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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海盗总是比官军更敢于亮剑。为了争夺利益攸关的护航生意，前中国海盗与前葡萄牙海盗在宁波展开了血腥大战，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令洋人们刮目相看……在1857年的宁波所爆发的海战，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中葡海盗大决战。布兴有的部队作战相当勇敢，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成为清军中的主力之一。布兴有本人也成為继郑芝龙之后，少数在招安后成功转型的海盗。
责任编辑/闻立
隆隆的炮声震撼撼了6月的宁波。
一艘葡萄牙轻型巡洋舰驶到了宁波的盐门附近，那里停泊了数艘平底帆船，船上飘扬的旗帜，显示这是大清帝国的水师舰船。
葡萄牙人开炮了，这就如同一场近距离的屠杀，大清水师的平底帆船被一一击沉。
30岁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躲在了教堂的墙根下。一颗炮弹击中了附近的道台衙门，另一颗炮弹则炸死了离教堂不到半英里的一位当地姑娘。
这位日后北京大学的创始人，对葡萄牙人的暴行十分愤怒。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道：”这种情形自从北欧海盗侵扰欧洲沿海地区以来，西方人从未见识过。一个民族在并未得到条约认可的情况下，便以如此不顾后果的暴力行为来进行贸易，以及清朝当局如此腐败无能和任人宰割等等，都是闻所未闻的。”
可怕的传言说，为了报复葡萄牙人的暴行，当地驻军将捕杀宁波城内的所有欧洲人。丁韪良等人赶到道台衙门询问，道台对这种传言矢口否认，并向他们展示了落到他院子里的24镑重的炮弹，以及被葡萄牙人打死的水师舰船指挥官。
这是1857年的仲夏，恐惧笼罩着这座东海之滨的开放口岸。
指挥中葡海盗大决战的大清军官，曾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海盗
中国人选择了另一种报仇方式。
被打散的水师残部，集结起来。在葡萄牙人的巡洋舰离开之后，大清水师趁着涨潮，驾驶自己的小船，悄悄靠近了葡萄牙人停靠在其领事馆前河道中的武装民船舰队。
距离太近了，葡萄牙人最有威慑力的大炮失去了作用。大清水兵们爬上了葡萄牙武装民船，双方短兵相接。在凶悍的攻击面前，葡萄牙人军心动摇，纷纷弃船逃命，不少人被砍死，或者被大清水兵在背后开枪射杀。
丁韪良看到，有30多名葡萄牙人被俘，大清水兵将他们的双手绑在身后，直接扔进了河里淹死。
葡萄牙领事馆被愤怒的水兵们洗劫一空，港湾里的葡萄牙国旗也早已被扯下。曾经显赫一时的葡萄牙人，在这座城市里几乎被屠杀殆尽。
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并没有提到葡萄牙军舰对大清水师舰队不宣而战的暴行。但它表示，在这座城市里，葡萄牙人的确太过分了，严重侵犯了大清的主权和尊严。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似乎是大清水师在事前的海战中成功击溃了葡萄牙武装民船，并把它们逼进了宁波的内河，聚而歼之。此前，葡萄牙武装民船曾经捕获了一只法国商船，与法国人结了仇。现在，一艘法国巡洋舰“加布里苏”号赶到了宁波，舰上搭载着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法国军舰成为中国人的帮手，它监视着停泊在宁波港的葡萄牙军舰“孟德果”号，并向它发出警告，一旦它胆敢为自己的武装民船助战，就会被消灭。于是，“孟德果”号一炮不发便离开了。
《泰晤士报》说，法国军舰不仅遏制了葡萄牙海军参战，而且也防止了中国人对葡萄牙领事馆的劫掠，并且将葡萄牙武装民船上的幸存者们搭救出来。这些葡萄牙幸存者被送到了澳门，作为海盗加以审判，其中一些人被判处以绞刑。法国人还要求中国人归还被葡萄牙武装民船掠走的法国货物。
无论各方记载在细节上如何有出入，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惨烈的战斗，以大清水师的完胜及葡萄牙武装民船的完败而结束。
清朝的海盗总是比官军更敢于亮剑。指挥这次战斗的大清军官，名叫布兴有，曾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海盗。而他所攻击的葡萄牙武装民船，正如法国人所指控的，的确也是一支海盗武装。实际上，在1857年的宁波所爆发的海战，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中葡海盗大决战。
