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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FDI的区位选择仍然是一个年轻而且正在扩展的领域。这篇文章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试图解释其根源、定义其特征并列出其主要的研究变量。首先，文章阐述了传统的FDI区位选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在以往的FDI区位选择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此外，文章还探讨了以往FDI区位选择的今后发展趋势，并在文章最后阐述了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缺口。
关键词 FDI区位选择 引力模型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制度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研究，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原因和方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企业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得到发展。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多或少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但大部分都是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和方向为议题进行探讨的，而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区位选择问题是一个微观的研究主题，也需要一个更为微观的研究视角。目前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于世界各个国家的范式，不能系统、完整地解释和预测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究。
一、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来源探析
（一）FDI区位选择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的资本转移。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选择目标市场，即企业将会进入哪一个市场；第二阶段，选择区域，即在选定的目标市场内确定竞争力较强的合理区域范围；第三阶段，选择地点，即在选择的区域内落实企业所在的具体位置。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往往探讨的是第一阶段。
（二）传统的FDI理论
1、发达国家的FDI理论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最早的发起者是发达国家企业，并且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投资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所以大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主要解释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现象。早期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Hymer（1976）的垄断优势理论、Buckley和Cassond等（1976）的内部化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及Dunning（1981）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对市场的垄断（Hymer，1960）、高科技和大规模投资（Buckley&Casson， 1970）、产业比较优势（小岛清，1987）等获得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并不具有这些竞争优势。随着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德国等中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如服装、纺织、食品加工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主要有Dunning（1986）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Lall（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和Cantwell和Tolentino（1990）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
二、FDI区位选择的测量指标体系
到目前为止，FDI区位选择的测量指标框架并没有得到统一，也没有出现普遍接受的一种FDI区位选择理论。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FDI区位选择模型框架的统一，主要是自变量测量体系的统一。其中，决定跨国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因素有：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东道国的科技环境以及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一）经济环境的指标测量
1、引力模型——人口、GDP与地理距离
在探究东道国经济环境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79年Anderson提出来的“引力模型”。而牛顿的引力模型给了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inbergen（1952）很大的启示，他开始将引力模型运用到FDI问题的研究中，来解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其中，两国的GDP用来替代引力模型中两个物体的质量，两国的距离则用来替代引力模型中的质心距离。Tinbergen的研究表明，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即GDP，以及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Tinbergen的研究之后，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1963）也开始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流量问题。Poyhonen认为，随着母国与东道国的国家海里数增加，其运输、装卸、管理等各方面的成本会上升，所以，国家间贸易流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2、双边贸易量
双边贸易量与FDI区位选择是互补的关系，即双边贸易量越大，母国对东道国的FDI投资也就越大。Mundell（1957）最先提出并论证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时，在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产品的模型中，贸易与投资呈现出来的是替代性的关系，贸易会减少甚至阻碍资本在两国之间的流动，资本流动遇到障碍时，贸易便会产生，所以，Mondale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是一种替代的负向相关关系。
Markuson（1983）和Swenson（1984） 也对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们的研究表明，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替代性关系，也存在着互补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主要看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关系，那么贸易和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互补的；反之则是替代的。
3、资源禀赋程度
