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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裔美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雅克·巴尔赞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西方文化史专家，视野广阔，著述宏富，其代表作《从黎明到衰落：1500年至今的西方文化生活》为公众所熟知。
该书篇幅浩大，内容恢弘而不失细节，主旨鲜明且洋溢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感，对塑造当代西方世界的多个文化领域都有独到见解。余英时先生曾为该书撰写长篇中文导读，大陆学者甘阳也曾撰文评介，广为推荐。2003年，年逾96岁的巴尔赞被授予象征美国公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为西方文明研究和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12年10月，巴尔赞以105岁的高寿逝世于美国得州圣安东尼奥。近些年，巴尔赞的主要作品陆续译介至国内，一幅具有饱满人格魅力的老派学者肖像正不断放大，影响中国读者对于西方文明与学术界的诸多认知。
巴尔赞重视通识教学，作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化史研究，其对艺术事业亦充满热情。图为1978 年5 月1 日，时任美国艺术与文学学会主席雅克·巴尔赞，从著名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及其夫人手中接过捐赠支票，这笔捐款将用于设立奖金，资助和促进剧场音乐事业发展。
巴尔赞著述文集总计30多部，其中出版于1968年的《美国大学：运作和未来》颇为独特和引人侧目。盖因这并非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毋宁说是卸任大学管理者身份的巴尔赞，回顾其学术成长历程，所感所悟而留下的思想片段。
巴尔赞自上世纪20年代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学院以来，在40年间，从起初青涩内敛，英语口语都显踉跄的欧陆移民子弟，从本科生、助教、研究生、讲师开启学术累积之路，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困难、彷徨与焦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巴尔赞曾自嘲说，“家庭背景、生活时代以及后天的社会历练塑造了我的写作;当然还有我的失眠症状和长寿基因。”这当然都属谦逊说法，勤奋的思考和写作的淬炼才是成就卓越的必经之路。
在纽约这座崇尚世界主义氛围的多元文化大都会，巴尔赞凭借其卓越的通识教学和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化史研究，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并在职业的黄金期获聘为最高学术掌门人，担任哥大教务长达十年之久，为提升哥大的人文通识教育和学术地位贡献甚多。
1967年卸任后，巴尔赞即着手写作《美国大学》，翌年出版，迅即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该书主要面向对大学感兴趣而所知甚少的业余读者，意在客观描绘现代大学的真实场景;与此同时，该书的另一批专家读者，即同样身处大学象牙塔内的学者、管理者，以及西方高等教育的批评者们，则从字里行间读出别样滋味：这是一位对教育事业抱有无限热忱，为之奉献一生，且能直面问题，坚持己见，不改批判锋芒的大学教师的本色出演;读者们或感同身受，为其铮言赞赏有加，抑或不以为然，嘲讽其因循守旧。围绕该书的争议与意见延续至今，折射巴尔赞阐释教育问题的本质与深度，也解释了《美国大学》何以成为西方高等教育领域的当代经典，数十年以来始终广受欢迎的原因。
20世纪上半叶对于美国大学而言，是一个告别纯真年代，走向狂飙突进的重要转型期。回溯历史，美国高等教育起源于北美英国殖民时期，发展过程中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清教神学培养模式逐渐过渡至世俗化、阶层化、职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综合性学府。
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社会与城市化迅猛前行，大学建设亦取得长足进展。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与实践得以引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顶尖大学以德国为师，全面追求学术卓越;另一方面，公立大学在联邦与州政府的土地和财税优惠政策刺激下，兴建和创设众多应用性系科和专业学院，培养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类实用人才。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美国大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在战争红利与冷战思维的鼓噪下，来自于政府和企业的资助使得大学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科研保障，曾经围绕在象牙塔四周的围墙不复存在，这对于身处大学之中的学者、学生及其管理者而言，都是莫大的挑战。借用马克思·韦伯的术语，20世纪的美国大学是在机构的加速“官僚化”与知识生产的大规模“商品化”之间，维系“祛魅”之前的学术自由和教育尊严。
