作法”、“谋篇布局”之类的细枝末节，从而达到一个较有理论深度和开阔的研究境界。应该说，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体系宏大细密，在很多方面都是有一定突破性和超越性的。
以上所述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此前散文理论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造成的理论依然空缺的现实，加之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并也一味力图突破散文研究传统规范的愿望，以致在缺乏现有理论可资借鉴和高涨热情的盲目推动下，1990年代以来的很多散文研究者无意中把小说、诗歌的现有理论简单地套用在散文文本的阐释上以及机械演绎西方的文化哲学观念甚至忽视以至偏离对散文文本进行归纳的原创性的浮滥研究，也时有存在，屡见不鲜。没有把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等的研究真正区别开，甚至包括陈剑晖这样的对散文理论做出很大突破的前卫散文研究者，同样有着这样的不足。
通过对百年散文研究的大致耙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年现代散文研究相较于诗歌、小说研究不可同日而语。概而言之，重作品批评但多为鉴赏性的批评，理论建树少且有待完善和深化。散文研究的弊端也没有引起学人广泛的重视，很多人甚至避而绕行，索性不研究散文，散文研究的阵容是很小的。
二
散文研究诸多弊端的出现，其显在和直接原因是散文理论长期存在的缺失造成的。无论中外，散文都没有系统、规范、成熟的理论形态，没有获得独立的品格。小说理论有“人物”、“故事情节”与“环境”等核心概念话语，并由这些核心概念话语再衍生出“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等；诗歌理论的核心概念话语则有“意象”、“意境”、“节奏”、“韵律”等等。而散文几乎失语，它没有一些被人普遍认可的、成熟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一个严重缺乏理论独立性的文类，使得散文批评和理论建设者没有一个相较规范的理论起点和支点，难免不出现沿袭古传、东挪西借或草创期的捉襟见肘，以致出现诸如“泛”“散”“庸”“旧”“滥”等等之不足和弊端，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者也一直受人轻视。
然细而思之，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还是对散文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并由这种认识的不足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误读性的连锁反映。散文天生是一个母体，同时有着自然的分娩能力。台湾学者郑明女利认为：“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散文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类，居于‘文类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诗歌、戏剧、小说无不是以散行文字叙写下来的，后来各种文类个别的结构和形式要求逐渐生长成熟且逐渐定型，便脱离散文的范畴，而独立成一种文类，现代散文亦复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散文经常处身于一种残留的文类。也就是说，把小说、诗、戏剧等各种已具完备要件的文类剔除之后，剩下来的文学作品的总称，便是散文。而在这其中，散文本身仍然不停地扮演母亲的角色，在她的羽翼下，许多文类又逐渐成长，如游记文学、报道文学、传记文学等别具特色的散文体裁若一旦发展成熟，就又会逐渐从散文的统辖下跳脱出来，自成一个文类……”⑨ 散文扮演的母亲角色并且仍将继续下去。一个包容广阔的母性文类难免也是混沌驳杂的，它的确给散文研究者带来了实际困难。因为面对一个内涵和外延如此丰富的母体文类，研究者很难进行全面完整的理论抽象和叙述建设。“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⑩ 以往的散文研究者很多都也曾努力给散文下过一个精确的定义，无论试图从题材类别、技术层面、“载道”、“言志”以及主体情思等等方面对散文进行规范，然而往往都是宽泛无边、简单草率、概念模糊、以偏概全、自相矛盾等等，其实都没有说清楚，也很难说清楚，因为它实在太复杂。这样一个混沌的、多层次、多涵义的母性文类的客观事实直接导致以下两个互有交涉的结果：
其一，散文研究的客观难度让散文研究者缺乏自信，甚至很多人不愿意涉足散文领域，理论建构更是凤毛麟角。加之，诗歌小说等批评与理论的外在威迫，更使散文研究者妄自菲薄，延缓了散文研究的进展以及对散文创作的规约和引导。
