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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硕，1941年生于广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艺术硕士。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北艺术学院、台湾师范大学美研所。出版有《怀硕三论》《煮石集》《绘画独白》《何怀硕文集》等。
这本画集距离20世纪最末一年我那本名为《心象风景》的画集刚好二十年。现在我已到俗称“喜寿”的年纪（因为草书“喜”字很像七十七）。不知不觉间，也配称老画家了。但二十年不开画展、不印画册，按现代的标准，还能算画家吗？我的画册很少，连这一本，只有六本，包括极薄的两本小册;另一方面，除了专门抄袭古人的画家之外，同代画家没有不竭力求新求变、花样百出、以新奇怪诞为创新者，而我却几乎一生都在追求表现自我艺术主张的个人风格，绝不与时潮浮沉。
画册不多，是因为作品没有大量生产，所以画展也不多。画家的才情与创作力、作品的多寡应无直接因果关系，如果有的话，多半呈反比。一心求好，无心以艺术去换取虚名实利;要求质高，自然量少。所以，我想做画家，但不想做“职业画家”。
许多朋友说：你画那么好，不画太可惜了;有的说：你的畫拍卖价不俗，你怎么不画呢？的确，我问自己，也没答案;一句话，我不愿改变初衷。我对大陆同道说，真希望有一条政策：活着的画家作品不准上拍卖市场。我很痛心，商业化使艺术庸俗、浅薄，甚至死了。30多年前赵无极来台北，闲谈间，他告诉大家他很用功，去画室工作有定时，好像上班，我会心一笑。不久前看到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自称“职业小说家”，我也觉得可笑。商业化把艺术创作当产业了。现在虽然还有诗人也者，但能有“职业诗人”吗？
西方现代至后现代主义以反传统、新奇怪诞为“创造”，我的创作与理念都反对、抗逆这个时潮，甘愿踽踽独行。
20世纪之初，西方现代主义从出现、开花、异化到变质，成为欧美西方中心主义殖民、贬抑、毁灭非西方文化，宰制全球的利器。我从欣赏、怀疑到批判，如果我不读书、不到欧美认真考察，长年思考、研究、写作，建立自己的理念，探寻自己应走的方向，试问我提起笔来，怎么画？许多人忘记我最初是一个年轻的画家，我一边画，一边读、思、写，是为我自己的困惑求解不得不然的寻索。有人以为我喜欢不务正业，贪求“左手文、右手画”的美名，其实误解。
20世纪中期，台湾艺坛出现复古与西化强烈反差的现象，画家们面临歧路，若只学艺而无自己独立的思想，必然陷于迷途。当时欧美“前卫艺术”各派汹涌而人，复古派却依样画葫芦。中国艺坛，南辕北辙，各行其是，是我青年时代最大的困惑，我渴望找到答案。我反对艺术家做变色龙，也反对艺术的全球化。我认为民族特色与个人风格是艺术不可欠缺的要素。独特风格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有希望登上高峰。不断求新、求变是商业化的伎俩，是西方现代主义以降反传统的流毒所引发的集体热病。我认为艺术家建立自己的高峰，为人类贡献真正的艺术成就，正如同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与一切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应秉持同样的态度：专一，不见异思迁、坚持到底，才有希望取得重大成就。这样平实而远大的道路，不只是艺术应走的方向，何尝不是人生应走的方向。
不肯依附时潮的艺术家，便自觉几乎自动被开除出局。我选择我自己服膺的道路，只能自我边缘化。20年不曾办个展，躲在一隅，独立自守，不如此，我还能如何？这是我“掉队”的原因。
我创作至今约半个世纪，重读过去五本画册自序，可以回顾初心。
1973年《何怀硕画集》是第一本，有梁实秋、叶公超两位前辈的序，太难得了。自序中我说：“传统与现代二个课题的整合，是对现代中国画家最严重的考验。顽固的复古与盲目的西化，都不是有志建设现代中国画者所应有的态度。”这个基本观念，我五十年未变。当时西方流行现代绘画，台北一班西潮追随者便提倡“中国现代画”，我要建设的是“现代中国画”。因为我不认为“现代画”是世界性的，也不认为我们应加入西方的现代主义。