宁波商人和当地官员想出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
两国海盗争夺的焦点，是一笔巨大的生意——护航。此时的海盗们，都已经与时倶进，那种明火执仗的抢掠，实在太缺乏技术含量，而转变为所谓的“私船护航”——海盗们收取保护费，为商船提供武装护航。
之前的护航，只是英国军舰在公海上的巡航，并没有为某一特定的商船队提供护航。从1850年英国军舰开始巡航，到1854年，英国海军在4年内捕获了大约139艘海盗船，击毙或俘虏的中国海盗达7000人;英国政府向这些军舰官兵按照每名海盗20英镑的标准，支付了奖金。但是，这种巡航不久就遭遇了困难，因为中国的商船和渔船也纷纷武装起来，自行对付海盗，这导致中国商船、渔船与海盗船更难区别，甚至一些船只既是商船、渔船，也是海盗船。
护航是个大买卖，其敲诈勒索程度丝毫不亚于海盗，因此竞争十分激烈。当时“海上镖局”的最大业务，都被葡萄牙人垄断。这一方面是由于葡萄牙人干这行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也是海洋霸主英国对这个“朝阳产业”并不感兴趣。
私船护航的最大问题，在于护航舰队只是一种私人保安，而未得到任何国家授权。而为了争夺所谓的“护航业务”，多数依靠的是敲诈勒索。
港英政府在1848年5月29日专门发布公告，警告英国船主们不得去担任这种在法律上相当冒险的护航者，违者将“自行承担民事和刑事上的责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果”。但4个月后，香港最高法院就推翻了政府的这一警告，表示英国人可以参与护航工作。
港英政府开始为符合条件的武装船只发放执照，允许他们提供护航服务。其中最著名的英国武装民船就是“斯帕克”号双桅纵帆船，这艘船上配备了9门大炮、23支毛瑟枪、5支手枪、10把弯刀、4支长矛和5根梭标，船长、大副和炮手都是英国人，大多数水手是马尼拉人。
美国汉学家、大清海关的洋干部马士认为，港英政府对私船护航的反对态度，实际上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这反而导致了护航业务更多地落入了“那些不知守法的人手里”。当然，经过港英政府的警告，英国人参与护航的并不多，业务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葡萄牙人手里。 宁波成为葡萄牙人“护航”业务的核心基地。葡萄牙人至少组织了12艘武装民船，其式样是中西结合的，有着欧洲式的船身和中国式的帆。根据《泰晤士报》的分析，葡萄牙人从宁波港的渔船每年就能征收高达5万元的护航费，而从木制帆船以及与福州港进行贸易的商船那里，能征收到更为惊人的20万元，从其他各种船只可征收50万元，年收人高达75万元。此处的“元”应为墨西哥鹰元，1元约为0.7两白银，这笔护航业务的每年总收人，相当于白银52.5万两。
更为严重的是，葡萄牙虽然并非中国的条约国家，葡萄牙领事却漫无限制地行使领事裁判权，而这种裁判权居然在宁波被广泛认可。这导致葡萄牙人在宁波享有超然的地位。根据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的报道，1852年9月，一艘葡萄牙的护航快艇捕获了中国人的一艘运糖船，并把它带到宁波。中方在调查之后，宣布这艘运糖船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了武装，但葡萄牙领事坚持宣布这是一艘“海盗船”，船只及货物都是葡萄牙人的合法战利品，并下令将这些“战利品”分发给了葡萄牙“护航”者。
显然，护航者已经成为看守羊群的狼，而中国人在宁波港的利益，都被葡萄牙人侵吞了。这不仅令中国人无法忍受，也令经历了多次对华战争、付出“血的代价”才获得特殊地位的英、法等国，心态严重失衡。
不堪忍受的宁波商人和当地官员，便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布兴有这个广东海盗，便在这一背景下被招安，成为宁波官方确定的合法护航者。
至此，宁波港这家“物业”便有了两家保安公司，葡萄牙保安是不请自来、强制服务的，而广东保安，则是签了合同的。一场争斗自然无法避免。
布兴有的海盗力量被招安后成功转型为清军主力
布兴有是广东潮州人，与别的大多数海盗一样，他的名字在官方记载中也有很多种写法，有时是“兴佑”、有时是“星佑”。他的活动地盘，并非自己老家广东，而是浙江。官兵无能，布兴有就在浙江洋面上成了一霸，“游弋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布兴有的海盗船，据说超过百艘，部众过千。
因布兴有海盗船队的船只形状如同蚱蜢，当地百姓就称其为“蚱蜢艇”。这些“蚱蜢艇”都被涂成绿色，当地人也称其为“绿壳”。久而久之，“绿壳”成了浙江沿海对土匪的通称。