英国学者Dunning（1980）曾对跨国公司进行FDI的动机做了系统调查，Dunning根据调查的结果归纳出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以及战略资产寻求型。资源禀赋程度与FDI区位选择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东道国资源禀赋程度越高，母国越愿意向其投资。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调查，40%的中国跨国公司在进行FDI时主要是为了寻找自然资源。而统计公报的统计则显示，截至2006年底，在中国所有的FDI投资中，采矿业的比重达到20%，而这种FDI形式的投资主要通过国有企业主导，主要为了应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
4、劳动成本
劳动成本是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品价格的主要决定要素，企业更愿意向劳动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生产和制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最高目标，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考虑了自然资源禀赋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的前提下，劳动成本是生产成本中最普遍的存在形式。东道国劳动成本越高，母国越不愿意将其生产和制造工业转移到该国；反之，东道国劳动成本越低，母国越希望对该国进行投资。
（二） 政治环境的指标测量
1、政局风险
政治风险是针对跨国公司在母国以外的环境提出来的，目前而言，政治风险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定义（AlKhattab et al， 2007）。一般而言，政治风险是指在东道国境内或境外发生的特定政治事件、活动。
关于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有很多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教授曾经做出了探讨。总体上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风险的存在会抑制跨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FDI主要会选择政治风险较低的发达国家。然而，政治风险与FDI的实证研究结论却并不明确。Dunning（1981）的研究表明，FDI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Schneider和Frey（1985）的研究发现政治稳定性以及国有化的威胁会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
2、对外开放程度
对外开放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开放程度，它反映在对外交易的各个方面，通常对外开放首先是从商品市场开始，即相对稳定的外贸进出口。由于对外开放程度高，意味着跨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FDI往往更愿意流向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
贺灿飞（1999）通过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FDI在中国省际间的差异，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对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有着正向的影响，外商更愿意在开放程度更高的省份进行投资。
3、政府优惠政策
政府优惠是一国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某些产业发展，而给予外商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府的优惠政策是FDI的风向标，FDI往往更愿意流向政府优惠政策较多的地区。其中，冯毅（2000）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以中国为东道国的FDI区位选择，即FDI在中国省际间的选择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外商企业往往选择政府优惠政策较多、幅度较大的省份，因为在这些地方投资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收益率。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大都验证了这种正向相关关系。
4、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
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国和东道国友好的政治关系有利于FDI的发展。Rodolphe Desbordes（2010）探讨了外交政策与FDI的关系，研究表明，国际关系对FDI区位选择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国际关系中，有沉降成本的存在，国际关系恶化之后，两国的跨国公司也不会改变其投资决定。Davis和Meunier（2011）便探讨了经济对政治压力的回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压力升级之后，经济并不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甚至是没有变化。此外，另外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政治关系对FDI区位选择是否有影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作用。Li和Vashchilko（2010）探讨了军事冲突、安全联盟对双边FDI流量的实证影响，研究表明，政治关系是否对FDI区位选择有影响还跟发展水平、制度因素等有关。
（三）科技环境的指标测量
二战以后，以电子技术为发展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兴起，带动了各国贸易的深刻变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调查，我国跨国企业中，51%的企业有进行战略资产投资的动机，这种动机仅仅次于市场寻求型。其中，海尔、TCL和联想的并购行为便是获取战略资源的典型代表。追求战略资产主要表现为追求较高的科研创新能力，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发展。
胡博（2008）通过选择《全球竞争力报告》中Technology Index指标对东道国科技水平进行测量，从而探讨东道国科技水平与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实证关系。研究表明，东道国科技水平会促进FDI的发展，FDI引进到东道国又会一定程度上促进该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两个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利的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指标测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从制度视角探讨FDI区位选择问题，普遍认可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安排能降低交易成本，好的制度环境是FDI的重要动机。Buckley（2007）也通过分析1984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向49个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的面板数据，表明政策自由化等制度因素对FDI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变得更加显著。Dunning和Lundan（2008）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研究认为良好的国家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良好的企业制度也能促进企业积极进行FDI活动。
从理论上来说，FDI会倾向选择保护率较高的国家，但是，也有些学者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种正相关关系。 Kumar （1991） 的研究表明保护率与FDI的正相关关系仅仅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而Agodo（1978） 则认为，就在非洲进行跨国经营的美国公司而言，其完全不会考虑保护率这一要素。
三、FDI区位选择的研究缺口和研究机会