第二本画册已到了1981年。《怀硕造境》的自序中，我说：“当复古与西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却一直独立于主流之外。”“艺术不仅是美的追求，而且表现了艺术家对世界与人生的观照，表现了一个时代中最具深度、最超越的识见与理念，最崇高的心灵所坚持与憧憬的价值。”好的艺术会为这些超越的心灵代言，坏艺术只能媚俗。
梁实秋老师为我1984年在“历史博物馆”个展作品的画题英译，是第三本画册《何怀硕画》。我说到，我们有限的生命，透过艺术展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与万种风情，进入艺术家独特感应与发现的意象世界，也提出我特别标示的“苦涩的美感”，使艺术的美超越感官而直人哲思之境。
《庚午画集》是第四本，我最大的一本画册，也不过170多页。1990年我在台北美术馆举办个展，那是性一的一次。在自序中我揭示了中国绘画另一个老毛病：“中国绘画传统的桎梏，最难摆脱的，不只是笔墨技法的制式化，更严重的是千篇一律都是群体的感情。题材与感情意念的陈词滥调，中国绘画因而在中古徘徊，难以进入现代。”溥心畲与张大干是最典型的复古画家，这也是“八股”的一种。不论中西，那些古人所创造、成为程式的拿手题材不断复制，都是同一病症。艺术创作如果缺少独特的取材与独立的发现，便难有自己的风格。崇奉西方的“主义”或中国的“门派”，都是自我局限。画家要挣脱束缚，最重要的是表现自己。
20世纪最后一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又一次邀请我举办个展。我的自序用了“真实的幻景”为题，因此第五本画册名为《心象风景》，我用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文学家）最先得吾心的“梦幻比实在为更高的真”这句话。最好的艺术差不多都是主观梦幻的写实主义。画与文学，大致如此。我在自序中说：“我认为有自觉的艺术家都必以他的生命去创造他个人独特的艺术史，亦可说是以艺术去表现他个人的生命史。”绘画只有具象与抽象，未免太简陋。在那本画册中，我以一幅画来表现我对20世纪的总体印象（感受、怀念与批判所构成的视觉意象），画题为《世纪末之月》，作于1995年。这幅画的构想与表现，是我少数的佳作之一。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八十周年征藏当代代表作，我将此画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前半生属于20世纪，新世纪也已快过了五分之一。这本画册，是回顾所来径，也借以自省、自勉。我—生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逃过许多诱惑，不肯折节，成为今日的我，良有以也。
这一本不叫画集，而称作品集。因为除了画，还有书法。关于书法，我曾写过文章，这里只谈一点感想。
历来中国文人，包括散文家、小说家、诗人、理论家、哲学家、学者等等文笔佳妙的一大群，大都有书法修养，甚至极擅书法;有的干脆同时是书法史上的大家。王羲之、颜真卿等不消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黄道周、倪元璐、文徵明、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读书多的武^、官员、名人写一手好字的也大有人在。书法当然是中国艺术的一种，而且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熊秉明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杨心的核心”来为书法精神定位，非常高明。中国知识分子老年常以书法为心灵之寄托。我近20年书法上较多用功，深知书画同源而又不同流。画比较显而露，书则蕴而敛。用书法来倾泄情感、抒发怀抱、玩味美感，书法的魅力，不止在欣赏者，更在书写者的感受中。
世界大变迁，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进入危机;精神价值、传统文化也不断如冰山消融。艺术面目全非，濒临绝境。回想我在旧世纪结束前后对绘画创作意兴阑珊，实在原因是我对人类世界大沉沦的失望，因之诗意的想象枯竭，灵感顿失，只好以思考、写文、著书，来表达我的忧思与所见、所知、所思。许多好友鼓励、督促我不应放下画笔，我又感激又惭愧。承蒙许多人的错爱，我不应辜负知己。其实，在艺术创造之中，心灵的愉悦，实为抗拒“黑暗年代”、重放人文光辉，找到自我释放的最佳凭借。老骥伏枥，还得努力向前。