布兴有到浙江当海盗，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这年9月，他攻击了海门，打败了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攻占海门，大掠10天，“居民偶与龃龉，遂焚民居千余间”。
随后，布兴有率部攻击宁波象山，在石浦镇大掠富户。宁波知府罗镛奉命出击，却不敢接战，行动迟缓，等到海盗饱掠而去后，罗镛居然向省里虚报自己的战功。他没想到的是，冒功的报告刚递上去，布兴有的海盗船队又杀了个回马枪。这下子他露馅了，遭到上司、浙江巡抚常大淳的严词训斥，并将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情急无奈之下，他只好假戏真做，花费重金行贿布兴有，希望招安其部。宁波的商户们也大力促成，认为招安布兴有将有效抵抗葡萄牙人的勒索。
一时之间，布兴有的大名频频出现在朝廷的谕旨当中。最初，朝廷十分怀疑布兴有投诚的动机，认为他既然在与水师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并且俘获了前往镇压的山东守备黄富兴，“占船抢印”，“其目无法纪，已可概见”，“现在各路会剿，呈请投诚，未必非因被追穷蹙，为苟延旦夕之计”。因此，朝廷命令浙江方面“密察情形，傥稍有反复即并力剿捕，捣穴捦渠，毋令片帆逃逸，断不可因一时乞怜，堕其奸计”。同时，也催令“闽浙各督抚，迅派水师将弁，协力痛剿，以期净绝根株”。
浙江方面却为布兴有大说好话。常大淳上奏说，当布兴有俘获黄富兴时，其部下要求处决黄富兴，被布兴有拦阻，布兴有告诫部下说：“投诚之意已决，断不将黄富兴杀害。”他将舰队停泊在石浦洋面，听候官方回示。
朝廷对此仍是不信，在批示中说：“名为投诚，实则希图挟制，狡横情形，可恨之至。”同时切责“水师将领平日并不训练，临事退缩不前”。并针对水师以“风色不顺”为借口，痛斥说：“匪船南北游奕自如，独三镇兵船，逗遛南洋，未能追北，又安用此等懦怯将领为耶？”
朝廷同时表示，布兴有如果真心投诚，则将其“押赴上海，察其情伪，酌量办理，傥稍有反复，即当督饬水师，合力兜剿，断不可堕其奸计……务期尽歼丑类，以靖海疆”。
显然，在如此缺乏信任的气氛下，布兴有不可能束手就擒，他继续与浙江方面讨价还价。常大淳再度向朝廷提交报告，指出布兴有既然在浙江洋面充当海盗，其受降之事应由浙江办理。常大淳撒谎表功说，自己已经亲自去海盗舰队，“亲见该匪等跪地哀求，毫无异说”，力保其投诚为真。
布兴有的确是真心想投诚。因为，穿上制服之后，就能堂而皇之地以“护航”名义收取保护费。这种穿制服的海盗，与没穿制服的海盗相比，本小利大。何况，此时他以战胜之师兵临宁波城下，条件价码自然不一样。
朝廷其实也颇有些投鼠忌器。此时，在布兴有的手上，还扣押着俘获的山东水师21艘兵船、商船。除了黄富兴之外，还有200多名水师官兵、180多名商船船户及水手在他手上。布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
经过几番折冲，在宁波、浙江两级政府的竭力斡旋下，朝廷最后批准了布兴有的招安。咸丰皇帝在圣旨中说：“向来办理盗匪，闲有实心悔罪，缴械投首，亦姑网开一面，以示法外之仁……所有该匪等六百二十四名，着加恩一概免其治罪。其懇请递回原籍之陈亚福五百六十余名……由海道解回广东。”
布兴有从浙江获得了高额的“转会费”，并得到一个六品顶戴的“游击”官衔，率领其部众布良带、布明齐、张景辉等624人及22艘舰船，集体从海盗转制为官兵。其中的560多人，被送回广东原籍遣散，布兴有等50多人则被安置到宁波驻军。此时，布兴有年仅28岁。
布兴有被招安之后，手上无舰无兵，其实已经投闲。但宁波的商人们早已看中了他的水上作战指挥能力，经官方批准，商人们出资建立了一支武装民船舰队，请布兴有管理，目标就是要取代葡萄牙人。 这支新的舰队，居然还拥有一艘蒸汽明轮炮舰“宝顺”号，这是宁波商家们耗资7万两专门购买的。如此先进的装备，要对付当时主要靠夹板帆船的中外海盗们，在武器上占了绝对的上风。
布兴有重新拿起了枪杆子，纵横黑白两道，朝廷藉由招安而分化海上民间武装的努力其实落空。布兴有继续统率水师，驻扎宁波，他的部队被称为“广艇”、“广勇”、“潮勇”、“潮人”。
冒功请赏的宁波知府罗镛绝对没想到，自己居然在无意间立下了一件大功。布兴有不久就大战葡萄牙人，夺回了油水极大的宁波护航生意。虽然宁波的船主们依然要缴纳高额的“护航费”，无非换了个保镖而已，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布兴有毕竟是自家人，即使勒索也总还有个度，比葡萄牙人好多了。而且，布兴有凭借自己的强大武装，消灭了浙江洋面上的其他海盗团伙，实际上为海洋重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
更令清廷欣慰的是，不久后，太平军大举进犯舟山、宁波等地，布兴有率部抵抗，作战英勇：
1861年，太平天国“附天侯”汪义钧攻打舟山，“布兴有与其弟布良带督广勇御贼于东门”，击毙了汪义钧，太平军溃散，布兴有率部追杀，太平军“无一往还者”;
