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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春节假期里，读到李浩的两部新著：《摩石录》和《野生涯》。在疫情肆虐，各方都受制其影响之时，接连有新著问世，实属不易。
李浩的专业是唐代文史研究，他术业专攻的方向，如唐代地域士族文学与园谱，对于像我这样的“门”外人，更是冷僻又全然陌生的。好在两部书既立足专业，又指涉当下，以专业的视角省思自己，叙写文事与文心，并不难懂。即便像《摩石录》这样的金石学著作，并非只是将所列碑石墓志放置在历史与文献坐标谱系中就止步了，李浩在书中提出探究古人“密藏冥府的志幽文字”，破解中古时期中国人对于“冥府”的安排究竟涵咏着哪些具体的认知;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死，对于今天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史”，又有哪些启示。这些都是《摩石录》背后引人要阅读它的动力，拉近了读者与它的距离，也是此书里的研究指向与问题意识，让一本专业的金石研究专著变得平易耐看，激活了人们的阅读兴趣。
金石学自乾嘉以来，多为勘校、辨伪、补正补足，以旧治旧。如何在文献学的背景架构中，对新见文本进行深究细读，形成历史谱系与社会学维度下新的现代诠解，让金石学渐为多种学科的原点与支点，确实成为这门学问的新生活力所在。在《摩石录》中，对唐初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晋史》的作者李百药墓志以及唐代石刻名家邵建和墓志的释读、考略与整理研究，都能看出李浩在上述方面的用心用力。尤其是在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中，梳理出其家族和礼泉邵氏世系，对唐代刻石艺术家系谱的经纬，对日后中古时期中国刻石工艺史的研究提供了支撑。另外，陈尚君教授依据《摩石录》中对李百药墓志的研究，补正了其所著的《李百药传》中的相关迁徙细节和卒年年龄。《摩石录》中还涉及对于中古碑刻图案、纹饰符号、壁画及器识图绘的个案研究，书中提供的图案与相关释读，对于唐初政争、士族转型、贵族女性崇道、中外交流、丝路贸易、异族入华等有所裨益，特别是其中一方以汉文与粟特文双语刻制的墓志，在已出土的唐志中极少见。
二十世纪中后期，米歇尔·福柯对于墓地这样的“异托邦”空间有过独到的审思。近年来，巫鸿教授从美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研究，以及林圣智对于中国古代墓葬空间与图像的研究，均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今天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生死观念的不同认知。在《摩石录》中，李浩综合所列九块墓志的研究认为：通过墓志有必要正面思考和关注古人对冥界的布置与经营，将他们在人世取得的文明成果用于对自己或祖先在冥界安息之所的营构，同时竭力凿通对天界的想象和梦想。李浩提出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广谱的交叉科学挖掘和研究，结合唐代《通典》《葬经》等中外历史文献，从生命伦理、遗址景观、丧葬人类学、图绘与符号、碑刻文献等多个方向给出了此类研究新的路径与思考方法。《摩石录》对于死之安排与冥界营构的反思，拓展出更为广阔的问题性与问题意识，提出了碑石墓志研究中过去鲜为人重视的新问题。
《野生涯》一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为李浩在自己学术领域内研讨会上的基调发言和相关个案研究结果结集出版时的序论。例如对于杜甫诗歌当代意义的探究、关于唐文经典化的新诠释以及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注重深入研究中外经典文本、自然文本与生活现场文本的主张;强调“精专”与“会通”能力的提高;坚守基本的常识，又不断升级常识的版本;不断启新“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并且对研究成果最终的文本载体，还提出了如何接地气、真气、风气，如何诗意化与学理化的具体个见。
《野生涯》有不少篇章是写人的，多为李浩的授业老师和唐代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包括我们熟知的傅璇琮、霍松林、安旗等前辈师长。此类文章写得非常有节制，娓娓道来，一点也不勉强，不拔高任何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老一辈学人的所长与风范。对于人物的书写，我以为可以看成是作者塑造自己作为知识主体与伦理主体自我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浩用文字追忆与前辈的过往，实际是在茫茫学海中寻找同一体的过程。他需要在他者身上，在同他者关系中，在共同寻求智慧的路上，不断重新塑造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些在李浩看来也是应做的“大学问”。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立德”。做人、做学问，更高的境界在于“言成肉身”“言成法身”。有知识、有学问，还远远不够， 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有自己的见识;有了“闻见”与“德性”，仍然不足，还需要把自身与“学问”打通，融为一体;做学问最终不仅要创造出知识智慧，学人还要把自己也打造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将生活世界与个人身修融合，这本身就包含着学术伦理中最为重要的求真意志。