责任编辑：陈春晓
这本画集距离20世纪最末一年我那本名为《心象风景》的画集刚好二十年。现在我已到俗称“喜寿”的年纪（因为草书“喜”字很像七十七）。不知不觉间，也配称老画家了。但二十年不开画展、不印画册，按现代的标准，还能算画家吗？我的画册很少，连这一本，只有六本，包括极薄的两本小册;另一方面，除了专门抄袭古人的画家之外，同代画家没有不竭力求新求变、花样百出、以新奇怪诞为创新者，而我却几乎一生都在追求表现自我艺术主张的个人风格，绝不与时潮浮沉。
画册不多，是因为作品没有大量生产，所以画展也不多。画家的才情与创作力、作品的多寡应无直接因果关系，如果有的话，多半呈反比。一心求好，无心以艺术去换取虚名实利;要求质高，自然量少。所以，我想做画家，但不想做“职业画家”。
许多朋友说：你画那么好，不画太可惜了;有的说：你的畫拍卖价不俗，你怎么不画呢？的确，我问自己，也没答案;一句话，我不愿改变初衷。我对大陆同道说，真希望有一条政策：活着的画家作品不准上拍卖市场。我很痛心，商业化使艺术庸俗、浅薄，甚至死了。30多年前赵无极来台北，闲谈间，他告诉大家他很用功，去画室工作有定时，好像上班，我会心一笑。不久前看到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自称“职业小说家”，我也觉得可笑。商业化把艺术创作当产业了。现在虽然还有诗人也者，但能有“职业诗人”吗？
西方现代至后现代主义以反传统、新奇怪诞为“创造”，我的创作与理念都反对、抗逆这个时潮，甘愿踽踽独行。
20世纪之初，西方现代主义从出现、开花、异化到变质，成为欧美西方中心主义殖民、贬抑、毁灭非西方文化，宰制全球的利器。我从欣赏、怀疑到批判，如果我不读书、不到欧美认真考察，长年思考、研究、写作，建立自己的理念，探寻自己应走的方向，试问我提起笔来，怎么画？许多人忘记我最初是一个年轻的画家，我一边画，一边读、思、写，是为我自己的困惑求解不得不然的寻索。有人以为我喜欢不务正业，贪求“左手文、右手画”的美名，其实误解。
20世纪中期，台湾艺坛出现复古与西化强烈反差的现象，画家们面临歧路，若只学艺而无自己独立的思想，必然陷于迷途。当时欧美“前卫艺术”各派汹涌而人，复古派却依样画葫芦。中国艺坛，南辕北辙，各行其是，是我青年时代最大的困惑，我渴望找到答案。我反对艺术家做变色龙，也反对艺术的全球化。我认为民族特色与个人风格是艺术不可欠缺的要素。独特风格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有希望登上高峰。不断求新、求变是商业化的伎俩，是西方现代主义以降反传统的流毒所引发的集体热病。我认为艺术家建立自己的高峰，为人类贡献真正的艺术成就，正如同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与一切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应秉持同样的态度：专一，不见异思迁、坚持到底，才有希望取得重大成就。这样平实而远大的道路，不只是艺术应走的方向，何尝不是人生应走的方向。
不肯依附时潮的艺术家，便自觉几乎自动被开除出局。我选择我自己服膺的道路，只能自我边缘化。20年不曾办个展，躲在一隅，独立自守，不如此，我还能如何？这是我“掉队”的原因。
我创作至今约半个世纪，重读过去五本画册自序，可以回顾初心。
1973年《何怀硕画集》是第一本，有梁实秋、叶公超两位前辈的序，太难得了。自序中我说：“传统与现代二个课题的整合，是对现代中国画家最严重的考验。顽固的复古与盲目的西化，都不是有志建设现代中国画者所应有的态度。”这个基本观念，我五十年未变。当时西方流行现代绘画，台北一班西潮追随者便提倡“中国现代画”，我要建设的是“现代中国画”。因为我不认为“现代画”是世界性的，也不认为我们应加入西方的现代主义。
第二本画册已到了1981年。《怀硕造境》的自序中，我说：“当复古与西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却一直独立于主流之外。”“艺术不仅是美的追求，而且表现了艺术家对世界与人生的观照，表现了一个时代中最具深度、最超越的识见与理念，最崇高的心灵所坚持与憧憬的价值。”好的艺术会为这些超越的心灵代言，坏艺术只能媚俗。
