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的中國小學生，人人都會唱一首歌：“我有一個理想，一個美好的理想，等我長大了，要把農民當，要把農民當。”後來，這首歌與當時的許多歌曲一起，過了時。與這些歌曲一起過了時的，還有“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中國教育當局在把這故事從小學課本上刪除時，理由挺抽象，曰“與時代精神不符”。但我猜，其真實的道理可能在於：教育，應當鼓勵著學生目標遠大；若是學生們都以狼牙山五壯士為榜樣，最終去當一介平頭大兵，捐驅捨命，那還讀書幹什麼。
　　 伴隨著一系列的“過時”與“刪除”，國家制訂了新的教育方針，最能反映新方針的，其實並不是 “面向”這、“面向”那的那個官方經典表述，而是教育者們在教育學生時眾口一詞的一句口頭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家長們從小就用這句話來鼓勵孩子好好學習；從幼稚園教師，到大學教授，也無一例外地把這句話掛在嘴上。“一將功成萬骨枯”——要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當將軍好，當士兵不好；要努力學習，以便長大後成為那“一將功成”的“將”，而不要墮入那“萬骨枯”堆中的一員。
　　 據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句話，是拿破崙說的，筆者查了半天，也沒找到拿將軍在哪兒說的這句話，他祇說過一句“每一個士兵的背包裡都有一支將軍的權杖”。這句話的意思並不難懂，說的是，每一個士兵在作戰時都應胸懷著將軍的戰略意圖，都應當有著清醒的全局意識，而不是簡單地“跟著走”。它怎麼就能演義成“每一個士兵都應當有當將軍的野心”的意思呢？中國文人的演義功夫確實了得。嚴復一邊抽著大煙一邊“編譯”了《天演論》，把其中的“演化”（evolution）一詞偷換成“進化”，為中國知識份子坑騙中國人民提供了精神利器——從此，中國人在形形色色的“進化排隊序列”中，老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排在末流，如此百年下來，把中國人的民族自卑感牢牢夯實。而今人的“編譯”功夫，雖嚴復再世亦不及矣。中國文化人，與時俱進，偷偷地把自己弄虛作假的習慣由“托古作偽”修正成了“托洋作偽”。
　　 當然，假話未必不是好話。為了讓孩子們學習向上，編個洋大人的話鼓勵孩子，也未必是壞事。應該鼓勵孩子們從小立志做農民做士兵，還是應該鼓勵他們立志做將軍——如果做一個民意考察，恐怕還是後者有群眾基礎，特別是家長們。哪個家長辛辛苦苦地培養孩子，是為了讓他長大當農民？哪個老師會因為自己教出了一個士兵學生而驕傲？哪個學生會在自己的農民或士兵志向的激勵下刻苦攻讀？還是新的教育方針來得更實際、更合民願。
　　 如此說來，搞教育的原則與做生意的原則也就差不了多少，都是“以顧客為上帝”嘛。被教育者喜歡聽什麼，我就教什麼。被教育者喜歡做將軍，我就鼓勵他做將軍。被教育者不願做農民，不願做士兵，我就教他不要立志當農民當士兵。這就好象一個醫生，以病人的意願為依歸，他想喝糖漿就給他喝糖漿，他不願打針就不打針，不願做手術就不做手術。不是醫生給病人開藥方，而是病人根據自己的感覺好惡到醫院去“點藥方”。這樣的醫院，孩子們可能最願意去，做家長的誰敢把孩子往那兒送？而奇怪的是，事情一到了教育問題上，同樣的道理，家長們的神經就錯了亂，齊齊一律地與這類教育庸醫們站到了一個立場上。
　　 這種以取悅於被教育者為設計宗旨的教育制度，要為之定性，有一個剛剛發明的新詞最合適，“媚俗”。
　　 中國的教育史，從孔老夫子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年。而廢科舉，興新學，不過百多年的歷史，其它那兩千多年，一貫制，學生學的是聖賢之教，考的也是做人之道。科舉考試，從童試到殿式，從考秀才到考狀元，基本都是一種考法，不過就是寫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按今天的教育邏輯，這頗不可思議。考官如何就能從區區一篇小短文中看出，這個人可以升進士，那個人祇能做舉人；這個人在治國上是大才，那個人是庸才？你怎麼就敢保證，那個文章寫得好的人，不是花拳繡腿、庸碌之輩；而那個文章寫得不好的人，真上了官位卻有管仲、樂毅之才？就這樣一種看上去挺荒謬的考試制度，唐太宗憑什麼就敢驚呼“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
　　 原來，從一篇千字文中，確實很難看出一個人的治國知識，但卻能看出一個人的內在人格。須知，不似今天那些除了做官什麼也不會的人，古代的考官们可都是些在“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環境中教化出來的老进士，不但個個張口能詩能聯、落筆能書能畫，而且許多都是些“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上馬能騎射下馬能安邦、如王陽明般的修行人。這些考官大臣有這個本事能從一篇小文章中嗅出考生的人格力量來。若讓今天的大學教授們去做考官，那當然是面對考卷而兩眼一抹黑的了（包括在下）。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教給學生的不是做事的知識，而是做人的修養；科舉考試，考的不是考生做事的學問，而是做人的學問。這整個的教育、考試制度，是建立在一個基本假定之上的：會做人的一定會做事；只有會做人，才能會做事。