1862年，布兴有率部攻击被太平军占领的镇海，太平军守将范维邦投降，其他将领被布兴有打败。布兴有登陆之后，将不及撤退的太平军“戕殆尽”;
同年夏，台州一名王姓游击投奔太平军，并前来游说布兴有，布兴有将其“醉而杀之”;
同年，在光复宁波的战斗中，为了将旁观的英国军舰拖入战争，布兴有和英领事馆帮办陈阿福合谋，冒充太平军向英国军舰开炮，英军于是向宁波城内的太平军开炮还击，并派军登陆，布兴有率部同时登陆，夺回了宁波。布兴有因此战，从六品游击升为正三品参将。
在随后攻打余姚、慈溪、奉化乃至杭州、金华等地的战斗中，布兴有的部队作战相当勇敢，成为清军中的主力之一。布兴有本人也成为继郑芝龙之后，少数在招安后成功转型的海盗。
布兴有忙着与太平军作战，海上护航生意再度被夺走
就在布兴有将前葡萄牙海盗舰队赶尽杀绝那年，早已被中国海上混乱的治安弄得焦头烂额的英法等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海上护航计划。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国舰队获得了自由出入中国开放口岸的特权，加上太平天国动乱，大清政府自顾不暇，英法等国也给予了清政府极大的支持，因此，由列强海军取代“私船护航”，条件已经成熟。
英法美等国迅速行动，纷纷将发放“船照”作为新的政治增长点和经济增长点，商人们只要缴纳一笔费用，便可以将自己的商船注册在列强名下，悬挂列强国旗，获得列强海军的保护。有哪些海盗还敢于触犯洋人的坚船利炮呢？又有哪家保安公司能比得过似乎无敌的英法美等国的舰队呢？
于是，以布兴有为代表的“私船护航”迅速衰弱，而列强们开设在上海、宁波、南京、广州等通商口岸的领事馆门庭若市，大清的商人们纷至沓来，为自己的商船申请注册，然后捧着那面五彩斑斓的国旗，回在桅杆上，如同威武的门神。
市场总是有缝隙的。布兴有的护航生意虽说是淡了，但这毕竟还是一摊业务，而除此之外，也照样有西方冒险家们，靠着敲诈勒索，获得“护航”生意。
英国人决心要整顿这个市场。1859年5月，一些私人武装快艇的船主，被英国领事法庭控以勒索黑费的罪名。这些案子，大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定罪。
一个名叫萨缪尔·奥斯丁的人，被判处3个月的拘禁和150元的罚款，罪名是强迫中国船只接受护航，并试图冒用英国官方名义在定海和其他地方设立“护航”办事处。
另一个名叫丹尼尔·弗格森的船主，则被罚100元，罪名是触犯了《五口通商章程》第五款的规定。这条规定说，除中国海关额定征收的吨税之外，“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均行停止”。显然，丹尼尔是“征收”了不该他征收的费用。
领事法庭也要求奥斯汀？克拉尔公司撤回其在舟山洋面经营“护航”生意的一支武装船队，并罚款500元。
法国领事也下令，所有从事“护航”业务的法国武装民船，必须立即撤离，并停止参与护航的业务。
这一切，当然不是在为布兴有的护航生意清理竞争者，而是为列强政府的官方护航清除一切政治、法律和商业上的障碍。
列强们给予注册船只的保护期为一年，到期后需重新申请。在这期间，无论这艘船的船东、船长、水手是哪国国籍，都可以悬挂注册国的国旗，并纳入其领事保护之下必要时可以获得该国海军舰队的支持。
这种新的业务，不仅是列强主权的扩张，也意味着列强政府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和风险。英国本土的相关规定，随着其《航海法》在1850年的废止，而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其实无权为他国的船只提供英国国旗的保护。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香港作为殖民地，有通过和设立特别法规的权力，无需执行英国国内法。于是，港英议会通过了新的法规，为香港境内大量的中国国籍的船只提供了英国国旗的保护，使得香港在最为动荡的中国内战期间，得以在海上商业上大为拓展，而此时的省港航道，如无海军护航，已经是一潭死水。
英国人在“依法办事”，而美国人的护航业务，则完全违法。因为美国法律禁止为别国船只提供保护。但领事们显然毫不在乎，仅在1861年布兴有开始抗击太平军的那年，从7月到12月的半年时间内，上海口岸就有129艘船只悬挂美国国旗，仅次于悬挂英国国旗的193艘。
随着中国内战局势的缓和，如布兴有那般的半带强制性质的“护航”生意，已经没有市场了。人们更多地涌向了各國的领事馆，不仅为自己的船只申请一面洋国旗，甚至将自己的企业也注册为“外资公司”。小小的一面旗帜、薄薄的一张证书，就能相当于坚船利炮，如此好的生意，当然是布兴有辈刀头舔血者不敢想象，甚至无法理解的。
