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可以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物质基础，其次是制度文明，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精神文明”。关于后者，可再分为“美”和“善”。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曾说：“人文学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美学，一个是伦理学，分别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这是很有见解的。
　　实际上，城市文明的主体也主要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它们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礼”和“乐”。前者用来生产秩序、规范行为，后者用来调节情感，使人获得快乐与自由。在当今世界，城市雄厚的“物质生活基础”已足以抗拒大自然的暴力，不断完善的社会制度与保障体系也为人们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因而，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能体现出城市文明在当代的发展水平，作为一个社会更高发展目标的“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变得更加重要。如今每个城市都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城市形象，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体现。
　　但在城市精神文明中，也存在着一对新的矛盾，它可以称之为“礼”和“乐”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出现。由于深深懂得“若没有约束，我们将存在于霍布斯主义的丛林中，也就不可能有文明存在”，因而西方城市的现代机制建设十分成功与完备。但由于“制度”、“规范”等仅相当于“礼”，正如《礼记·乐记》所说“礼胜则离”，与“制度”、“规范”过度的片面发展相伴生，是大量的焦虑、压抑等异化性力量激增，这直接影响到西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社会学家经常讲到的“城市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就可理解为“重礼轻乐”的苦果。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是如此，为了使城市中紊乱的人际与社会关系重新有序化，决策与管理者往往重视“礼”的建设，这是当代中国城市迅速出台各种法规、政策的根源。尽管这是绝对必要的，但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城市管理与生活越来越规范的同时，居民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少。从根源上说，这是他们不知道比“礼”更高级的是“乐”。如果说，“制礼”的目的在于梳理因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系统的混乱，那么只有通过“艺术与审美”，才能使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压抑、焦虑与不适应得以稀释与融解，使在社会变迁中惶惶不可终日的都市人得到自由与快乐。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与艺术对当代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作用，显然比外在的规范与秩序更加重要。
　　古人说“人不风流只为贫”。一般人之所以对艺术与审美加以回避，是因为紧张、艰辛的物质生存条件压抑、扭曲了主体的审美与自由需要，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了成熟的国际化大都市，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么它对艺术与审美的忽视，就不能简单归结为物质条件的局限，而只能说别有原因。什么原因呢？最关键的问题是出在“观念”领域，是由于头脑中充溢着过多的实用理性意识，因而很难想到非功利性的艺术与审美。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市民没有审美与艺术的需要，实际上，由于物质文明发展在先，市民的艺术与审美需要比国内一般城市要强烈得多。因此，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说明我们关于城市的观念与框架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