李浩之所以对自己的两部新著冠以《野生涯》与《摩石录》，我想有可能是他对自己四十年学术生涯与作为学人个体自我塑造的一种概括与隐喻。按照李浩的说法：《野生涯》典出《红楼梦》第四十回，描述探春秋爽斋内景，在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悬挂的一副对联为：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联想到多年在青灯黄卷下对唐史唐文的阅读，读到他在书中对于刘学锴等前辈学人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以工匠精神只从事唐诗选注评鉴所耐过的寂寞，尤其与现代媒介不断制造出的文化景观比较，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究何尝不是那些聚光灯下热闹场面之外的一种“野生涯”，属于荒郊野外，泉石丛中。而以学术作为志业，持之以恒， 也不过是另一种“摩石”，就像西绪弗斯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只在永不停歇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充实自己的心灵。
李浩在《摩石录》后记中写道，自己在耳顺之年仍不断坚持写作的理由：也只是为了抵抗衰老和对老年痴呆的恐惧。他对自己的工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既然有所选择，那就需要用一生来把属于自己的“冷板凳”坐穿。在当今中国做人做学问，与百多年前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极节奏的加速互动，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脉动。人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个时空交错，瞬间多元， 即时流动变化的复杂格局。时间在今天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因素，不再只是由旧向新，简单进化的线性流程。新近出现的东西未必就新。现实中涌现出了更多碎片化、短暂性与不确定的成分构成。在这样的流变中，重新思考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如何做到与“他者”的互动互见，让自己的研究结果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既是歷史的，又是当下的，既能立足于人类学术共同体的前沿，又不回避“我们”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政治现实，所有这些，都不可能靠“问”与“答”来简单得出统一的结论。
在学术范围内思考并试图解决人类面临的最根本性的关键问题时，福柯提出过“域外”思想，德雷兹开创了在“边界”之外的“游牧理论”。而“域外”与“游牧”同《野生涯》和《摩石录》又有何关系？作者是决定内容与价值的那个人，而作为读者，一部书读完之后，可以拿来分享，未必需要赞同。
（《摩石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二0二0年版;《野生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李浩的专业是唐代文史研究，他术业专攻的方向，如唐代地域士族文学与园谱，对于像我这样的“门”外人，更是冷僻又全然陌生的。好在两部书既立足专业，又指涉当下，以专业的视角省思自己，叙写文事与文心，并不难懂。即便像《摩石录》这样的金石学著作，并非只是将所列碑石墓志放置在历史与文献坐标谱系中就止步了，李浩在书中提出探究古人“密藏冥府的志幽文字”，破解中古时期中国人对于“冥府”的安排究竟涵咏着哪些具体的认知;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死，对于今天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史”，又有哪些启示。这些都是《摩石录》背后引人要阅读它的动力，拉近了读者与它的距离，也是此书里的研究指向与问题意识，让一本专业的金石研究专著变得平易耐看，激活了人们的阅读兴趣。
金石学自乾嘉以来，多为勘校、辨伪、补正补足，以旧治旧。如何在文献学的背景架构中，对新见文本进行深究细读，形成历史谱系与社会学维度下新的现代诠解，让金石学渐为多种学科的原点与支点，确实成为这门学问的新生活力所在。在《摩石录》中，对唐初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晋史》的作者李百药墓志以及唐代石刻名家邵建和墓志的释读、考略与整理研究，都能看出李浩在上述方面的用心用力。尤其是在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中，梳理出其家族和礼泉邵氏世系，对唐代刻石艺术家系谱的经纬，对日后中古时期中国刻石工艺史的研究提供了支撑。另外，陈尚君教授依据《摩石录》中对李百药墓志的研究，补正了其所著的《李百药传》中的相关迁徙细节和卒年年龄。《摩石录》中还涉及对于中古碑刻图案、纹饰符号、壁画及器识图绘的个案研究，书中提供的图案与相关释读，对于唐初政争、士族转型、贵族女性崇道、中外交流、丝路贸易、异族入华等有所裨益，特别是其中一方以汉文与粟特文双语刻制的墓志，在已出土的唐志中极少见。
二十世纪中后期，米歇尔·福柯对于墓地这样的“异托邦”空间有过独到的审思。近年来，巫鸿教授从美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研究，以及林圣智对于中国古代墓葬空间与图像的研究，均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今天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生死观念的不同认知。在《摩石录》中，李浩综合所列九块墓志的研究认为：通过墓志有必要正面思考和关注古人对冥界的布置与经营，将他们在人世取得的文明成果用于对自己或祖先在冥界安息之所的营构，同时竭力凿通对天界的想象和梦想。李浩提出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广谱的交叉科学挖掘和研究，结合唐代《通典》《葬经》等中外历史文献，从生命伦理、遗址景观、丧葬人类学、图绘与符号、碑刻文献等多个方向给出了此类研究新的路径与思考方法。《摩石录》对于死之安排与冥界营构的反思，拓展出更为广阔的问题性与问题意识，提出了碑石墓志研究中过去鲜为人重视的新问题。
