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人对美国大萧条的认识，几乎停留在高中文科班教科书的层次，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可能让我们对中国当下经济的思考失去重点。
　　股市一夜崩盘，投机者看完报纸跳楼，农场主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也不给穷人喝等，这些都只是表象。大萧条的发生过程犹如一副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每个环节层层相扣。
　　从爆发，到传导，再到危机的全面深化，这个恶化的过程中，其实执政者有多次斩断链条，拯救经济的机会，但都没有抓住。
　　最终，危机的恶化长达数年，而拯救它的时间更长。甚至于，最终依靠一场世界大战才彻底让国家走出萧条的泥潭。
　　现在，距离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尽管已经90年，但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的某些现状，这种回顾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不是股崩，而是信贷紧缩

　　股市崩盘和经济溃败，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少数人的麻烦，而后者是多数人的灾难。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这中间将经历三个环节，分别是资产暴跌、银行危机和信贷紧缩。
　　1929年10月，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从超过380点的高位崩盘。截至1929年年底，最低跌到了200点，市值几乎跌去了一半。这场大跌一直持续到1932年，当年，道琼斯指数最低跌至41点，这几乎是1929年市值高峰十分之一。
　　必须注意，在长达3年的大跌之中，也出现过一次大幅度的回升。到1930年年中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已经回升到了接近300点的位置，投资者的信心也有所恢复。随着股市收复失地，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重新一派歌舞升平，大家相信，经济基本面并无大碍。
　　乐观，并不是毫无道理。1929年，美国股民人数约为总人口的2%，这个比例非常之低。要知道，中国目前有1.2亿股民，占总人口比例约10%，这个比例是美国当年的5倍以上。即便如此，2015年的A股股灾也并未直接引发中国的经济萧条—只是以中产阶层的财富大缩水为代价。

金融机构的惜贷，触发大萧条真正的按钮—信用紧缩。

　　因此，从“表面”看，1929年的美国股市崩盘也只是少数人的财富噩梦，还谈不上危机。不过，乐观也只是“表面”而已。几个月之后的1930年年底，真正的大清算终于到来，乐观而进取的美利坚民族开始遭受惩罚。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银行业出现倒闭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1929年底，美国的银行数量大约2.5万家，而在大萧条底部的1933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不到1.5万家，即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倒闭或被清算。
　　如此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一次伤筋动骨。它使得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被严重削弱。对中小企业来说，银行是它们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对大企业来说，尽管它们很多已经上市，但银行依然持有它们的债券，也直接或通过代理人持有他们的股票，是它们的最终融资者。
　　将近1万家的银行从金融市场消失，而那些没有消失的银行，同样陷入资产质量恶化的困境。首先，由于股市的崩盘，很多银行持有的资产大幅贬值。尤为严重的是，彼时的美国银行业是混业经营，银行可以直接经营证券业务和投资业务，它们持有大量的股票，股市暴跌，银行资产质量遭殃。
　　此外，信贷泡沫也不断侵蚀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一点远不如股市暴跌那么引人注意，但它可能比前者更具杀伤力。
　　一项统计数据说明问题，按照当年的价格，1929年美国的GDP是1024亿美元，但同一年，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就达到了60亿美金。信贷购物占GDP的比例超过二十分之一，这是极为恐怖的数据。与之相对的却是，超过80%的美国人在银行没有任何存款。
　　资产恶化，进而带来了信贷紧缩。贷款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最大的资产，当一部分资产（贷款或者债券）的质量恶化，那么银行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在新增贷款时，必然追逐更加安全的贷款，降低整体资产的加权风险。因此，更多中小企业的贷款将被拒绝。二是资产的减计，将侵蚀银行的资本金，这会严重束缚银行的资产扩张，银行将变得更加惜贷。
　　因此，金融机构的惜贷，触发大萧条真正的按钮—信用紧缩。跟随信用紧缩而来，是经济活动的全面停滞。此时，大衰退已经无法避免。

利益集团“扯皮”，贻误拯救时机

　　某种意义上讲，对大萧条的反思也可以套用中国当前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外贸的框架。
　　1929年-1933年，美国银行体系商业贷款的余额减少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投资，投资减少了90%。除了信贷紧缩导致投资下滑加剧之外，消费和外贸也遭遇厄运。
　　股市暴跌和之后纽约、芝加哥等地楼市的大跌，直接削弱了相对富裕阶层的购买力。随着企业投资下滑，失业开始蔓延，普通阶层吃饭都成问题，内需更加无从谈起。1929年，美国失业率是3.2%，而1933年为24.9%，这相当于四个劳动人口一个没有工作。当时，美国人口约1.2亿，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养活自己。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包括日本打起了贸易战，全球市场进一步萎缩（本策划第三篇文章将讲述这场贸易战）。
　　按照后来经济学家的统计，1929年，美国的GDP是 1036亿美元，到了1933年，这个数字直接被腰斩，当年GDP是564亿美元。
　　大萧条看似为一种多因素叠加，进而互相强化的循环效应，但爆发的核心因素则是信用紧缩。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学界对大萧条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弗里德曼，到2008年金融危机临危受命的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最主流的观点都是当时没有拯救银行危机，才导致信用紧缩，进而触发经济崩溃。 　　不过，今天来看，这种崩溃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美国政治治理传统在当时的宿命。

决策者自身就是各地的大银行家或者是他们的代言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希望中小银行倒闭。