其二，由于散文本身的包容性和混沌性，使其自身一直处于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缘，以致很多人都不把散文作为艺术文体，这一认识无论中外都屡见不鲜。如朱自清就认为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11}。西方的罗杰、本森、黑格尔等人也都认为散文是低于诗歌等文体的。散文文体个性的模糊化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创作态度，认为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忽视散文的艺术性，把它作为文体的实验，练笔的工具，甚至老舍先生都说“把散文写好，我们便有了写评论、报告、信札、小说、话剧等等顺手的工具了。写好散文，作诗也不会吃亏。”{12} 散文创作态度的随便易于产生散文创作的不纯，于是，一些大众化形式的文章，庸俗丑陋的文字等等都被认为是“散文”，这无疑更进一步给散文研究者泼了冷水，影响了对散文研究的决心和深化。
三
怎样重新认识散文？怎样研究散文？怎样实现当下散文研究状况的突破？一直以来困扰着散文研究者。从前文所述也可看出，有些学者也已经在散文的研究中取得了拓荒期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草创期难免的弊端和缺陷。
1. 要强化两条腿走路的认识，良化和激活散文创作的环境。所谓两条腿走路，就是坚持艺术散文、纯散文和“大散文”并重的观念。
首先，艺术散文源远流长，并逐渐成熟以至纯化；散见于先秦战国，定型于唐代，成熟于明清，繁盛于现代。现代散文继承明清小品脉线，吸收外国随笔之乳汁，强调抒情审美、个人情韵和性灵，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何其芳、李广田、沈从文、废名等京派散文那里，散文至美至纯，成为纯散文。对于这种有着渊源历史、集中了更多散文本体性特征于一身的艺术散文、纯散文，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倡导。艺术散文、纯散文等集中体现散文的本体性特征，更符合散文自身的审美规范，对于时下那些忽视散文的艺术性以及大众化、庸俗丑陋的文字有着极大的纠偏补正、文体影响和文体导向的作用，促进它们增强审美功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良化创作和散文研究的生态环境。散文创作的纯净，概念的清晰，有利于散文研究形成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利于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其次，坚持“大”“小”散文之辩，并行不悖；散文一直存在广狭两义，广义散文笼统强调以“表现”为主要特征，以写人、叙事、言理以达表现主观感受的目的，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狭义散文即艺术散文、纯散文隶属于它，但偏于表现情韵、情感、情绪、情思，纯散文是艺术散文发展的极至。它们是相互依存的，还是徐迟说得好：“广义的散文好比是狭义的散文的塔身、塔基，狭义的散文好比是广义的散文的塔顶、塔尖。塔尖、塔顶不能无塔身、塔基。有时，塔尖已塌，身基还在。然有了塔基、塔身，就会有塔顶，塔尖……”{13} 如果将散文创作局限于艺术散文、纯散文创作，无疑就排斥了实际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散文比如杂感、报告、速写、序跋、谈艺录、读书记等等，这不利于散文的繁荣和发展。创作就是自由，特别是散文创作，限制越少越好。广义散文可以充分发挥其文体创生作用，有着强大和牢固的生命力，能给狭义散文提供广袤而深厚的思想土壤，启发狭义散文增强一些实用价值、理性思考以及增加一些人类共性的情感波澜，也是散文研究的血脉之源。
刘锡庆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极力提倡过“纯散文”，意义不容低估，但后来颇遭人诟病，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过于把纯艺术散文定于一尊，忽视广义散文的实际意义。
贾平凹主编《美文》杂志在世纪之交却极力推崇“大散文”，追求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放大了视野，拓宽了路子，活跃了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但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庸俗粗陋“散文”的泛滥。
只有两相坚持，并行不悖，才能既有利于散文研究向纵深发展，又利于保持散文研究具有旺盛的生命底蕴和生长性。
2. 研究散文要抓住散文的本体性特征。散文是一种相当自由的文体，它否定一切成规以及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的规约，散文的本性就是拒绝用一些具体的条条框框来限定其活动的自由，研究散文似乎无章可循。但话又说回来，无论多么自由，总还是有被人们认定为散文的内在规定性。作为散文研究者要想抓住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就要善于在散文变幻的生长历史和理论规约的冲突中，思考、发现研究的域限空间；更要有善于从大量的古今中外优秀的散文阅读感受中概括归纳出散文特质的原创性研究的自觉；同时也要善于从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成熟文体的区别中发现散文理论的生长点，并借助一些形而上的中西哲学对之向深广处挖掘，进而生成为一种简明、普泛、可操作性的散文理论进行散文批评。比如就散文的语言来说：