巴尔赞即在这个喧嚣的进步年代来到美国。1907年巴尔赞出生于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在“一战”时期曾担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政治宣传智囊，1920年举家迁至美国。由于突遇投资失败，全家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父亲四处兼职补贴家用，母亲精神萎靡不振，幸而巴尔赞得到赏识其才华的家庭女教师鼎力相助，才得以注册学籍。
当然，巴尔赞也是幸运的。20世纪2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探索日后影响深远的人文通识核心课程。哥大校长巴特勒鉴于“一战”和凡尔赛和约遗留给西方世界的巨大灾难和创伤阴影，发起以“战争与和平”为主旨的系列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课程，旨在培养哥大学生应对和解决现实世界棘手问题的学养和技能。其中一门名为“当代文明”的课程，由全校知名人文学科教授轮流授课，选取公认的经典人文著作，遴选优秀学生阅读并参加讨论。巴尔赞即是最早入选的25位哥大学子中的一员。
巴尔赞对这段时光有着至深记忆，课堂上诸多风格迥异、学识渊博的教授把这位年轻人拉回到纯粹的知识汲取与思辨探讨的氛围之中。尽管不时会为家庭的状况和自己的前途烦恼，每当夜晚降临，捧读希腊罗马启蒙时代的哲人著作，或是他终身挚爱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们的小说，巴尔赞就倍感愉悦。他在《美国大学》一书中多次强调，大学课堂理应是纯粹获取知识的场所，大学担负着培养学生对知识与文化的鉴赏能力;大学不应成为获取人生经验的名利场和交际圈，这是社会应该负起的义务——这个观点，在巴尔赞的《我们应有的文化》一书中，有着更为有力的阐释。 大学毕业后，巴尔赞被赏识其才华的哥大历史系教授斯沃普邀请担任当代文明课程的助教，随后被录取攻读研究生，开启巴尔赞与哥大长达半个世纪的学缘。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末，当代文明课程由巴尔赞与莱昂内尔·特里林共同主持授课。特里林是哥大历史上另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学者，也是20世纪风云一时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彼时他刚克服种种障碍，成为哥大英语系聘用的首位犹太裔讲师，学术正蓄势待发。由这两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青椒”共同扛起这门重课，其精彩程度可想而知。
有这样杰出的教学资历，巴尔赞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跻身哥大校方管理层，无暇教学一线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以教师的角色来思考培养学生的路径。巴尔赞内心厌恶某些美国大学的日益职业化、社会化取向。他意识到，正是美国社会的急剧物质化和对成功的指标式考核，驱使年轻学子走向急功近利式的捷径。巴尔赞讽刺其为学生们的“取仕系统”：学生为了达成目标，不管多么具有潜质，目标多么卑微，都需要相关的课程证明、培训经验，才能说明他的成功;而这是荒谬的，大学决不能成为伪装的职业技能培训所。
正确的大学教育观，必须通过对知识的感悟、模仿来获得，这种过程必须是以培育知识和分析与批评素养为前提条件，通识课程的开设和存在的理由，也源自于此。巴尔赞是美国通识教育的终身捍卫者，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何谓经典与标准的设定愈来愈多元，巴尔赞对经典阅读在整个大学教育中的核心位置不遗余力地推崇和坚守，令人敬佩。
当然反过来，社会的功利取向的消极面不能全都怪罪到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身上，学者同样被社会所影响和驱使。不难理解，巴尔赞也是曾经的学术取仕道路上的运动员，他在书中对年轻教师的痛楚有了更多直观而感性的刻画。
首先要过博士论文的关。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研究型大学对人文社科博士的论文字数没有任何规定，论文动辄上千页，对学生和指导教师而言都是痛苦不堪的折磨，即使才俊如巴尔赞这样的研究生也心有余悸（有兴趣者不妨参阅何炳棣先生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老先生对50年代自己在哥大攻博壮举有生动的记述）。巴尔赞日后在成为教务长后，提议文理各院系限制博士论文篇幅在250页之内;合格的博士论文应具有清晰的研究方法和可操作的议题。这项改革拯救了研究生，也拯救了指导教师们，事实上也顺应培养博士规模化的趋势。
青年学者如果有志于学术之路的话，巴尔赞也适时浇了半桶冰水：大学绝不是伊甸园，学术之路充斥着荆棘和沼泽地。青年教师开始的日子只能叫做“维持生计”，而所谓“生活”属于有终身教职的同僚，青年人必须要出版高质量专著和高水平论文，还要得到同行评议的认可，才能熬出一片新天地，而学术界的各类山头和潜规则更是防不胜防，老虎苍蝇都不缺。拿到终身教职也是不小的胜利，但是巴尔赞坦言，大学里有的是抱着铁饭碗而学术贡献值为零的学者，大学管理层和院系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天然成为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捍卫者。
