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家苏庚春（1924—2001）和画家张大千（1899—1983）相差二十六岁，是典型的忘年交。苏庚春早年跟随其父苏永乾（1888—1963）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古玩店——贞古斋，父亲和张大千是好朋友，再加上他们都同住在东琉璃厂尽头的桐梓胡同，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熟络起来。张大千排行第八，所以官称“八爷”，而作为晚辈的苏庚春则尊称其“八老师”。在苏庚春的记忆中，张大千曾写一张纸条叫他到一人家取东西，记得大意是：“绍介庚春世兄前去您府取明画……”苏庚春看了条子之后疑惑不解，便问八老师：“‘介绍’二字您怎么写颠倒了，我这么小您怎么称我为‘世兄’？”张大千笑着说，“介绍”和“绍介”两词可以通用，“世兄”其实就是侄子辈。自此以后，苏庚春便知道在人与人的称谓中，也大有学问所在。
　　张大千在琉璃厂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后来南来北往，居无定所，1949年以后则去国，在巴西定居多年，晚年寓居台湾。所以，就苏庚春与张大千交游的时间而言，是并不长的，断断续续有几年光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庚春是贞古斋的少掌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画经营与张大千结缘、交往。苏庚春曾回忆说，当时张大千曾专门派人收购绢本的古画，价格比较便宜（大约十块钱左右）。张大千曾告诉苏庚春说，如果很幸运收到一张宋画，那就值了（因宋画多为绢本）。此外，张大千还专门搜集旧裱装的“废料”（不用的裱边、残绢、纸、画套等）。因为当时张大千经常仿作一些古画，这些旧材料随时都可以供不时之需。
　　虽然苏庚春和张大千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交情也不算深，但他对张大千的印象却极为深刻。苏庚春在晚年撰写的笔记《犁春居书画琐谈》中，就专门谈到张大千。他认为，有东方毕加索之称的张大千，是位全能的艺术家。无论在诗文，还是在书画上都可谓是佼佼者。值得一提的是，苏先生讲到了张大千的为人处世，口碑极佳。他说张大千为人豁达、仗义，善交友，重情感，凡是与他交往过的人，对他的印象，没有说不好的。这也是张大千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吃得开、行得通的重要原因。
　　苏庚春早年在琉璃厂从事字画经营，1949年公私合营后他又曾供职于宝古斋，任书画门市部经理；上世纪60年代初南下广东，在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叫广东省文物鉴定站）从事书画征集与鉴定工作。80年代，和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一同被推举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苏先生在长期的书画经营与研究中练就了一双书画鉴定的“法眼”。由于他和张大千早年的交往，再加上经手的张氏作品无数，因而在20世纪的书画名家中，苏庚春对张大千作品的鉴定独具慧眼。无论伪造的张大千作品水平有多高，到了苏庚春那里，一眼便能分出真赝。苏先生就曾对笔者谈起，对张大千作品的鉴定，必须要多看张大千的真迹。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鉴定张大千的一些诀窍：