实力决定一切。无论是海商、海盗，还是海军，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依然是大海上的法则。起初，西方蹲在中国的家门口，是靠当海盗获利;如今，又转为靠打海盗获利。那些飘扬在中国船只上的米字旗、三色旗和星条旗，迎风猎猎，讥讽着大清政府错过了一个大机遇……
（参考资料：《大国海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作者：雪珥）
责任编辑/闻立
隆隆的炮声震撼撼了6月的宁波。
一艘葡萄牙轻型巡洋舰驶到了宁波的盐门附近，那里停泊了数艘平底帆船，船上飘扬的旗帜，显示这是大清帝国的水师舰船。
葡萄牙人开炮了，这就如同一场近距离的屠杀，大清水师的平底帆船被一一击沉。
30岁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躲在了教堂的墙根下。一颗炮弹击中了附近的道台衙门，另一颗炮弹则炸死了离教堂不到半英里的一位当地姑娘。
这位日后北京大学的创始人，对葡萄牙人的暴行十分愤怒。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道：”这种情形自从北欧海盗侵扰欧洲沿海地区以来，西方人从未见识过。一个民族在并未得到条约认可的情况下，便以如此不顾后果的暴力行为来进行贸易，以及清朝当局如此腐败无能和任人宰割等等，都是闻所未闻的。”
可怕的传言说，为了报复葡萄牙人的暴行，当地驻军将捕杀宁波城内的所有欧洲人。丁韪良等人赶到道台衙门询问，道台对这种传言矢口否认，并向他们展示了落到他院子里的24镑重的炮弹，以及被葡萄牙人打死的水师舰船指挥官。
这是1857年的仲夏，恐惧笼罩着这座东海之滨的开放口岸。
指挥中葡海盗大决战的大清军官，曾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海盗
中国人选择了另一种报仇方式。
被打散的水师残部，集结起来。在葡萄牙人的巡洋舰离开之后，大清水师趁着涨潮，驾驶自己的小船，悄悄靠近了葡萄牙人停靠在其领事馆前河道中的武装民船舰队。
距离太近了，葡萄牙人最有威慑力的大炮失去了作用。大清水兵们爬上了葡萄牙武装民船，双方短兵相接。在凶悍的攻击面前，葡萄牙人军心动摇，纷纷弃船逃命，不少人被砍死，或者被大清水兵在背后开枪射杀。
丁韪良看到，有30多名葡萄牙人被俘，大清水兵将他们的双手绑在身后，直接扔进了河里淹死。
葡萄牙领事馆被愤怒的水兵们洗劫一空，港湾里的葡萄牙国旗也早已被扯下。曾经显赫一时的葡萄牙人，在这座城市里几乎被屠杀殆尽。
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并没有提到葡萄牙军舰对大清水师舰队不宣而战的暴行。但它表示，在这座城市里，葡萄牙人的确太过分了，严重侵犯了大清的主权和尊严。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似乎是大清水师在事前的海战中成功击溃了葡萄牙武装民船，并把它们逼进了宁波的内河，聚而歼之。此前，葡萄牙武装民船曾经捕获了一只法国商船，与法国人结了仇。现在，一艘法国巡洋舰“加布里苏”号赶到了宁波，舰上搭载着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法国军舰成为中国人的帮手，它监视着停泊在宁波港的葡萄牙军舰“孟德果”号，并向它发出警告，一旦它胆敢为自己的武装民船助战，就会被消灭。于是，“孟德果”号一炮不发便离开了。
《泰晤士报》说，法国军舰不仅遏制了葡萄牙海军参战，而且也防止了中国人对葡萄牙领事馆的劫掠，并且将葡萄牙武装民船上的幸存者们搭救出来。这些葡萄牙幸存者被送到了澳门，作为海盗加以审判，其中一些人被判处以绞刑。法国人还要求中国人归还被葡萄牙武装民船掠走的法国货物。
无论各方记载在细节上如何有出入，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惨烈的战斗，以大清水师的完胜及葡萄牙武装民船的完败而结束。
清朝的海盗总是比官军更敢于亮剑。指挥这次战斗的大清军官，名叫布兴有，曾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海盗。而他所攻击的葡萄牙武装民船，正如法国人所指控的，的确也是一支海盗武装。实际上，在1857年的宁波所爆发的海战，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中葡海盗大决战。
宁波商人和当地官员想出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
两国海盗争夺的焦点，是一笔巨大的生意——护航。此时的海盗们，都已经与时倶进，那种明火执仗的抢掠，实在太缺乏技术含量，而转变为所谓的“私船护航”——海盗们收取保护费，为商船提供武装护航。