成名的学者有着其他社会阶层难以企及的社会声誉资本，面对公共生活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如果有来自华盛顿和政府部门的合作邀约，那更是额外的收入和名声积累的捷径。对此，巴尔赞持宽容态度，他认为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要学会用平和、平衡的方式处理学者队伍中的不同取向，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无助于引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搭建。
这段内容恰似巴尔赞的人生自述。巴尔赞在拿到终身教职前，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专著与繁重的教学之中，加之作为独子牵挂父母且要提供资助，纽约居大不易，精神压力颇为吃重，他和第一位舞蹈家妻子的婚姻失败也受到这方面的牵连。终获解脱后，巴尔赞开始在纽约和全美各类思想刊物上畅快写作，发表对历史、文学、音乐、艺术在内一切他儿时感冒的内容。灵魂若能得以自由，首先得摘取财务自由与写作上的自由，这对当下众多青年学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巴尔赞把作为教师的理想带到行政岗位。他在《美国大学》中强调，大学管理者应该学会尊重和领悟“无权力者的权利”，管理者的任务是为教员服务而不是为他（她）的喜好服务，一味突出管理者的诉求和逢迎外部压力集团，将损害大学的创新能力和削弱学者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仰。
巴尔赞承认，目前的学者群体中充斥着有性格缺陷和行为乖张者，但造成这种原因的社会因素是多重的，行政官僚式的管理提高了大学的服务效率，但对教师的人格塑造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管理者，巴尔赞认为要把现代大学治理中组织化这一“必要的恶”的影响降至最低，突破的方法则要从透明、公正与合理的角度来分配大学的财政预算;同时，管理者的自谦与学者群体的自省都是不可缺少的和谐元素，双方对立冲突的结果只会带来大学声誉的颓废和畸形自恋意识的蔓延。
坦诚而直率，除非他没有经历或是感同身受过，巴尔赞在写作中不会回避任何棘手事项。书中屡屡出现的“惊人之语”，如今看来，很多已经成为常识，譬如“大学的管理者无法培养，只能从学者中寻觅”，“一项大学的改革若不能惠及全部，失败预期可见”，“学者近亲繁殖不是坏事，坏的是学术没有流动”，等等，都具有普遍而现实的意义。
作为教师，巴尔赞始终坚持大学的价值在于提供真正广义上的人类思想源泉和道德感召力;作为大学管理者，巴尔赞选择真诚的批判与谏言，不做无谓的保留;这种态度令人心生敬畏，也令人敬佩。“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雅克·巴尔赞必定牢记着法兰西前辈博马舍的这句名言而力践行之。恰如拉法叶特之于美国革命，托克维尔之于美国民主，巴尔赞的《美国大学》或也当属此列。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大学：运作和未来》，（美）雅克·巴尔赞著，孟醒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该书篇幅浩大，内容恢弘而不失细节，主旨鲜明且洋溢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感，对塑造当代西方世界的多个文化领域都有独到见解。余英时先生曾为该书撰写长篇中文导读，大陆学者甘阳也曾撰文评介，广为推荐。2003年，年逾96岁的巴尔赞被授予象征美国公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为西方文明研究和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12年10月，巴尔赞以105岁的高寿逝世于美国得州圣安东尼奥。近些年，巴尔赞的主要作品陆续译介至国内，一幅具有饱满人格魅力的老派学者肖像正不断放大，影响中国读者对于西方文明与学术界的诸多认知。
巴尔赞著述文集总计30多部，其中出版于1968年的《美国大学：运作和未来》颇为独特和引人侧目。盖因这并非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毋宁说是卸任大学管理者身份的巴尔赞，回顾其学术成长历程，所感所悟而留下的思想片段。
巴尔赞自上世纪20年代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学院以来，在40年间，从起初青涩内敛，英语口语都显踉跄的欧陆移民子弟，从本科生、助教、研究生、讲师开启学术累积之路，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困难、彷徨与焦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巴尔赞曾自嘲说，“家庭背景、生活时代以及后天的社会历练塑造了我的写作;当然还有我的失眠症状和长寿基因。”这当然都属谦逊说法，勤奋的思考和写作的淬炼才是成就卓越的必经之路。
在纽约这座崇尚世界主义氛围的多元文化大都会，巴尔赞凭借其卓越的通识教学和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化史研究，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并在职业的黄金期获聘为最高学术掌门人，担任哥大教务长达十年之久，为提升哥大的人文通识教育和学术地位贡献甚多。