　　首先是绘画的色调。张大千成名极早，在1926年（丙寅）廿八岁时便已蜚声艺坛。他自己的画在当时就能卖上好价钱，因而在绘画的颜料方面是比较考究的，一定是选最好的，其中有些颜料还是他和于非闇（1889—1959）手工制作的。所以在看张大千画作时，一般说来，色调比较差的，看上去也比较次、又容易脱色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伪品；其次是纸张。张大千用的纸同样也比较考究，其质量一般较好，看上去比较细腻，有的还是仿古的。他的用纸有不少是厂家单独定制的，纸内有暗纹“大风堂制”字样。在看他的画时，凡是纸质比较粗糙、做工不太考究的，也多为伪迹；最后是印章。张大千的自用印，在三十六、三十七岁即1934年（甲戌）、1935（乙亥）年前的印，多是他自己刻的。在此以后用的印章则多是方介堪（1901—1987）、陈巨来（1904—1984）所刻。这两人都是当时上海治印名家（赵叔孺的学生）。在这些印章中，凡是变化多样的多为方介堪刻，而规矩整洁者则为陈巨来所制。所以在鉴定1935年以后的印章时，要多注意其篆刻风格。如果和方、陈两家不符的，则要特别小心，极有可能是赝品。
　　在张大千作品的鉴定中，苏庚春还特别提到署款的问题。他总结出张大千署款的特点大致是：其中繁体的“張”字，右侧的“長”字上面应是三横，而张大千习惯写成两横；在1934年张大千三十六岁前署名，“张爰”的“爰”字，下面的“友”字多写成竖折勾，而1934年以后的“爰”字，则多是向左侧飘动，宛若胡须吹动般。这种写法，一直持续到晚年。
　　当然，在苏庚春看来，这些都是张大千书画鉴定中的辅助依据，真正要鉴别其书画，还得看他的整体风格、气韵、格调与笔性。但如果对这些辅助依据都烂熟于心了，在鉴定张大千作品时，也就容易多了。
　　要深入了解张大千作品的鉴定，苏庚春还专门谈到，在以上知识点之外，还有必要知道一些摹仿、伪造张大千作品的区域和人员，这样便于知彼知己。苏庚春经过多年的调查与研究，发现摹仿和伪造张大千早年作品最多的区域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四川等地。北京地区的张大千作伪者是张氏在京期间的学生谢某和何某。谢某仿的张氏作品颇为接近，色调用笔都好，所用的张大千印章只有两方，分别为朱文“蜀客”和白文“张爰之印”；何某仿的较为呆滞，色调也不好，很容易看出破绽，印章用的也不大讲究；天津地区则以画家屠某较为知名，他仿的画几乎可以乱真。特别是墨笔的作品仿得最好，但是字则写得较为草率，容易露出破绽；上海地区则以画家胡某为主，他是张大千的弟子，曾经以假冒张氏作品驰名，受到张大千其他弟子的抵制。他所仿造的张大千字画都差不离，很容易骗到内行的人，但色调和韵味稍差一些，也容易看出来；四川地区造张大千假画的人数较多，但知名者寥寥，其作假的水平也不高，尤其是所用的颜料多较次，很容易就识别出来。这几位都是专门模仿张大千1949年以前的风格，也就是多仿其早期和中年时期的作品。
　　至于张大千1949年以后的作品，仿造最多的则是香港一位姓臣的人。他曾经组织了一批人专门做张大千、溥儒（1896—1963）和黄宾虹（1865—1955）的假画。作伪的水平较高，墨笔、设色都做得很好，有的还写上上款，这些上款都和三人有过交往的，很多内行人一看就容易上当。同时，据说在台湾也有人做张大千晚年作品，尤其是做一些泼彩、粗笔的画，与张大千晚年绘画中老气横秋的样子很像，蒙了不少人。他们还仿制了张大千晚年用的不少印章。这些赝品的破绽之处就是字写得太差，露了马脚，印章用的印泥质量也比较差。所以，苏庚春在谈到鉴定张大千绘画时，告诫我们一定要熟知张大千的书法。他的书法非常有个性，运笔流畅，自成一格，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很多作伪者就是在书法上露了马脚。
　　作为张大千早年的“世兄”侄子，苏庚春一直关注着张大千的行迹与作品。1949年以后，二人分隔两地，直到1983年张大千仙逝，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再次见面。但由于其独到的眼光与积淀深厚的专业素养，苏庚春对张大千作品的鉴定颇有心得，得到业内认可。笔者曾见他为张大千白描人物画题写“张大千先生人物草图”画签、为三十一岁所作《空山流水图》题写诗堂，虽只言片语，但亦窥其对张氏作品鉴定之痕。
　　或许，这正是其早年所结下的善缘，造就了苏庚春对张大千作品的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