（一） 连接宏观与微观 以往的FDI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道国宏观环境，如：人口数量，GDP总量，双边贸易量等因素对FDI流量的影响，一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环境的好坏可以决定一国是否对跨国企业有足够的吸引力。宏观环境固然重要，但宏观环境的考量和每一个宏观因素权重的考量都由企业家完成，所以，企业家精神、高层管理者感知等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属于微观视角的研究。
（二）连接客观与主观
在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中，绝大部分学者的数据来源主要还是有关FDI的官方数据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客观数据，而量表、问卷等主观的数据来源较少。在探讨具体的案例或者某一行业公司的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时，主观的管理者对FDI区位因素的看法非常重要。因为管理者通过自身判断对宏观、客观数据进行考量，运用量表和问卷能够看出管理者对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偏好，从而能够经过更全面地考量来探讨FDI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三）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由于最先发起FDI的是发达国家，所以早期大部分的研究都以发达国家为视角进行探讨，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直到现在，很多理论也还是注重研究发达国家的FDI区位选择。
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开始走出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FDI行动加快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有很多学者探讨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FDI投资的考虑因素。然而，目前，理论并没有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FDI行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何对发达国家进行FDI，其如何获取优势？这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FDI流动应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且可以深刻探究其动因、机理以及结果。
四、结论与未来展望
FDI的区位选择仍然是一个年轻而且正在扩展的领域。我们通过这篇文献综述试图解释其根源、定义其特征、列出其主要的研究变量与影响因素。
当然，这个领域的发展并不是没有生气的，很多的发展趋势已经特别明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重要的研究缺口存在于这个领域中。通过我们的分析，已经指出了整合方面的相关缺口。独特的研究主题倾向于仅仅探讨主题边界以内的议题，而很少联系相关的思想与主题。比如，研究可以更好地连接宏观要素与微观要素，主观量表与客观数据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FDI流动。
参考文献：
[1]Buckley， P. J.，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 38（4）： 499-518.
[2]Dunning， J.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 1-31.
[3]Li， Q. and T. Vashchilko. Dyadic military conflict， security alliances， and bilateral FDI flow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 41（5）： 765-782.
[4]Torrisi， C. R. The determinant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small LDC[J].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85， 10（1）： 29-45.
[5]贺灿飞，梁进社.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J].地理学报， 1999， 54（2）： 97-105.
[6]胡博，李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12）： 96-10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 FDI区位选择 引力模型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制度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研究，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原因和方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企业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得到发展。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多或少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但大部分都是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和方向为议题进行探讨的，而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区位选择问题是一个微观的研究主题，也需要一个更为微观的研究视角。目前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于世界各个国家的范式，不能系统、完整地解释和预测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究。
一、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来源探析
（一）FDI区位选择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的资本转移。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选择目标市场，即企业将会进入哪一个市场；第二阶段，选择区域，即在选定的目标市场内确定竞争力较强的合理区域范围；第三阶段，选择地点，即在选择的区域内落实企业所在的具体位置。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往往探讨的是第一阶段。
（二）传统的FDI理论
1、发达国家的FDI理论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最早的发起者是发达国家企业，并且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投资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所以大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主要解释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现象。早期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Hymer（1976）的垄断优势理论、Buckley和Cassond等（1976）的内部化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及Dunning（1981）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对市场的垄断（Hymer，1960）、高科技和大规模投资（Buckley&Casson， 1970）、产业比较优势（小岛清，1987）等获得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并不具有这些竞争优势。随着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德国等中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如服装、纺织、食品加工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主要有Dunning（1986）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Lall（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和Cantwell和Tolentino（1990）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