之前的护航，只是英国军舰在公海上的巡航，并没有为某一特定的商船队提供护航。从1850年英国军舰开始巡航，到1854年，英国海军在4年内捕获了大约139艘海盗船，击毙或俘虏的中国海盗达7000人;英国政府向这些军舰官兵按照每名海盗20英镑的标准，支付了奖金。但是，这种巡航不久就遭遇了困难，因为中国的商船和渔船也纷纷武装起来，自行对付海盗，这导致中国商船、渔船与海盗船更难区别，甚至一些船只既是商船、渔船，也是海盗船。
护航是个大买卖，其敲诈勒索程度丝毫不亚于海盗，因此竞争十分激烈。当时“海上镖局”的最大业务，都被葡萄牙人垄断。这一方面是由于葡萄牙人干这行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也是海洋霸主英国对这个“朝阳产业”并不感兴趣。
私船护航的最大问题，在于护航舰队只是一种私人保安，而未得到任何国家授权。而为了争夺所谓的“护航业务”，多数依靠的是敲诈勒索。
港英政府在1848年5月29日专门发布公告，警告英国船主们不得去担任这种在法律上相当冒险的护航者，违者将“自行承担民事和刑事上的责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果”。但4个月后，香港最高法院就推翻了政府的这一警告，表示英国人可以参与护航工作。
港英政府开始为符合条件的武装船只发放执照，允许他们提供护航服务。其中最著名的英国武装民船就是“斯帕克”号双桅纵帆船，这艘船上配备了9门大炮、23支毛瑟枪、5支手枪、10把弯刀、4支长矛和5根梭标，船长、大副和炮手都是英国人，大多数水手是马尼拉人。
美国汉学家、大清海关的洋干部马士认为，港英政府对私船护航的反对态度，实际上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这反而导致了护航业务更多地落入了“那些不知守法的人手里”。当然，经过港英政府的警告，英国人参与护航的并不多，业务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葡萄牙人手里。 宁波成为葡萄牙人“护航”业务的核心基地。葡萄牙人至少组织了12艘武装民船，其式样是中西结合的，有着欧洲式的船身和中国式的帆。根据《泰晤士报》的分析，葡萄牙人从宁波港的渔船每年就能征收高达5万元的护航费，而从木制帆船以及与福州港进行贸易的商船那里，能征收到更为惊人的20万元，从其他各种船只可征收50万元，年收人高达75万元。此处的“元”应为墨西哥鹰元，1元约为0.7两白银，这笔护航业务的每年总收人，相当于白银52.5万两。
更为严重的是，葡萄牙虽然并非中国的条约国家，葡萄牙领事却漫无限制地行使领事裁判权，而这种裁判权居然在宁波被广泛认可。这导致葡萄牙人在宁波享有超然的地位。根据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的报道，1852年9月，一艘葡萄牙的护航快艇捕获了中国人的一艘运糖船，并把它带到宁波。中方在调查之后，宣布这艘运糖船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了武装，但葡萄牙领事坚持宣布这是一艘“海盗船”，船只及货物都是葡萄牙人的合法战利品，并下令将这些“战利品”分发给了葡萄牙“护航”者。
显然，护航者已经成为看守羊群的狼，而中国人在宁波港的利益，都被葡萄牙人侵吞了。这不仅令中国人无法忍受，也令经历了多次对华战争、付出“血的代价”才获得特殊地位的英、法等国，心态严重失衡。
不堪忍受的宁波商人和当地官员，便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布兴有这个广东海盗，便在这一背景下被招安，成为宁波官方确定的合法护航者。
至此，宁波港这家“物业”便有了两家保安公司，葡萄牙保安是不请自来、强制服务的，而广东保安，则是签了合同的。一场争斗自然无法避免。
布兴有的海盗力量被招安后成功转型为清军主力
布兴有是广东潮州人，与别的大多数海盗一样，他的名字在官方记载中也有很多种写法，有时是“兴佑”、有时是“星佑”。他的活动地盘，并非自己老家广东，而是浙江。官兵无能，布兴有就在浙江洋面上成了一霸，“游弋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布兴有的海盗船，据说超过百艘，部众过千。
因布兴有海盗船队的船只形状如同蚱蜢，当地百姓就称其为“蚱蜢艇”。这些“蚱蜢艇”都被涂成绿色，当地人也称其为“绿壳”。久而久之，“绿壳”成了浙江沿海对土匪的通称。
布兴有到浙江当海盗，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这年9月，他攻击了海门，打败了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攻占海门，大掠10天，“居民偶与龃龉，遂焚民居千余间”。