1967年卸任后，巴尔赞即着手写作《美国大学》，翌年出版，迅即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该书主要面向对大学感兴趣而所知甚少的业余读者，意在客观描绘现代大学的真实场景;与此同时，该书的另一批专家读者，即同样身处大学象牙塔内的学者、管理者，以及西方高等教育的批评者们，则从字里行间读出别样滋味：这是一位对教育事业抱有无限热忱，为之奉献一生，且能直面问题，坚持己见，不改批判锋芒的大学教师的本色出演;读者们或感同身受，为其铮言赞赏有加，抑或不以为然，嘲讽其因循守旧。围绕该书的争议与意见延续至今，折射巴尔赞阐释教育问题的本质与深度，也解释了《美国大学》何以成为西方高等教育领域的当代经典，数十年以来始终广受欢迎的原因。
通识教育的终身捍卫者
20世纪上半叶对于美国大学而言，是一个告别纯真年代，走向狂飙突进的重要转型期。回溯历史，美国高等教育起源于北美英国殖民时期，发展过程中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清教神学培养模式逐渐过渡至世俗化、阶层化、职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综合性学府。
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社会与城市化迅猛前行，大学建设亦取得长足进展。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与实践得以引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顶尖大学以德国为师，全面追求学术卓越;另一方面，公立大学在联邦与州政府的土地和财税优惠政策刺激下，兴建和创设众多应用性系科和专业学院，培养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类实用人才。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美国大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在战争红利与冷战思维的鼓噪下，来自于政府和企业的资助使得大学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科研保障，曾经围绕在象牙塔四周的围墙不复存在，这对于身处大学之中的学者、学生及其管理者而言，都是莫大的挑战。借用马克思·韦伯的术语，20世纪的美国大学是在机构的加速“官僚化”与知识生产的大规模“商品化”之间，维系“祛魅”之前的学术自由和教育尊严。
巴尔赞即在这个喧嚣的进步年代来到美国。1907年巴尔赞出生于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在“一战”时期曾担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政治宣传智囊，1920年举家迁至美国。由于突遇投资失败，全家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父亲四处兼职补贴家用，母亲精神萎靡不振，幸而巴尔赞得到赏识其才华的家庭女教师鼎力相助，才得以注册学籍。
当然，巴尔赞也是幸运的。20世纪2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探索日后影响深远的人文通识核心课程。哥大校长巴特勒鉴于“一战”和凡尔赛和约遗留给西方世界的巨大灾难和创伤阴影，发起以“战争与和平”为主旨的系列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课程，旨在培养哥大学生应对和解决现实世界棘手问题的学养和技能。其中一门名为“当代文明”的课程，由全校知名人文学科教授轮流授课，选取公认的经典人文著作，遴选优秀学生阅读并参加讨论。巴尔赞即是最早入选的25位哥大学子中的一员。
巴尔赞对这段时光有着至深记忆，课堂上诸多风格迥异、学识渊博的教授把这位年轻人拉回到纯粹的知识汲取与思辨探讨的氛围之中。尽管不时会为家庭的状况和自己的前途烦恼，每当夜晚降临，捧读希腊罗马启蒙时代的哲人著作，或是他终身挚爱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们的小说，巴尔赞就倍感愉悦。他在《美国大学》一书中多次强调，大学课堂理应是纯粹获取知识的场所，大学担负着培养学生对知识与文化的鉴赏能力;大学不应成为获取人生经验的名利场和交际圈，这是社会应该负起的义务——这个观点，在巴尔赞的《我们应有的文化》一书中，有着更为有力的阐释。 大学毕业后，巴尔赞被赏识其才华的哥大历史系教授斯沃普邀请担任当代文明课程的助教，随后被录取攻读研究生，开启巴尔赞与哥大长达半个世纪的学缘。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末，当代文明课程由巴尔赞与莱昂内尔·特里林共同主持授课。特里林是哥大历史上另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学者，也是20世纪风云一时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彼时他刚克服种种障碍，成为哥大英语系聘用的首位犹太裔讲师，学术正蓄势待发。由这两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青椒”共同扛起这门重课，其精彩程度可想而知。
有这样杰出的教学资历，巴尔赞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跻身哥大校方管理层，无暇教学一线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以教师的角色来思考培养学生的路径。巴尔赞内心厌恶某些美国大学的日益职业化、社会化取向。他意识到，正是美国社会的急剧物质化和对成功的指标式考核，驱使年轻学子走向急功近利式的捷径。巴尔赞讽刺其为学生们的“取仕系统”：学生为了达成目标，不管多么具有潜质，目标多么卑微，都需要相关的课程证明、培训经验，才能说明他的成功;而这是荒谬的，大学决不能成为伪装的职业技能培训所。