《野生涯》一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为李浩在自己学术领域内研讨会上的基调发言和相关个案研究结果结集出版时的序论。例如对于杜甫诗歌当代意义的探究、关于唐文经典化的新诠释以及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注重深入研究中外经典文本、自然文本与生活现场文本的主张;强调“精专”与“会通”能力的提高;坚守基本的常识，又不断升级常识的版本;不断启新“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并且对研究成果最终的文本载体，还提出了如何接地气、真气、风气，如何诗意化与学理化的具体个见。
《野生涯》有不少篇章是写人的，多为李浩的授业老师和唐代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包括我们熟知的傅璇琮、霍松林、安旗等前辈师长。此类文章写得非常有节制，娓娓道来，一点也不勉强，不拔高任何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老一辈学人的所长与风范。对于人物的书写，我以为可以看成是作者塑造自己作为知识主体与伦理主体自我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浩用文字追忆与前辈的过往，实际是在茫茫学海中寻找同一体的过程。他需要在他者身上，在同他者关系中，在共同寻求智慧的路上，不断重新塑造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些在李浩看来也是应做的“大学问”。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立德”。做人、做学问，更高的境界在于“言成肉身”“言成法身”。有知识、有学问，还远远不够， 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有自己的见识;有了“闻见”与“德性”，仍然不足，还需要把自身与“学问”打通，融为一体;做学问最终不仅要创造出知识智慧，学人还要把自己也打造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将生活世界与个人身修融合，这本身就包含着学术伦理中最为重要的求真意志。
李浩之所以对自己的两部新著冠以《野生涯》与《摩石录》，我想有可能是他对自己四十年学术生涯与作为学人个体自我塑造的一种概括与隐喻。按照李浩的说法：《野生涯》典出《红楼梦》第四十回，描述探春秋爽斋内景，在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悬挂的一副对联为：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联想到多年在青灯黄卷下对唐史唐文的阅读，读到他在书中对于刘学锴等前辈学人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以工匠精神只从事唐诗选注评鉴所耐过的寂寞，尤其与现代媒介不断制造出的文化景观比较，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究何尝不是那些聚光灯下热闹场面之外的一种“野生涯”，属于荒郊野外，泉石丛中。而以学术作为志业，持之以恒， 也不过是另一种“摩石”，就像西绪弗斯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只在永不停歇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充实自己的心灵。
李浩在《摩石录》后记中写道，自己在耳顺之年仍不断坚持写作的理由：也只是为了抵抗衰老和对老年痴呆的恐惧。他对自己的工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既然有所选择，那就需要用一生来把属于自己的“冷板凳”坐穿。在当今中国做人做学问，与百多年前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极节奏的加速互动，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脉动。人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个时空交错，瞬间多元， 即时流动变化的复杂格局。时间在今天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因素，不再只是由旧向新，简单进化的线性流程。新近出现的东西未必就新。现实中涌现出了更多碎片化、短暂性与不确定的成分构成。在这样的流变中，重新思考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如何做到与“他者”的互动互见，让自己的研究结果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既是歷史的，又是当下的，既能立足于人类学术共同体的前沿，又不回避“我们”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政治现实，所有这些，都不可能靠“问”与“答”来简单得出统一的结论。
在学术范围内思考并试图解决人类面临的最根本性的关键问题时，福柯提出过“域外”思想，德雷兹开创了在“边界”之外的“游牧理论”。而“域外”与“游牧”同《野生涯》和《摩石录》又有何关系？作者是决定内容与价值的那个人，而作为读者，一部书读完之后，可以拿来分享，未必需要赞同。
（《摩石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二0二0年版;《野生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