二、FDI区位选择的测量指标体系
到目前为止，FDI区位选择的测量指标框架并没有得到统一，也没有出现普遍接受的一种FDI区位选择理论。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FDI区位选择模型框架的统一，主要是自变量测量体系的统一。其中，决定跨国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因素有：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东道国的科技环境以及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一）经济环境的指标测量
1、引力模型——人口、GDP与地理距离
在探究东道国经济环境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79年Anderson提出来的“引力模型”。而牛顿的引力模型给了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inbergen（1952）很大的启示，他开始将引力模型运用到FDI问题的研究中，来解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其中，两国的GDP用来替代引力模型中两个物体的质量，两国的距离则用来替代引力模型中的质心距离。Tinbergen的研究表明，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即GDP，以及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Tinbergen的研究之后，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1963）也开始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流量问题。Poyhonen认为，随着母国与东道国的国家海里数增加，其运输、装卸、管理等各方面的成本会上升，所以，国家间贸易流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2、双边贸易量
双边贸易量与FDI区位选择是互补的关系，即双边贸易量越大，母国对东道国的FDI投资也就越大。Mundell（1957）最先提出并论证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时，在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产品的模型中，贸易与投资呈现出来的是替代性的关系，贸易会减少甚至阻碍资本在两国之间的流动，资本流动遇到障碍时，贸易便会产生，所以，Mondale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是一种替代的负向相关关系。
Markuson（1983）和Swenson（1984） 也对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们的研究表明，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替代性关系，也存在着互补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主要看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关系，那么贸易和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互补的；反之则是替代的。
3、资源禀赋程度
英国学者Dunning（1980）曾对跨国公司进行FDI的动机做了系统调查，Dunning根据调查的结果归纳出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以及战略资产寻求型。资源禀赋程度与FDI区位选择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东道国资源禀赋程度越高，母国越愿意向其投资。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调查，40%的中国跨国公司在进行FDI时主要是为了寻找自然资源。而统计公报的统计则显示，截至2006年底，在中国所有的FDI投资中，采矿业的比重达到20%，而这种FDI形式的投资主要通过国有企业主导，主要为了应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
4、劳动成本
劳动成本是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品价格的主要决定要素，企业更愿意向劳动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生产和制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最高目标，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考虑了自然资源禀赋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的前提下，劳动成本是生产成本中最普遍的存在形式。东道国劳动成本越高，母国越不愿意将其生产和制造工业转移到该国；反之，东道国劳动成本越低，母国越希望对该国进行投资。
（二） 政治环境的指标测量
1、政局风险
政治风险是针对跨国公司在母国以外的环境提出来的，目前而言，政治风险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定义（AlKhattab et al， 2007）。一般而言，政治风险是指在东道国境内或境外发生的特定政治事件、活动。
关于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有很多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教授曾经做出了探讨。总体上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风险的存在会抑制跨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FDI主要会选择政治风险较低的发达国家。然而，政治风险与FDI的实证研究结论却并不明确。Dunning（1981）的研究表明，FDI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Schneider和Frey（1985）的研究发现政治稳定性以及国有化的威胁会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
2、对外开放程度
对外开放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开放程度，它反映在对外交易的各个方面，通常对外开放首先是从商品市场开始，即相对稳定的外贸进出口。由于对外开放程度高，意味着跨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FDI往往更愿意流向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
贺灿飞（1999）通过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FDI在中国省际间的差异，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对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有着正向的影响，外商更愿意在开放程度更高的省份进行投资。
3、政府优惠政策
政府优惠是一国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某些产业发展，而给予外商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府的优惠政策是FDI的风向标，FDI往往更愿意流向政府优惠政策较多的地区。其中，冯毅（2000）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以中国为东道国的FDI区位选择，即FDI在中国省际间的选择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外商企业往往选择政府优惠政策较多、幅度较大的省份，因为在这些地方投资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收益率。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大都验证了这种正向相关关系。
4、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