正确的大学教育观，必须通过对知识的感悟、模仿来获得，这种过程必须是以培育知识和分析与批评素养为前提条件，通识课程的开设和存在的理由，也源自于此。巴尔赞是美国通识教育的终身捍卫者，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何谓经典与标准的设定愈来愈多元，巴尔赞对经典阅读在整个大学教育中的核心位置不遗余力地推崇和坚守，令人敬佩。
乌托邦式的梦想
当然反过来，社会的功利取向的消极面不能全都怪罪到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身上，学者同样被社会所影响和驱使。不难理解，巴尔赞也是曾经的学术取仕道路上的运动员，他在书中对年轻教师的痛楚有了更多直观而感性的刻画。
首先要过博士论文的关。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研究型大学对人文社科博士的论文字数没有任何规定，论文动辄上千页，对学生和指导教师而言都是痛苦不堪的折磨，即使才俊如巴尔赞这样的研究生也心有余悸（有兴趣者不妨参阅何炳棣先生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老先生对50年代自己在哥大攻博壮举有生动的记述）。巴尔赞日后在成为教务长后，提议文理各院系限制博士论文篇幅在250页之内;合格的博士论文应具有清晰的研究方法和可操作的议题。这项改革拯救了研究生，也拯救了指导教师们，事实上也顺应培养博士规模化的趋势。
青年学者如果有志于学术之路的话，巴尔赞也适时浇了半桶冰水：大学绝不是伊甸园，学术之路充斥着荆棘和沼泽地。青年教师开始的日子只能叫做“维持生计”，而所谓“生活”属于有终身教职的同僚，青年人必须要出版高质量专著和高水平论文，还要得到同行评议的认可，才能熬出一片新天地，而学术界的各类山头和潜规则更是防不胜防，老虎苍蝇都不缺。拿到终身教职也是不小的胜利，但是巴尔赞坦言，大学里有的是抱着铁饭碗而学术贡献值为零的学者，大学管理层和院系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天然成为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捍卫者。
成名的学者有着其他社会阶层难以企及的社会声誉资本，面对公共生活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如果有来自华盛顿和政府部门的合作邀约，那更是额外的收入和名声积累的捷径。对此，巴尔赞持宽容态度，他认为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要学会用平和、平衡的方式处理学者队伍中的不同取向，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无助于引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搭建。
这段内容恰似巴尔赞的人生自述。巴尔赞在拿到终身教职前，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专著与繁重的教学之中，加之作为独子牵挂父母且要提供资助，纽约居大不易，精神压力颇为吃重，他和第一位舞蹈家妻子的婚姻失败也受到这方面的牵连。终获解脱后，巴尔赞开始在纽约和全美各类思想刊物上畅快写作，发表对历史、文学、音乐、艺术在内一切他儿时感冒的内容。灵魂若能得以自由，首先得摘取财务自由与写作上的自由，这对当下众多青年学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巴尔赞把作为教师的理想带到行政岗位。他在《美国大学》中强调，大学管理者应该学会尊重和领悟“无权力者的权利”，管理者的任务是为教员服务而不是为他（她）的喜好服务，一味突出管理者的诉求和逢迎外部压力集团，将损害大学的创新能力和削弱学者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仰。
巴尔赞承认，目前的学者群体中充斥着有性格缺陷和行为乖张者，但造成这种原因的社会因素是多重的，行政官僚式的管理提高了大学的服务效率，但对教师的人格塑造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管理者，巴尔赞认为要把现代大学治理中组织化这一“必要的恶”的影响降至最低，突破的方法则要从透明、公正与合理的角度来分配大学的财政预算;同时，管理者的自谦与学者群体的自省都是不可缺少的和谐元素，双方对立冲突的结果只会带来大学声誉的颓废和畸形自恋意识的蔓延。
坦诚而直率，除非他没有经历或是感同身受过，巴尔赞在写作中不会回避任何棘手事项。书中屡屡出现的“惊人之语”，如今看来，很多已经成为常识，譬如“大学的管理者无法培养，只能从学者中寻觅”，“一项大学的改革若不能惠及全部，失败预期可见”，“学者近亲繁殖不是坏事，坏的是学术没有流动”，等等，都具有普遍而现实的意义。
作为教师，巴尔赞始终坚持大学的价值在于提供真正广义上的人类思想源泉和道德感召力;作为大学管理者，巴尔赞选择真诚的批判与谏言，不做无谓的保留;这种态度令人心生敬畏，也令人敬佩。“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雅克·巴尔赞必定牢记着法兰西前辈博马舍的这句名言而力践行之。恰如拉法叶特之于美国革命，托克维尔之于美国民主，巴尔赞的《美国大学》或也当属此列。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大学：运作和未来》，（美）雅克·巴尔赞著，孟醒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