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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两位“大胡子”合作完成的一本神奇的书问世。从此，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游荡，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历史潮流，席卷全球。
1920年春的一天，在中国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有一个人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全神贯注地翻译着一本外文书。他很投入，以至于错把墨汁当红糖，用粽子蘸着吃。
那两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而那个在油灯下认真翻译的中国青年学者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陈望道，而那个“幽灵”的载体、那本影响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篇幅不长，中文版只有2.5万字，但其威力却犹如精神原子弹，一经出版就震撼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此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
1975年1月，北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见到了《共产党宣言》国内中文全译本首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陈望道。他热切地握着陈望道的手，询问道：“《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陈望道看着总理那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感叹道：“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就在这一年秋天，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党员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而这本小册子正是周恩来要找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把精神“火种”带到革命传奇之地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革命战争年代从这里走出了许多热血青年。其中，山东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创建人延伯真和刘雨辉夫妇就是杰出的两位。据延伯真的女儿延桂宁回忆：“这本书最早的主人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济南党组织负责青年工作的张葆臣。我母亲从他那儿得到这本《共产党宣言》，1926年带着这本书和父亲一起回家探亲，就把这本书留在了刘集村。”
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七名共产党员之一，其公开身份是道生银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之间，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国内最早版本。
刘雨辉是广饶县刘集村人，曾先后就读于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和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济南期间，她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常和张葆臣等人一起学习和活动。这样，那本首页右下角盖有“葆臣”朱印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刘雨辉的手中。
当时，刘雨辉的家乡刘集村已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26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和延伯真等人回家乡探亲，带回了许多令人振奋的革命信息以及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和《向导》《新青年》杂志等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刘雨辉把那本精心珍藏着的小册子拿了出来，交给当时的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并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告诉大家：“他叫马格斯（陈望道的中译本首次翻译时的译名，即马克思），德国人，他跟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一学他们的书。他们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和我们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此后，刘良才经常在晚上把党员们召集到他家里，在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讲述革命道理时，也经常举起这本《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对大伙儿说：“我讲的那些理儿都是这位大胡子在这本书里讲的。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他说的这些理儿去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说：“大胡子讲的理儿，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
入冬农闲季节，党支部还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讲《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
“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形势越来越严峻。1931年，刘集村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刘良才和刘集村党支部成员不得不埋藏了印刷机，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是他们却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起来。过了几个月，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多次搜捕刘良才未遂。
1931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
刘考文有时把这本小册子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有时则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
1932年8月，广饶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刘考文估计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并郑重地告诉他：“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啊！”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入狱。刘良才也被叛徒出卖，牺牲在潍县。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围剿”。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们颁布了许多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自然被列为禁书之首。他们常给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或监禁，或处死。
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劉集村的一座破旧民舍里，却保存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刘世厚用油纸精心地把这本书严实包好，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房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村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日伪军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了，但在刘世厚的保护下，这本《共产党宣言》仍安然无恙。
最严重的一次“扫荡”是在1941年8月，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顿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名乡亲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
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冒险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房屋山墙的“雀眼”里把这本《共产党宣言》抢救了出来。
1944年日军又一次大“扫荡”，这本珍贵的书仍然安然无恙。
把历经劫难的“宝物”献给国家
解放战争时期，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不得不继续想方设法到处藏匿这本书。
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了，刘世厚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
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高龄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恋恋不舍地献给了广饶县历史博物馆。随同捐赠的还有一些早期中共地方组织人员的书信、油印文件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拿出来一看，居然是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不禁喜出望外。随后，这本小册子被带到上海去核实，最终确定这正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
（摘自《党史纵览》）
1920年春的一天，在中国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有一个人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全神贯注地翻译着一本外文书。他很投入，以至于错把墨汁当红糖，用粽子蘸着吃。
那两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而那个在油灯下认真翻译的中国青年学者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陈望道，而那个“幽灵”的载体、那本影响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篇幅不长，中文版只有2.5万字，但其威力却犹如精神原子弹，一经出版就震撼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此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
1975年1月，北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见到了《共产党宣言》国内中文全译本首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陈望道。他热切地握着陈望道的手，询问道：“《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陈望道看着总理那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感叹道：“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就在这一年秋天，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党员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而这本小册子正是周恩来要找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把精神“火种”带到革命传奇之地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革命战争年代从这里走出了许多热血青年。其中，山东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创建人延伯真和刘雨辉夫妇就是杰出的两位。据延伯真的女儿延桂宁回忆：“这本书最早的主人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济南党组织负责青年工作的张葆臣。我母亲从他那儿得到这本《共产党宣言》，1926年带着这本书和父亲一起回家探亲，就把这本书留在了刘集村。”
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七名共产党员之一，其公开身份是道生银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之间，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国内最早版本。
刘雨辉是广饶县刘集村人，曾先后就读于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和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济南期间，她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常和张葆臣等人一起学习和活动。这样，那本首页右下角盖有“葆臣”朱印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刘雨辉的手中。
当时，刘雨辉的家乡刘集村已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26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和延伯真等人回家乡探亲，带回了许多令人振奋的革命信息以及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和《向导》《新青年》杂志等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刘雨辉把那本精心珍藏着的小册子拿了出来，交给当时的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并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告诉大家：“他叫马格斯（陈望道的中译本首次翻译时的译名，即马克思），德国人，他跟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一学他们的书。他们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和我们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此后，刘良才经常在晚上把党员们召集到他家里，在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讲述革命道理时，也经常举起这本《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对大伙儿说：“我讲的那些理儿都是这位大胡子在这本书里讲的。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他说的这些理儿去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说：“大胡子讲的理儿，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
入冬农闲季节，党支部还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讲《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
“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形势越来越严峻。1931年，刘集村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刘良才和刘集村党支部成员不得不埋藏了印刷机，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是他们却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起来。过了几个月，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多次搜捕刘良才未遂。
1931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
刘考文有时把这本小册子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有时则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
1932年8月，广饶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刘考文估计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并郑重地告诉他：“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啊！”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入狱。刘良才也被叛徒出卖，牺牲在潍县。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围剿”。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们颁布了许多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自然被列为禁书之首。他们常给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或监禁，或处死。
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劉集村的一座破旧民舍里，却保存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刘世厚用油纸精心地把这本书严实包好，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房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村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日伪军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了，但在刘世厚的保护下，这本《共产党宣言》仍安然无恙。
最严重的一次“扫荡”是在1941年8月，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顿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名乡亲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
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冒险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房屋山墙的“雀眼”里把这本《共产党宣言》抢救了出来。
1944年日军又一次大“扫荡”，这本珍贵的书仍然安然无恙。
把历经劫难的“宝物”献给国家
解放战争时期，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不得不继续想方设法到处藏匿这本书。
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了，刘世厚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
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高龄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恋恋不舍地献给了广饶县历史博物馆。随同捐赠的还有一些早期中共地方组织人员的书信、油印文件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拿出来一看，居然是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不禁喜出望外。随后，这本小册子被带到上海去核实，最终确定这正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
（摘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