随后，布兴有率部攻击宁波象山，在石浦镇大掠富户。宁波知府罗镛奉命出击，却不敢接战，行动迟缓，等到海盗饱掠而去后，罗镛居然向省里虚报自己的战功。他没想到的是，冒功的报告刚递上去，布兴有的海盗船队又杀了个回马枪。这下子他露馅了，遭到上司、浙江巡抚常大淳的严词训斥，并将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情急无奈之下，他只好假戏真做，花费重金行贿布兴有，希望招安其部。宁波的商户们也大力促成，认为招安布兴有将有效抵抗葡萄牙人的勒索。
一时之间，布兴有的大名频频出现在朝廷的谕旨当中。最初，朝廷十分怀疑布兴有投诚的动机，认为他既然在与水师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并且俘获了前往镇压的山东守备黄富兴，“占船抢印”，“其目无法纪，已可概见”，“现在各路会剿，呈请投诚，未必非因被追穷蹙，为苟延旦夕之计”。因此，朝廷命令浙江方面“密察情形，傥稍有反复即并力剿捕，捣穴捦渠，毋令片帆逃逸，断不可因一时乞怜，堕其奸计”。同时，也催令“闽浙各督抚，迅派水师将弁，协力痛剿，以期净绝根株”。
浙江方面却为布兴有大说好话。常大淳上奏说，当布兴有俘获黄富兴时，其部下要求处决黄富兴，被布兴有拦阻，布兴有告诫部下说：“投诚之意已决，断不将黄富兴杀害。”他将舰队停泊在石浦洋面，听候官方回示。
朝廷对此仍是不信，在批示中说：“名为投诚，实则希图挟制，狡横情形，可恨之至。”同时切责“水师将领平日并不训练，临事退缩不前”。并针对水师以“风色不顺”为借口，痛斥说：“匪船南北游奕自如，独三镇兵船，逗遛南洋，未能追北，又安用此等懦怯将领为耶？”
朝廷同时表示，布兴有如果真心投诚，则将其“押赴上海，察其情伪，酌量办理，傥稍有反复，即当督饬水师，合力兜剿，断不可堕其奸计……务期尽歼丑类，以靖海疆”。
显然，在如此缺乏信任的气氛下，布兴有不可能束手就擒，他继续与浙江方面讨价还价。常大淳再度向朝廷提交报告，指出布兴有既然在浙江洋面充当海盗，其受降之事应由浙江办理。常大淳撒谎表功说，自己已经亲自去海盗舰队，“亲见该匪等跪地哀求，毫无异说”，力保其投诚为真。
布兴有的确是真心想投诚。因为，穿上制服之后，就能堂而皇之地以“护航”名义收取保护费。这种穿制服的海盗，与没穿制服的海盗相比，本小利大。何况，此时他以战胜之师兵临宁波城下，条件价码自然不一样。
朝廷其实也颇有些投鼠忌器。此时，在布兴有的手上，还扣押着俘获的山东水师21艘兵船、商船。除了黄富兴之外，还有200多名水师官兵、180多名商船船户及水手在他手上。布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
经过几番折冲，在宁波、浙江两级政府的竭力斡旋下，朝廷最后批准了布兴有的招安。咸丰皇帝在圣旨中说：“向来办理盗匪，闲有实心悔罪，缴械投首，亦姑网开一面，以示法外之仁……所有该匪等六百二十四名，着加恩一概免其治罪。其懇请递回原籍之陈亚福五百六十余名……由海道解回广东。”
布兴有从浙江获得了高额的“转会费”，并得到一个六品顶戴的“游击”官衔，率领其部众布良带、布明齐、张景辉等624人及22艘舰船，集体从海盗转制为官兵。其中的560多人，被送回广东原籍遣散，布兴有等50多人则被安置到宁波驻军。此时，布兴有年仅28岁。
布兴有被招安之后，手上无舰无兵，其实已经投闲。但宁波的商人们早已看中了他的水上作战指挥能力，经官方批准，商人们出资建立了一支武装民船舰队，请布兴有管理，目标就是要取代葡萄牙人。 这支新的舰队，居然还拥有一艘蒸汽明轮炮舰“宝顺”号，这是宁波商家们耗资7万两专门购买的。如此先进的装备，要对付当时主要靠夹板帆船的中外海盗们，在武器上占了绝对的上风。
布兴有重新拿起了枪杆子，纵横黑白两道，朝廷藉由招安而分化海上民间武装的努力其实落空。布兴有继续统率水师，驻扎宁波，他的部队被称为“广艇”、“广勇”、“潮勇”、“潮人”。
冒功请赏的宁波知府罗镛绝对没想到，自己居然在无意间立下了一件大功。布兴有不久就大战葡萄牙人，夺回了油水极大的宁波护航生意。虽然宁波的船主们依然要缴纳高额的“护航费”，无非换了个保镖而已，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布兴有毕竟是自家人，即使勒索也总还有个度，比葡萄牙人好多了。而且，布兴有凭借自己的强大武装，消灭了浙江洋面上的其他海盗团伙，实际上为海洋重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
更令清廷欣慰的是，不久后，太平军大举进犯舟山、宁波等地，布兴有率部抵抗，作战英勇：
1861年，太平天国“附天侯”汪义钧攻打舟山，“布兴有与其弟布良带督广勇御贼于东门”，击毙了汪义钧，太平军溃散，布兴有率部追杀，太平军“无一往还者”;
1862年，布兴有率部攻击被太平军占领的镇海，太平军守将范维邦投降，其他将领被布兴有打败。布兴有登陆之后，将不及撤退的太平军“戕殆尽”;
同年夏，台州一名王姓游击投奔太平军，并前来游说布兴有，布兴有将其“醉而杀之”;
同年，在光复宁波的战斗中，为了将旁观的英国军舰拖入战争，布兴有和英领事馆帮办陈阿福合谋，冒充太平军向英国军舰开炮，英军于是向宁波城内的太平军开炮还击，并派军登陆，布兴有率部同时登陆，夺回了宁波。布兴有因此战，从六品游击升为正三品参将。