散文一般短小精悍，难以像小说和戏剧那样以情节和复杂的矛盾冲突取胜，它势必要求散文作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语言的锤炼上，散文拒绝败笔和冗笔。而小说、戏剧中的叙述语言，是视角人物的语言。视角人物的经历、接受的教育、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等，限制了他的语言能力和表达方式，其讲话也用日常语，语言过美反显矫揉造作，华而不实。故小说、戏剧对语言的要求并不高，简洁、准确、到位就行了。再者，散文是一种以本色真诚取胜的艺术，艺术性居次，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诗歌对语言的要求也没有散文那样高，诗歌重意境、意象、音乐节奏等，如只语言平平，尚不失为一首好诗，而散文的语言如果不好，决算不上一篇好散文。鉴于此，辞章之美就可以看作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就可以就散文语言的朴素美、内在节奏性、真我抒情性等特征作深入研究、挖掘以至理论建构。
比如就散文的情思来说：“情思”是指散文的情感和思考因素，散文无情思，难成其为散文。散文重作者主体情感的灌注，重敏锐的思想和见解，这就决定了“情思”成为散文中不可或缺的本体性因素。当然，散文重情感，小说、诗歌等文学文体也重情感，这就可以考察散文之情感与小说、诗歌等情感的不同内涵和相异的审美规定性。另外，散文中的情感与思想是怎样结合的，这些都可以向深广处生发和挖掘，同时也的确有着广阔的可阐释空间。
再比如就散文的“真我”来说：散文是一种自我心灵的艺术，散文之所以不同于小说戏剧，就在于散文中的“我”是作者的真身出现的。小说中的“我”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常常是作品中的人物，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散文中的“我”，也是第一人称的行文方式，但这个“我”常常是作者本人。散文的第一要义是真实。“真我”就是散文的本体。就散文的“真我”考察下去，可挖掘的空间实在很大，如：由“真我”直接限制和衍生出的散文的作家精神、心灵主体性、散文文体的主观性、散文的“真实”等一级本体性特征及二级甚至多层级本体性特征。比如本色、真诚、真挚等等，它们各自不同的内涵以及各自不同的审美规范等等，都有广阔的考察开掘空间。
3. 要重视对散文理论的化炼与提升。过去的散文研究往往多集中在作品评论且难以深入，轻理论探讨，应改变这种惯性思维，养成散文理论建构的自觉。同时要尽量摆脱以往那种浅尝辄止、零敲碎打、外部移植、理论预设等的习惯，向深广处挖掘，注重散文理论的原创性研究。研究散文理论，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及的重阅读感觉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中寻找散文理论的生长点等方法外，还应重视从文本中生发升华理论；善于借鉴其他一些成熟文体的现有成熟理论运用于散文研究；善于吸收利用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比如心理学、叙述学等来考察散文文本提升散文理论等等。
散文是个大概念，它包容广阔，研究散文不宜先给散文下个什么精确的定义，这样有时反而会遮蔽对散文的本体性的认识，甚至容易导致理论先行，盲目演绎。聪明的做法倒不如先从形而下做起，一点一滴，体悟它的本体性特征，做深做透，以至集腋成裘，慢慢组成散文理论的大厦。
另外研究散文还要充分估量散文创作的得失。所有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促进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估量散文既要重视微观考察，也不偏废宏观把握，整体提高散文的创作水平与趋于良好的发展方向。同时散文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性、前卫性的文体，与时俱进，时时更新，研究的困难大，研究的空间亦大。作为散文研究者只有坚定信心，更新思维，散文研究的前景定会改观。
注释
①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期。
②吴调公：《什么是散文》，《语言文学》1960年第2期。
③老舍：《散文重要》，《人民日报》1961年1月18日。
④王尔龄：《散文的“散”》，《光明日报》1961年6月10日。
⑤师陀：《散文忌“散”》，《人民日报》1961年2月7日。
⑥肖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⑦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⑧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⑨郑明俐：《现代散文类型论》，台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⑩朱自清：《什么是散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佘树森：《现代作家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页。
{12}老舍：《散文重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13}徐迟语，引自林非：《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一