　　 需要指出的是，古人謂之“會做人”與今人所謂“會做人”，在概念上是有很大差異的。今人說一个人“會做人”，一般是說其人情練達，八面伶瓏，善於玩“王二麻子鬼吹燈”一套。而古人之“會做人”，說的是一個人“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壯志，“仁、智、勇”俱全的人格——科舉考試，考的是這個東西！
　　 育人，也有個方向問題，路線問題，哲學問題，也有個“育什麼人”的問題。以科舉考試為核心的古代教育制度，到了明清晚期，也生出諸多流弊，也出現了應試教育，也開始鼓吹“學而優則仕”，鼓勵學生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金屋藏嬌。然而，以育人為本，卻是這一教育、考試制度貫徹始終的核心哲學，從未動搖。嘗有育錯人時，育偏人時，卻未有不育人時；未曾有教書不育人而專事以教人做事為“教育”者。
　　 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彼時的中國當局搞了“將軍下連當兵”和“幹部下鄉務農”等“再教育”活動。今有摩登人士詰難：將軍要提高指揮水平應當進軍校啊，從士兵那裡能學到什麼兵法戰術？幹部要提高領導能力應當進黨校啊，從農民那裡能學到什麼治國方略？若夫知識教育，此所詰者極是。然彼之 “再教育”，非知識教育乃人格教育也——意志的再磨練教育、感情的再親合教育、道德的再昇華教育、靈魂的再淨化教育。此一教育思想的根源，並非來自“彼上”之突發奇想，而是來自於以人格教育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千年一以貫之的教育道統。
　　 一個教育制度，應當以教育學生“做人為本”還是“做事為本”——若把這個問題明確地擺在桌面，擺在當今中國的教育部長面前，擺在中國的大、中、小、幼的教師們面前，大概誰也不敢說“做事為本”，誰都會官面堂皇地回答“做人為本”。但下了檯面，個個又都會在背地裡嘟嚷上幾句“軟道理”“硬道理”之類的狗屁道理，然後，該怎麼做還怎麼做。這叫作“苟且”。——苟且的教育者，苟且的教育制度，苟且的社會。
　　 有人會說，即使接受了“育人為本”的教育原則，這農民、士兵、將軍的道理，似乎還不是那麼分明。胸懷農民志士兵志的學生就一定會做好人？胸懷將軍志的就一定會做壞人？
　　 讓我們以王陽明在他的科舉考試中所作的一篇八股文中的一段，來幫助回答這個問題。
　　 是以其禍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為，而彼有所不屑也。
　　 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倖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之事，而彼有所不為也。
　　 彼之所為者，惟以理欲無並立之機，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貞者，雖至死而靡憾。
　　 心跡無兩全之勢，而捐驅赴難，以善天下之道者，雖滅身而無悔。
　　 當國家傾覆之餘，則致身以馴過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趨之而不辭焉。蓋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將效死以為之，而存亡由之不計矣。
　　 值顛沛流離之餘，則捨身以貽沒寧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當之而不懾，視之而如歸焉，蓋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將委身以從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
　　 是其以吾心為重，而以吾身為輕，其慷慨激烈以為成仁之計者，固志士之勇為，而亦仁人之優為也。
　　 且看，王陽明懷的是將軍志，還是士兵志？估計狼牙山五壯士中沒有一個識字的，但他們卻有著與這位先哲同樣的心——戰士的心。王陽明的這段話，可不是他為科舉應試而唱的高調，而是他真實心跡的表白。他用自己偉大一生的偉大事功，踐行了自己的偉大志向，而被後世公認為聖人級的人物。更耐人尋味的是，明代的考官，怎麼就能從這聊聊數語的“空話”中識出這位千古大賢，為中華民族拔擢出這位不朽的人才？這難道不是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和教育制度設計者深思的嗎？
　　 不錯，王陽明的主要事功，是在其將軍的位子（贛南巡撫）上實現的。他從一個滿懷戰士情懷的年輕舉子，最終成了一位將軍，一位想當士兵的將軍，一位好將軍。不想當士兵的將軍不會是好將軍。
　　 （作者是澳門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