梁实秋老师为我1984年在“历史博物馆”个展作品的画题英译，是第三本画册《何怀硕画》。我说到，我们有限的生命，透过艺术展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与万种风情，进入艺术家独特感应与发现的意象世界，也提出我特别标示的“苦涩的美感”，使艺术的美超越感官而直人哲思之境。
《庚午画集》是第四本，我最大的一本画册，也不过170多页。1990年我在台北美术馆举办个展，那是性一的一次。在自序中我揭示了中国绘画另一个老毛病：“中国绘画传统的桎梏，最难摆脱的，不只是笔墨技法的制式化，更严重的是千篇一律都是群体的感情。题材与感情意念的陈词滥调，中国绘画因而在中古徘徊，难以进入现代。”溥心畲与张大干是最典型的复古画家，这也是“八股”的一种。不论中西，那些古人所创造、成为程式的拿手题材不断复制，都是同一病症。艺术创作如果缺少独特的取材与独立的发现，便难有自己的风格。崇奉西方的“主义”或中国的“门派”，都是自我局限。画家要挣脱束缚，最重要的是表现自己。
20世纪最后一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又一次邀请我举办个展。我的自序用了“真实的幻景”为题，因此第五本画册名为《心象风景》，我用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文学家）最先得吾心的“梦幻比实在为更高的真”这句话。最好的艺术差不多都是主观梦幻的写实主义。画与文学，大致如此。我在自序中说：“我认为有自觉的艺术家都必以他的生命去创造他个人独特的艺术史，亦可说是以艺术去表现他个人的生命史。”绘画只有具象与抽象，未免太简陋。在那本画册中，我以一幅画来表现我对20世纪的总体印象（感受、怀念与批判所构成的视觉意象），画题为《世纪末之月》，作于1995年。这幅画的构想与表现，是我少数的佳作之一。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八十周年征藏当代代表作，我将此画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前半生属于20世纪，新世纪也已快过了五分之一。这本画册，是回顾所来径，也借以自省、自勉。我—生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逃过许多诱惑，不肯折节，成为今日的我，良有以也。
这一本不叫画集，而称作品集。因为除了画，还有书法。关于书法，我曾写过文章，这里只谈一点感想。
历来中国文人，包括散文家、小说家、诗人、理论家、哲学家、学者等等文笔佳妙的一大群，大都有书法修养，甚至极擅书法;有的干脆同时是书法史上的大家。王羲之、颜真卿等不消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黄道周、倪元璐、文徵明、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读书多的武^、官员、名人写一手好字的也大有人在。书法当然是中国艺术的一种，而且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熊秉明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杨心的核心”来为书法精神定位，非常高明。中国知识分子老年常以书法为心灵之寄托。我近20年书法上较多用功，深知书画同源而又不同流。画比较显而露，书则蕴而敛。用书法来倾泄情感、抒发怀抱、玩味美感，书法的魅力，不止在欣赏者，更在书写者的感受中。
世界大变迁，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进入危机;精神价值、传统文化也不断如冰山消融。艺术面目全非，濒临绝境。回想我在旧世纪结束前后对绘画创作意兴阑珊，实在原因是我对人类世界大沉沦的失望，因之诗意的想象枯竭，灵感顿失，只好以思考、写文、著书，来表达我的忧思与所见、所知、所思。许多好友鼓励、督促我不应放下画笔，我又感激又惭愧。承蒙许多人的错爱，我不应辜负知己。其实，在艺术创造之中，心灵的愉悦，实为抗拒“黑暗年代”、重放人文光辉，找到自我释放的最佳凭借。老骥伏枥，还得努力向前。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