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国和东道国友好的政治关系有利于FDI的发展。Rodolphe Desbordes（2010）探讨了外交政策与FDI的关系，研究表明，国际关系对FDI区位选择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国际关系中，有沉降成本的存在，国际关系恶化之后，两国的跨国公司也不会改变其投资决定。Davis和Meunier（2011）便探讨了经济对政治压力的回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压力升级之后，经济并不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甚至是没有变化。此外，另外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政治关系对FDI区位选择是否有影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作用。Li和Vashchilko（2010）探讨了军事冲突、安全联盟对双边FDI流量的实证影响，研究表明，政治关系是否对FDI区位选择有影响还跟发展水平、制度因素等有关。
（三）科技环境的指标测量
二战以后，以电子技术为发展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兴起，带动了各国贸易的深刻变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调查，我国跨国企业中，51%的企业有进行战略资产投资的动机，这种动机仅仅次于市场寻求型。其中，海尔、TCL和联想的并购行为便是获取战略资源的典型代表。追求战略资产主要表现为追求较高的科研创新能力，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发展。
胡博（2008）通过选择《全球竞争力报告》中Technology Index指标对东道国科技水平进行测量，从而探讨东道国科技水平与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实证关系。研究表明，东道国科技水平会促进FDI的发展，FDI引进到东道国又会一定程度上促进该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两个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利的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指标测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从制度视角探讨FDI区位选择问题，普遍认可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安排能降低交易成本，好的制度环境是FDI的重要动机。Buckley（2007）也通过分析1984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向49个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的面板数据，表明政策自由化等制度因素对FDI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变得更加显著。Dunning和Lundan（2008）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研究认为良好的国家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良好的企业制度也能促进企业积极进行FDI活动。
从理论上来说，FDI会倾向选择保护率较高的国家，但是，也有些学者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种正相关关系。 Kumar （1991） 的研究表明保护率与FDI的正相关关系仅仅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而Agodo（1978） 则认为，就在非洲进行跨国经营的美国公司而言，其完全不会考虑保护率这一要素。
三、FDI区位选择的研究缺口和研究机会
（一） 连接宏观与微观 以往的FDI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道国宏观环境，如：人口数量，GDP总量，双边贸易量等因素对FDI流量的影响，一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环境的好坏可以决定一国是否对跨国企业有足够的吸引力。宏观环境固然重要，但宏观环境的考量和每一个宏观因素权重的考量都由企业家完成，所以，企业家精神、高层管理者感知等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属于微观视角的研究。
（二）连接客观与主观
在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中，绝大部分学者的数据来源主要还是有关FDI的官方数据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客观数据，而量表、问卷等主观的数据来源较少。在探讨具体的案例或者某一行业公司的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时，主观的管理者对FDI区位因素的看法非常重要。因为管理者通过自身判断对宏观、客观数据进行考量，运用量表和问卷能够看出管理者对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偏好，从而能够经过更全面地考量来探讨FDI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三）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由于最先发起FDI的是发达国家，所以早期大部分的研究都以发达国家为视角进行探讨，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直到现在，很多理论也还是注重研究发达国家的FDI区位选择。
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开始走出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FDI行动加快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有很多学者探讨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FDI投资的考虑因素。然而，目前，理论并没有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FDI行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何对发达国家进行FDI，其如何获取优势？这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FDI流动应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且可以深刻探究其动因、机理以及结果。
四、结论与未来展望
FDI的区位选择仍然是一个年轻而且正在扩展的领域。我们通过这篇文献综述试图解释其根源、定义其特征、列出其主要的研究变量与影响因素。
当然，这个领域的发展并不是没有生气的，很多的发展趋势已经特别明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重要的研究缺口存在于这个领域中。通过我们的分析，已经指出了整合方面的相关缺口。独特的研究主题倾向于仅仅探讨主题边界以内的议题，而很少联系相关的思想与主题。比如，研究可以更好地连接宏观要素与微观要素，主观量表与客观数据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FDI流动。
参考文献：
[1]Buckley， P. J.，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 38（4）： 499-518.
[2]Dunning， J.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 1-31.
[3]Li， Q. and T. Vashchilko. Dyadic military conflict， security alliances， and bilateral FDI flow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 41（5）： 765-782.
[4]Torrisi， C. R. The determinant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small LDC[J].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85， 10（1）： 29-45.
[5]贺灿飞，梁进社.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J].地理学报， 1999， 54（2）： 97-105.
[6]胡博，李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12）： 96-10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