在随后攻打余姚、慈溪、奉化乃至杭州、金华等地的战斗中，布兴有的部队作战相当勇敢，成为清军中的主力之一。布兴有本人也成为继郑芝龙之后，少数在招安后成功转型的海盗。
布兴有忙着与太平军作战，海上护航生意再度被夺走
就在布兴有将前葡萄牙海盗舰队赶尽杀绝那年，早已被中国海上混乱的治安弄得焦头烂额的英法等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海上护航计划。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国舰队获得了自由出入中国开放口岸的特权，加上太平天国动乱，大清政府自顾不暇，英法等国也给予了清政府极大的支持，因此，由列强海军取代“私船护航”，条件已经成熟。
英法美等国迅速行动，纷纷将发放“船照”作为新的政治增长点和经济增长点，商人们只要缴纳一笔费用，便可以将自己的商船注册在列强名下，悬挂列强国旗，获得列强海军的保护。有哪些海盗还敢于触犯洋人的坚船利炮呢？又有哪家保安公司能比得过似乎无敌的英法美等国的舰队呢？
于是，以布兴有为代表的“私船护航”迅速衰弱，而列强们开设在上海、宁波、南京、广州等通商口岸的领事馆门庭若市，大清的商人们纷至沓来，为自己的商船申请注册，然后捧着那面五彩斑斓的国旗，回在桅杆上，如同威武的门神。
市场总是有缝隙的。布兴有的护航生意虽说是淡了，但这毕竟还是一摊业务，而除此之外，也照样有西方冒险家们，靠着敲诈勒索，获得“护航”生意。
英国人决心要整顿这个市场。1859年5月，一些私人武装快艇的船主，被英国领事法庭控以勒索黑费的罪名。这些案子，大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定罪。
一个名叫萨缪尔·奥斯丁的人，被判处3个月的拘禁和150元的罚款，罪名是强迫中国船只接受护航，并试图冒用英国官方名义在定海和其他地方设立“护航”办事处。
另一个名叫丹尼尔·弗格森的船主，则被罚100元，罪名是触犯了《五口通商章程》第五款的规定。这条规定说，除中国海关额定征收的吨税之外，“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均行停止”。显然，丹尼尔是“征收”了不该他征收的费用。
领事法庭也要求奥斯汀？克拉尔公司撤回其在舟山洋面经营“护航”生意的一支武装船队，并罚款500元。
法国领事也下令，所有从事“护航”业务的法国武装民船，必须立即撤离，并停止参与护航的业务。
这一切，当然不是在为布兴有的护航生意清理竞争者，而是为列强政府的官方护航清除一切政治、法律和商业上的障碍。
列强们给予注册船只的保护期为一年，到期后需重新申请。在这期间，无论这艘船的船东、船长、水手是哪国国籍，都可以悬挂注册国的国旗，并纳入其领事保护之下必要时可以获得该国海军舰队的支持。
这种新的业务，不仅是列强主权的扩张，也意味着列强政府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和风险。英国本土的相关规定，随着其《航海法》在1850年的废止，而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其实无权为他国的船只提供英国国旗的保护。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香港作为殖民地，有通过和设立特别法规的权力，无需执行英国国内法。于是，港英议会通过了新的法规，为香港境内大量的中国国籍的船只提供了英国国旗的保护，使得香港在最为动荡的中国内战期间，得以在海上商业上大为拓展，而此时的省港航道，如无海军护航，已经是一潭死水。
英国人在“依法办事”，而美国人的护航业务，则完全违法。因为美国法律禁止为别国船只提供保护。但领事们显然毫不在乎，仅在1861年布兴有开始抗击太平军的那年，从7月到12月的半年时间内，上海口岸就有129艘船只悬挂美国国旗，仅次于悬挂英国国旗的193艘。
随着中国内战局势的缓和，如布兴有那般的半带强制性质的“护航”生意，已经没有市场了。人们更多地涌向了各國的领事馆，不仅为自己的船只申请一面洋国旗，甚至将自己的企业也注册为“外资公司”。小小的一面旗帜、薄薄的一张证书，就能相当于坚船利炮，如此好的生意，当然是布兴有辈刀头舔血者不敢想象，甚至无法理解的。
实力决定一切。无论是海商、海盗，还是海军，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依然是大海上的法则。起初，西方蹲在中国的家门口，是靠当海盗获利;如今，又转为靠打海盗获利。那些飘扬在中国船只上的米字旗、三色旗和星条旗，迎风猎猎，讥讽着大清政府错过了一个大机遇……
（参考资料：《大国海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作者：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