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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对过去我们党处理群体性事件进行历史考察，总结历史经验，这对新时期我们党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
一、50年代中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探索
从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间，受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我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面对复杂的局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冷静分析,谨慎对待。毛泽东科学分析了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他对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领导者的因素则更加重要。这一分析反映了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两对矛盾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方面，而不是在群众方面。
在对“闹事”原因的总结上，刘少奇除了指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外，还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这也是他对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独到分析。刘少奇以其多年从事工运工作和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上深入的理论研究而练就的敏锐眼光，较早地看到了新形势下新问题的焦点——分配问题，即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具体利益协调问题。事实说明，绝大多数“闹事”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的反应。如果再加上当地领导的官僚主义、漠不关心甚至与民争利，长期积累的怨怼就会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在对解决问题办法的探索上，刘少奇认为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由此，刘少奇主张以党内“整风”作为解决“闹事”的方法。就在刘少奇在上海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群体性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初步探索，深刻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理念与实践，对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仍然是当前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快速发展。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发展结构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必然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矛盾积累和尖锐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要发生群体性事件。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出现了贵州瓮安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广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
对于近年来不断凸显的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粗暴地去定义，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当前发生的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诉求方式不当引发的。对这些冲突的处理一定要认清本质、在正确区分对待的基础上，对症下药，不能处理简单化，搞一刀切，这样只会激化矛盾。对盲目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进行疏导和区别对待，批评帮助，说服教育，最终实现相信、团结和依靠他们一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謀发展”。
（二）做好利益协调工作，建立畅通的诉求表达机制，才能科学处理群体性事件
现在必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尊重人们的利益，关注人们的利益诉求，必然要使人们的利益诉求管道畅通无阻，执政党最可怕的就是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不了解人们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利益诉求，从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措施也不可能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因此各级政府应做好利益协调工作。第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工作上依靠群众，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应有的服务职能，不能漠视群众的利益，更不能以发展为借口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制度建设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尤其对弱势群体要有制度性倾斜，从制度层面上减少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为有效防范群体性事件、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第三，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避免利益诉求的累积，避免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累积。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应认真解决，对人民群众的诉求一时不能解决的，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三）加强法制建设，把处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轨道
尽管在我国群体性事件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各级政府也把处理群体性事件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迄今为止，我们却没有一个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清楚的界定，尤其是没有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法律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定，还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基本都是处于法治的轨道之外。这样，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定和处理，就必然会表现出很大的随机性。
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上，首先要对其法律性质作出判断分析，即对群体性事件作出合法与非法之判断。要将群体性事件处置纳入法治轨道。第一是制定与颁布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专门法律法规。我国在2000年颁布了《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在《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增加了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第二是加强法制宣传。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提高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学会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第三是增强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念，力戒以权代法。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提高法律知识，依法行政，不要随便批示，既便批示，也要纳入法律和程序。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如依照法定程序调动警力、使用警械和武器、采取强制措施等，避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作者简介：纪颖（1969.8--），女，单位：周口市委党校，副高，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一、50年代中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探索
从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间，受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我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面对复杂的局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冷静分析,谨慎对待。毛泽东科学分析了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他对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领导者的因素则更加重要。这一分析反映了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两对矛盾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方面，而不是在群众方面。
在对“闹事”原因的总结上，刘少奇除了指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外，还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这也是他对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独到分析。刘少奇以其多年从事工运工作和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上深入的理论研究而练就的敏锐眼光，较早地看到了新形势下新问题的焦点——分配问题，即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具体利益协调问题。事实说明，绝大多数“闹事”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的反应。如果再加上当地领导的官僚主义、漠不关心甚至与民争利，长期积累的怨怼就会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在对解决问题办法的探索上，刘少奇认为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由此，刘少奇主张以党内“整风”作为解决“闹事”的方法。就在刘少奇在上海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群体性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初步探索，深刻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理念与实践，对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仍然是当前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快速发展。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发展结构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必然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矛盾积累和尖锐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要发生群体性事件。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出现了贵州瓮安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广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
对于近年来不断凸显的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粗暴地去定义，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当前发生的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诉求方式不当引发的。对这些冲突的处理一定要认清本质、在正确区分对待的基础上，对症下药，不能处理简单化，搞一刀切，这样只会激化矛盾。对盲目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进行疏导和区别对待，批评帮助，说服教育，最终实现相信、团结和依靠他们一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謀发展”。
（二）做好利益协调工作，建立畅通的诉求表达机制，才能科学处理群体性事件
现在必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尊重人们的利益，关注人们的利益诉求，必然要使人们的利益诉求管道畅通无阻，执政党最可怕的就是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不了解人们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利益诉求，从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措施也不可能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因此各级政府应做好利益协调工作。第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工作上依靠群众，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应有的服务职能，不能漠视群众的利益，更不能以发展为借口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制度建设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尤其对弱势群体要有制度性倾斜，从制度层面上减少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为有效防范群体性事件、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第三，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避免利益诉求的累积，避免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累积。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应认真解决，对人民群众的诉求一时不能解决的，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三）加强法制建设，把处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轨道
尽管在我国群体性事件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各级政府也把处理群体性事件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迄今为止，我们却没有一个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清楚的界定，尤其是没有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法律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定，还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基本都是处于法治的轨道之外。这样，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定和处理，就必然会表现出很大的随机性。
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上，首先要对其法律性质作出判断分析，即对群体性事件作出合法与非法之判断。要将群体性事件处置纳入法治轨道。第一是制定与颁布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专门法律法规。我国在2000年颁布了《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在《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增加了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第二是加强法制宣传。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提高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学会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第三是增强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念，力戒以权代法。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提高法律知识，依法行政，不要随便批示，既便批示，也要纳入法律和程序。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如依照法定程序调动警力、使用警械和武器、采取强制措施等，避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作者简介：纪颖（1969.8--），女，单位：周口市委党校，副高，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