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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蒋有些茫然地在纸上胡乱写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英文简称NKIE（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同屋伸头过来，不解地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写错了，大哥，耐克（美国著名运动品牌）应该是NIKE。”
不久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小蒋看到一篇文章：《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作者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的赵晓。文中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谱系，其中一段话引起了小蒋的注意：
“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等经济学‘海归’博士、类似于今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就已正式开张，其以民间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竟有如此“牛人”？何廉是谁？小蒋检索自己的记忆，没有丝毫印象。他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发现只有三条目录：旧报刊室收藏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统计季刊》（1932～1934），曾发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等文章，这个季刊“是新中国成立前经济理论界有影响的刊物”；库本阅览室收藏的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1935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封面是淡淡水纹和落叶——这便是赵晓提到的那本何廉的传记著作了。
如果南开经济研究所当年真有“享誉全球”的影响，现存何廉的资料显然不足以匹配。带着疑惑，小蒋又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居然也只有四条，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何廉、方显廷合著。
他不甘心，又借同学的账号登录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数字图书网”的超星数字图书网，点击图书检索，结果，“找到与‘何廉’相关的数字资源0个”。
其实，就连“何廉”这个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得来本就是一个偶然。根据《何廉回忆录》，他到长沙的邵阳中学念书时，开学已一个月，要想注册，只能补一个上报了名字但没来报到的名额，此人名叫何廉，于是他便以何廉之名入学，“其后一直未能改过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名字和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声震海内外。
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
一时间，“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该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
1948年短暂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何廉赴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病逝于纽约。
当年在南开，何教授的名言是，每逢放假停课就叹气：“唉，又放假了。”传道授业意犹未尽之情溢于言表。而他过于专心工作，一次竟无意识地提着正冒热气的水壶去浇花，一时传为笑谈。
何廉被称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他曾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通过调查他深感研究农村经济的重要性，认定“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得是赶快设法增进农产，复兴农村”。
这些观点让小蒋感到震惊：原来七八十年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近年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热门话题的“三农”问题，并付诸研究实践。
本科读中文的小蒋原来一直有种信念，经济学除了数字、公式和模型外，还应该有更人本、更“经世济民”的内涵。这一次，他又深切地体会到，在“经济学热”的此时此地，中国的经济学起码应该保存更多的记忆。
然而，中国经济学史上这色彩斑斓的一叶，毕竟已过早地“飘零”了。他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
你该知道的
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家，最早将指数研究引入中国，“独开风气之先”。19世纪末，何廉出生于湖南邵阳硖石山的一个村庄里，自幼读私塾，聪明好学，学了不少知识。开明的家长有意培养他，在他14岁的时候，把他带到了长沙。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邵阳中学、美国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学校，使他更加广泛地学习外语、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1919年赴美留学，在加州波姆那学院毕业后，又到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44年夏，他主持编制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纵观何廉一生作为，最重要的似有两点：一是他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自觉开创了“中国化”方向，并脚踏实地付诸实施，且成效卓著；一是他将振兴国民经济的原则思路，明确归结为“混合经济体制中有计划地发展”，并首次写入政府文件，且获正式通过。
不久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小蒋看到一篇文章：《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作者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的赵晓。文中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谱系，其中一段话引起了小蒋的注意：
“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等经济学‘海归’博士、类似于今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就已正式开张，其以民间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竟有如此“牛人”？何廉是谁？小蒋检索自己的记忆，没有丝毫印象。他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发现只有三条目录：旧报刊室收藏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统计季刊》（1932～1934），曾发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等文章，这个季刊“是新中国成立前经济理论界有影响的刊物”；库本阅览室收藏的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1935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封面是淡淡水纹和落叶——这便是赵晓提到的那本何廉的传记著作了。
如果南开经济研究所当年真有“享誉全球”的影响，现存何廉的资料显然不足以匹配。带着疑惑，小蒋又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居然也只有四条，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何廉、方显廷合著。
他不甘心，又借同学的账号登录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数字图书网”的超星数字图书网，点击图书检索，结果，“找到与‘何廉’相关的数字资源0个”。
其实，就连“何廉”这个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得来本就是一个偶然。根据《何廉回忆录》，他到长沙的邵阳中学念书时，开学已一个月，要想注册，只能补一个上报了名字但没来报到的名额，此人名叫何廉，于是他便以何廉之名入学，“其后一直未能改过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名字和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声震海内外。
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
一时间，“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该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
1948年短暂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何廉赴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病逝于纽约。
当年在南开，何教授的名言是，每逢放假停课就叹气：“唉，又放假了。”传道授业意犹未尽之情溢于言表。而他过于专心工作，一次竟无意识地提着正冒热气的水壶去浇花，一时传为笑谈。
何廉被称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他曾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通过调查他深感研究农村经济的重要性，认定“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得是赶快设法增进农产，复兴农村”。
这些观点让小蒋感到震惊：原来七八十年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近年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热门话题的“三农”问题，并付诸研究实践。
本科读中文的小蒋原来一直有种信念，经济学除了数字、公式和模型外，还应该有更人本、更“经世济民”的内涵。这一次，他又深切地体会到，在“经济学热”的此时此地，中国的经济学起码应该保存更多的记忆。
然而，中国经济学史上这色彩斑斓的一叶，毕竟已过早地“飘零”了。他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
你该知道的
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家，最早将指数研究引入中国，“独开风气之先”。19世纪末，何廉出生于湖南邵阳硖石山的一个村庄里，自幼读私塾，聪明好学，学了不少知识。开明的家长有意培养他，在他14岁的时候，把他带到了长沙。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邵阳中学、美国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学校，使他更加广泛地学习外语、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1919年赴美留学，在加州波姆那学院毕业后，又到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44年夏，他主持编制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纵观何廉一生作为，最重要的似有两点：一是他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自觉开创了“中国化”方向，并脚踏实地付诸实施，且成效卓著；一是他将振兴国民经济的原则思路，明确归结为“混合经济体制中有计划地发展”，并首次写入政府文件，且获正式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