概观百年现代散文研究，“泛”是突出特征，也是共同特征。浅尝辄止，大而泛之，难以深入。如果分期考察，又形态各异：
一曰“散”；五四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伴随着现代散文的出现和发展，散文研究开始萌发。但客观地说，此一时期的散文研究还是基本抓住了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影响也较深远。代表性的如刘半农提出的“文学的散文”，周作人提出的“美文”，王统照提出的“纯散文”，胡梦华提出的“絮语散文”，郁达夫所谓的“心”、“性”、“个性”等理论，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京派散文作家对创作纯艺术散文的崇尚、自觉、独立、严谨以及他们那零珠碎玉般的对散文主观性、诗性、语言、节制的情感、“真我”、文化感、自由的文体探险等理论的提出和创作实践，更是光彩灼灼。另外，梁实秋的“文调的美”，林语堂的“性灵”、“闲适”、“幽默”等等，都是可堪刮目的。他们多受益于中西散文理论的滋养以及“五四”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的鼓励和感染，开现代散文研究一代之风。
遗憾的是，他们的很多理论主张诚然有着很强的生长性和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但似乎都缺乏耐心，没有深入下去，往往浅尝辄止，甚至片言只语，散不成体且大多属于随想式和印象式的理论批评，也常常表现为散文家谈散文家的散文或者自己的写作体会，少有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后人也鲜有能够对他们那些具有敏锐性、生长性的理论观点进行细致的归理和深层阐发，这是几代人的缺憾。
二曰“庸”；主要表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直至四五十年代。在此一时期，由于抗战和解放战争等各种现实的原因，散文研究转向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为主的批评理论和标准。散文创作崇尚政治教化和载道功能，审美缺席，艺术性忽视，杂文、报告文学、通讯特写成为主流和独尊。应该说，强调散文对政治性、时代性、社会性的反映，本来无可厚非，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现实理应投影到文学的表现上。但过分的强调政治性、社会性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普适的、永久的标准，难免走向政治庸俗化，也会制约散文的良性发展以至偏离散文的本体性。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此一时期的散文又变成了宽泛无边、无所不包“四不像”的东西。
五六十年代之交，对散文研究的这种状况曾有过一阵反思的波浪和小小的“拨乱反正”，试图回归散文本体。但观点驳杂，难得统一，成效不大，且依然没能挣脱政治标准唯一的藩篱。比如在散文的范畴论上，吴调公等人论述了散文的概念及分类，区分了散文的广义和狭义，并把散文分为记叙散文、议论散文和抒情散文。② 而同时期的老舍等著名作家们却仍然把报告文学、评论、小说、话剧统统归入散文门类。③ 在散文的本质论上，王尔龄提出“散文贵散”；④ 师陀提出“散文忌散”；⑤ 肖云儒提出“形散神不散”；⑥ 杨朔提出散文的“诗化”⑦ ；等等。此外，还有散文的“海阔天空”论、“匕首”“投枪”论、“轻骑兵”论等依然主导散文理论的走向。概而言之，有些观点也一定程度上抓住了散文的一些本质性的特点，但可惜的是，由于所处特定的时代，命题都与当时的政治合流，偏于微观，片面强调某某“体式”，时间久了一并成为散文创作的固定模式压抑了作家的创作个性，窒息了散文的发展。
文革十年，是散文研究和散文理论的荒芜期。
三曰“旧”；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散文研究复苏。此一时期，散文研究界陆续出现了一批探索散文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文章。它的直接引燃点应该是1980年前后巴金发表的《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等文章的出现 ⑧。巴金的“说真话”，赢得了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并直接刺激了散文研究者的热情，出现了建国以来颇丰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论文和著作有：张明吉的《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光明日报》1982年8月19日）、创淮的《成就与局限》（《光明日报》1982年9月10日）、罗大刚的《散文与散步》（《文艺研究》1985年1月号）、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郭风的《关于“形散神不散”》（《解放日报》1988年2月25日）、喻大翔的《历史与现实：形散神不散》（《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林非的《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等等。