　　美国的立国传统强调地方分权，这种分权导致美国金融业的严重分割，最典型的标志就是银行数量众多，比如，大萧条之前就有2.5万家。这不是分支机构数量，而是法人银行数量。为什么银行如此众多？《南风窗》此前一篇文章曾分析，这主要是各州地方利益集团不允许银行跨州扩张所致。
　　这种分割保护了本地银行，但负面效应是，除了纽约、芝加哥等地的少数大型银行之外，全国各地的银行规模都非常小，抗风险能力弱。而且，由于中部和西部地方金融、工商利益集团和联邦政府不断“扯皮”，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建立得非常晚。
　　在美联储建立之前，美国差不多每隔20年就有一次银行倒闭大潮。最终，各方终于统一认识：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美国的小舢板式银行群体根本经不起经济波动的风浪。于是到了1913年，中央银行美联储才正式建立。这比欧洲很多国家至少晚了一百年。
　　那么，既然大萧条时期已经有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为什么也没有也能够挽救近1万家银行的厄运呢？因为那个时代的美联储，并不是现在的美联储。
　　现如今，美联储是全球央行的标杆，它用 “央地分权”，即联邦和地方的分权，来遏制某些国家常见的央行滥发基础货币的行为。与此同时，还多次果断采取措施，遏制了可能的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遏制滥发货币，还是运用货币政策拯救危机，都是通过“权力”的运用来实现的。央行最大的“权力”是货币政策，它主要靠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美联储设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实行一人一票的投票制，有12名成员。
　　7名成员来自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这个理事会位于华盛顿，委员都由总统任命，可以说“代表联邦”。另外5名委员则来自地方的联邦储备银行，代表地方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从人数结构上看，“联邦利益”更重，这使得货币政策可以从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立场上来制定。但大萧条之前，美联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遗产，国家权力的扩张与边界

　　美联储建立之初，对银行救助的决定权也是掌握在一个12人组成的委员会手中，一人一票，多数赞成即通过。但这12人来自12家位于全国的“区域级”联邦储备银行，他们代表着当地银行和工商团体的利益，根本无法做到“全国一盘棋”。因此，最后无法达成任何进行救助共识。
　　美联储没能拯救大萧条，根本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一方面，联储的12位决策者自身就是各地的大银行家或者是他们的代言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希望中小银行倒闭，减少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很多中小银行也并不愿意加入美联储。因为，加入联储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给美联储，这种准备金占用了自己的现金，却没有利息或者利息极低，在当时，这被称为是“准备金税”。既然没有成为联储成员，那么自然也得不到联储的救助。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从1929年-1933年，美国倒闭的银行也基本上都是中小型银行。
　　银行的倒闭大潮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个体理性很容易演化为集体非理性和市场的非理性。银行挤兑就是一个典型。
　　银行危机，始于挤兑，后者是将近 1万家银行消失的触发器。挤兑是一种“传染病”，用现在金融监管常见的话来说，叫作“风险传导”。因为，储户根本无法分辨哪一家银行不会倒闭，所以所有人都会去存款的银行赶快提款。于是，“好银行”和“坏银行”一起遭遇了挤兑，然后又一起倒闭。
　　接下来，银行为了应对储户集中提款，必然会变卖资产（债券、股票或者房产）以获得现金。但是，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之中，如果银行群体都在变卖资产，那么资产价格就会暴跌，从而越卖越便宜，最后可能卖不出去，进而银行现金枯竭，只能关门大吉。因此，现代央行的重任之一就是要防止这种整个市场资产价格的传导式暴跌。这种监管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叫作“宏观审慎”。

美国成立了FDIC，这是一招妙棋，它在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发挥两者之间做到了一種平衡。

　　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大萧条救市（金融市场）失误，给后世留下的最大技术性遗产就是一定要遏制“风险传导”和确保“宏观审慎”。但可惜，当时的美联储根本都做不到这两点。
　　直到罗斯福1933年上台，美国才清醒过来。在金融领域，美国人做对了两件事，一是银行全国歇业；二是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1933年，罗斯福总统宣布全国银行大歇业。彼时，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坚信，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的意思后来被人不断泛化，而当时指的就是银行危机—储蓄者的恐惧，加剧了挤兑，加剧了危机，恐惧就是危机的根源。因此，银行关门，是阻断恐惧蔓延的唯一方式。
　　但是，阻断恐惧也不能关门了事。随即，美国成立了FDIC，这是一招妙棋，它在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发挥两者之间做到了一种平衡。在FDIC投保的银行，储户存款将被FDIC兜底，最初的保额是2500美元，后来提高到5000美元。
　　出于预料的是，各家银行在FDIC投保的热情远超过了成为美联储成员的热情。FDIC成立不久，全国商业银行总数的90%迅速在FDIC投保，而彼时，全国不到50%的银行是美联储的成员。显然，这背后是市场激励，如果银行不在FDIC投保，将立刻失去储户的信任。
　　此外，通过1933年银行法和1935年的银行法，美国还做了另外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是，美联储的联邦权力得以加强，成立了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其12名成员中的7名来自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而不是之前那样全部来自区域级的联储银行。这种权力架构，持续到今天。
　　二是，汲取大股灾之中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股市的教训，将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此外，还通过成了美国证监会（SEC），专门打击证券欺诈。从此，SEC让内幕交易者以及各种证券欺诈人士闻风丧胆。
　　美国与大萧条的搏斗历程，从本质上讲，即是联邦（国家）权力入场，并通过国家信用大扩张，来拯救信心崩溃和信用紧缩，进而推动经济复苏的改革史。但是，在拯救危机之时，如果权力无限度扩张也将让国家和民族走向命运的反面，比如同一时代的第二经济大国德国。
　　因此，设定和遵守国家权力扩张的理性边界，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