从过往的散文创作实践中思考散文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再认识过去的“形散神不散”、“诗化散文”等观点；并对“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和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散文本来的特色。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理论深度不够，大而化之，没有超出“五四”和三十年代对散文的认识水平。尤其是观念陈旧，政治意味浓，停滞于传统散文的印象理念上。散文研究几乎千孔一面，缺乏个性和前瞻性。一些传统散文的概念比如：诗意、意境、形散神不散、题材、选材、构思、节奏美、色彩美、哲理美、灵感、情绪、圆融、空灵、含蓄、“淡化情节”、“贵转折”、起承转合、语言生动形象朴素优美等等被一用再用且表面化、模式化、庸俗化，仿佛这些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文章论述雷同，创新和现代感不强，对散文的本体性认识模糊。带有那一时代的印记。
四曰“滥”； 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研究其深广度都优于以前，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佘树森的《中国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席扬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王尧的《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楼肇明主编的《繁华遮蔽下的贫困——王充闾散文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林非的《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范培松的《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贾平凹主编的《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周文的《20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喻大翔的《用生命拥抱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李虹的《女性自我的复归与成长》（《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札记》（《鸭绿江》1993年第7期）、吴俊的《关于90年代的学者散文》（《当代作家评论》1998 第2期）、王兆胜的《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山东文学》2000年第1期）、刘俐俐的《论建立当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散文》（《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沈义贞的《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佘树森、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总起来说，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研究偏重宏观和史的研究，深入思考了散文的本体特征，也曾试图建立散文自身的理论体系，典型的比如林非的《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一文，以真情实感和文化本体思考了散文的范畴、本体、创作、鉴赏和批评等一系列问题，刘锡庆的《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对“纯散文”的大力提倡和文体规范；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他试图以“诗性”为核心建构一套散文的理论话语。这套话语包括属于散文本体的“精神诗性”、“人格智慧”、“生命向度”、“文化本体性”；属于文体风格层面的“文调”、“氛围”、“心体互补”、“智情合体”；属于创作构成层面的“意象组构”、“复调叙述”、“多维结构”、“性灵话语”。作者认为散文的本体主要由创作主体和文化客体构成。散文创作是否有广度和深度是否有真情实感以及幽默有情趣，与作家的人格主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人格主体又包含着精神性、生命情调、智慧格调等因素。至于文化本体性，因为散文研究既要关注创作主体的个性化、独创性和生命体验的深度，也要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进行探测。只有把两者结合作为考察点，散文研究才不至于拘泥于“文章作法”、“谋篇布局”之类的细枝末节，从而达到一个较有理论深度和开阔的研究境界。应该说，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体系宏大细密，在很多方面都是有一定突破性和超越性的。
以上所述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此前散文理论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造成的理论依然空缺的现实，加之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并也一味力图突破散文研究传统规范的愿望，以致在缺乏现有理论可资借鉴和高涨热情的盲目推动下，1990年代以来的很多散文研究者无意中把小说、诗歌的现有理论简单地套用在散文文本的阐释上以及机械演绎西方的文化哲学观念甚至忽视以至偏离对散文文本进行归纳的原创性的浮滥研究，也时有存在，屡见不鲜。没有把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等的研究真正区别开，甚至包括陈剑晖这样的对散文理论做出很大突破的前卫散文研究者，同样有着这样的不足。
通过对百年散文研究的大致耙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年现代散文研究相较于诗歌、小说研究不可同日而语。概而言之，重作品批评但多为鉴赏性的批评，理论建树少且有待完善和深化。散文研究的弊端也没有引起学人广泛的重视，很多人甚至避而绕行，索性不研究散文，散文研究的阵容是很小的。
二
散文研究诸多弊端的出现，其显在和直接原因是散文理论长期存在的缺失造成的。无论中外，散文都没有系统、规范、成熟的理论形态，没有获得独立的品格。小说理论有“人物”、“故事情节”与“环境”等核心概念话语，并由这些核心概念话语再衍生出“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等；诗歌理论的核心概念话语则有“意象”、“意境”、“节奏”、“韵律”等等。而散文几乎失语，它没有一些被人普遍认可的、成熟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一个严重缺乏理论独立性的文类，使得散文批评和理论建设者没有一个相较规范的理论起点和支点，难免不出现沿袭古传、东挪西借或草创期的捉襟见肘，以致出现诸如“泛”“散”“庸”“旧”“滥”等等之不足和弊端，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者也一直受人轻视。
然细而思之，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还是对散文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并由这种认识的不足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误读性的连锁反映。散文天生是一个母体，同时有着自然的分娩能力。台湾学者郑明女利认为：“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散文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类，居于‘文类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诗歌、戏剧、小说无不是以散行文字叙写下来的，后来各种文类个别的结构和形式要求逐渐生长成熟且逐渐定型，便脱离散文的范畴，而独立成一种文类，现代散文亦复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散文经常处身于一种残留的文类。也就是说，把小说、诗、戏剧等各种已具完备要件的文类剔除之后，剩下来的文学作品的总称，便是散文。而在这其中，散文本身仍然不停地扮演母亲的角色，在她的羽翼下，许多文类又逐渐成长，如游记文学、报道文学、传记文学等别具特色的散文体裁若一旦发展成熟，就又会逐渐从散文的统辖下跳脱出来，自成一个文类……”⑨ 散文扮演的母亲角色并且仍将继续下去。一个包容广阔的母性文类难免也是混沌驳杂的，它的确给散文研究者带来了实际困难。因为面对一个内涵和外延如此丰富的母体文类，研究者很难进行全面完整的理论抽象和叙述建设。“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⑩ 以往的散文研究者很多都也曾努力给散文下过一个精确的定义，无论试图从题材类别、技术层面、“载道”、“言志”以及主体情思等等方面对散文进行规范，然而往往都是宽泛无边、简单草率、概念模糊、以偏概全、自相矛盾等等，其实都没有说清楚，也很难说清楚，因为它实在太复杂。这样一个混沌的、多层次、多涵义的母性文类的客观事实直接导致以下两个互有交涉的结果：
其一，散文研究的客观难度让散文研究者缺乏自信，甚至很多人不愿意涉足散文领域，理论建构更是凤毛麟角。加之，诗歌小说等批评与理论的外在威迫，更使散文研究者妄自菲薄，延缓了散文研究的进展以及对散文创作的规约和引导。
其二，由于散文本身的包容性和混沌性，使其自身一直处于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缘，以致很多人都不把散文作为艺术文体，这一认识无论中外都屡见不鲜。如朱自清就认为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11}。西方的罗杰、本森、黑格尔等人也都认为散文是低于诗歌等文体的。散文文体个性的模糊化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创作态度，认为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忽视散文的艺术性，把它作为文体的实验，练笔的工具，甚至老舍先生都说“把散文写好，我们便有了写评论、报告、信札、小说、话剧等等顺手的工具了。写好散文，作诗也不会吃亏。”{12} 散文创作态度的随便易于产生散文创作的不纯，于是，一些大众化形式的文章，庸俗丑陋的文字等等都被认为是“散文”，这无疑更进一步给散文研究者泼了冷水，影响了对散文研究的决心和深化。
三
怎样重新认识散文？怎样研究散文？怎样实现当下散文研究状况的突破？一直以来困扰着散文研究者。从前文所述也可看出，有些学者也已经在散文的研究中取得了拓荒期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草创期难免的弊端和缺陷。
1. 要强化两条腿走路的认识，良化和激活散文创作的环境。所谓两条腿走路，就是坚持艺术散文、纯散文和“大散文”并重的观念。
首先，艺术散文源远流长，并逐渐成熟以至纯化；散见于先秦战国，定型于唐代，成熟于明清，繁盛于现代。现代散文继承明清小品脉线，吸收外国随笔之乳汁，强调抒情审美、个人情韵和性灵，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何其芳、李广田、沈从文、废名等京派散文那里，散文至美至纯，成为纯散文。对于这种有着渊源历史、集中了更多散文本体性特征于一身的艺术散文、纯散文，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倡导。艺术散文、纯散文等集中体现散文的本体性特征，更符合散文自身的审美规范，对于时下那些忽视散文的艺术性以及大众化、庸俗丑陋的文字有着极大的纠偏补正、文体影响和文体导向的作用，促进它们增强审美功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良化创作和散文研究的生态环境。散文创作的纯净，概念的清晰，有利于散文研究形成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利于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其次，坚持“大”“小”散文之辩，并行不悖；散文一直存在广狭两义，广义散文笼统强调以“表现”为主要特征，以写人、叙事、言理以达表现主观感受的目的，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狭义散文即艺术散文、纯散文隶属于它，但偏于表现情韵、情感、情绪、情思，纯散文是艺术散文发展的极至。它们是相互依存的，还是徐迟说得好：“广义的散文好比是狭义的散文的塔身、塔基，狭义的散文好比是广义的散文的塔顶、塔尖。塔尖、塔顶不能无塔身、塔基。有时，塔尖已塌，身基还在。然有了塔基、塔身，就会有塔顶，塔尖……”{13} 如果将散文创作局限于艺术散文、纯散文创作，无疑就排斥了实际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散文比如杂感、报告、速写、序跋、谈艺录、读书记等等，这不利于散文的繁荣和发展。创作就是自由，特别是散文创作，限制越少越好。广义散文可以充分发挥其文体创生作用，有着强大和牢固的生命力，能给狭义散文提供广袤而深厚的思想土壤，启发狭义散文增强一些实用价值、理性思考以及增加一些人类共性的情感波澜，也是散文研究的血脉之源。
刘锡庆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极力提倡过“纯散文”，意义不容低估，但后来颇遭人诟病，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过于把纯艺术散文定于一尊，忽视广义散文的实际意义。
贾平凹主编《美文》杂志在世纪之交却极力推崇“大散文”，追求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放大了视野，拓宽了路子，活跃了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但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庸俗粗陋“散文”的泛滥。
只有两相坚持，并行不悖，才能既有利于散文研究向纵深发展，又利于保持散文研究具有旺盛的生命底蕴和生长性。
2. 研究散文要抓住散文的本体性特征。散文是一种相当自由的文体，它否定一切成规以及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的规约，散文的本性就是拒绝用一些具体的条条框框来限定其活动的自由，研究散文似乎无章可循。但话又说回来，无论多么自由，总还是有被人们认定为散文的内在规定性。作为散文研究者要想抓住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就要善于在散文变幻的生长历史和理论规约的冲突中，思考、发现研究的域限空间；更要有善于从大量的古今中外优秀的散文阅读感受中概括归纳出散文特质的原创性研究的自觉；同时也要善于从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成熟文体的区别中发现散文理论的生长点，并借助一些形而上的中西哲学对之向深广处挖掘，进而生成为一种简明、普泛、可操作性的散文理论进行散文批评。比如就散文的语言来说：
散文一般短小精悍，难以像小说和戏剧那样以情节和复杂的矛盾冲突取胜，它势必要求散文作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语言的锤炼上，散文拒绝败笔和冗笔。而小说、戏剧中的叙述语言，是视角人物的语言。视角人物的经历、接受的教育、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等，限制了他的语言能力和表达方式，其讲话也用日常语，语言过美反显矫揉造作，华而不实。故小说、戏剧对语言的要求并不高，简洁、准确、到位就行了。再者，散文是一种以本色真诚取胜的艺术，艺术性居次，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诗歌对语言的要求也没有散文那样高，诗歌重意境、意象、音乐节奏等，如只语言平平，尚不失为一首好诗，而散文的语言如果不好，决算不上一篇好散文。鉴于此，辞章之美就可以看作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就可以就散文语言的朴素美、内在节奏性、真我抒情性等特征作深入研究、挖掘以至理论建构。
比如就散文的情思来说：“情思”是指散文的情感和思考因素，散文无情思，难成其为散文。散文重作者主体情感的灌注，重敏锐的思想和见解，这就决定了“情思”成为散文中不可或缺的本体性因素。当然，散文重情感，小说、诗歌等文学文体也重情感，这就可以考察散文之情感与小说、诗歌等情感的不同内涵和相异的审美规定性。另外，散文中的情感与思想是怎样结合的，这些都可以向深广处生发和挖掘，同时也的确有着广阔的可阐释空间。
再比如就散文的“真我”来说：散文是一种自我心灵的艺术，散文之所以不同于小说戏剧，就在于散文中的“我”是作者的真身出现的。小说中的“我”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常常是作品中的人物，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散文中的“我”，也是第一人称的行文方式，但这个“我”常常是作者本人。散文的第一要义是真实。“真我”就是散文的本体。就散文的“真我”考察下去，可挖掘的空间实在很大，如：由“真我”直接限制和衍生出的散文的作家精神、心灵主体性、散文文体的主观性、散文的“真实”等一级本体性特征及二级甚至多层级本体性特征。比如本色、真诚、真挚等等，它们各自不同的内涵以及各自不同的审美规范等等，都有广阔的考察开掘空间。
3. 要重视对散文理论的化炼与提升。过去的散文研究往往多集中在作品评论且难以深入，轻理论探讨，应改变这种惯性思维，养成散文理论建构的自觉。同时要尽量摆脱以往那种浅尝辄止、零敲碎打、外部移植、理论预设等的习惯，向深广处挖掘，注重散文理论的原创性研究。研究散文理论，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及的重阅读感觉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中寻找散文理论的生长点等方法外，还应重视从文本中生发升华理论；善于借鉴其他一些成熟文体的现有成熟理论运用于散文研究；善于吸收利用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比如心理学、叙述学等来考察散文文本提升散文理论等等。
散文是个大概念，它包容广阔，研究散文不宜先给散文下个什么精确的定义，这样有时反而会遮蔽对散文的本体性的认识，甚至容易导致理论先行，盲目演绎。聪明的做法倒不如先从形而下做起，一点一滴，体悟它的本体性特征，做深做透，以至集腋成裘，慢慢组成散文理论的大厦。
另外研究散文还要充分估量散文创作的得失。所有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促进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估量散文既要重视微观考察，也不偏废宏观把握，整体提高散文的创作水平与趋于良好的发展方向。同时散文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性、前卫性的文体，与时俱进，时时更新，研究的困难大，研究的空间亦大。作为散文研究者只有坚定信心，更新思维，散文研究的前景定会改观。
注释
①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期。
②吴调公：《什么是散文》，《语言文学》1960年第2期。
③老舍：《散文重要》，《人民日报》1961年1月18日。
④王尔龄：《散文的“散”》，《光明日报》1961年6月10日。
⑤师陀：《散文忌“散”》，《人民日报》1961年2月7日。
⑥肖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⑦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⑧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⑨郑明俐：《现代散文类型论》，台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⑩朱自清：《什么是散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佘树森：《现代作家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页。
{12}老舍：《散文重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13}徐迟语，引自林非：《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