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自幼失去双亲，曾被两度送人，一度做童养媳。她不甘心那样苦一辈子，听大人们讲，全国解放了，妇女要翻身，童养媳可以另找婆家，她决心跳出火坑。
　　经人介绍，1953年春天，她与当时在乡公所任团支部书记的父亲结婚。第二年的冬天，我出生了。我出生后第十天，父亲被选去驻马店地委学习，之后成为国家干部。我奶奶逢人便讲，说我有福气，我的降生给全家带来福气，从此全家有好日子过了。
　　好日子过了不到十年，新问题来了。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家里所有的活都落在母亲身上。奶奶的视力不好，经常和母亲闹些误会和矛盾，一旦父亲回来，奶奶就向儿子诉说“委屈”。父亲是个大孝子，就不分青红皂白批评母亲。吵嘴成了必然，久而久之，他们只要见面就吵架，甚至发展到打架。
　　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也习惯了，家里有事从来不依靠父亲，都是自作主张，特别是生孩子这方面，用现在的观点看，简直就是拿生命当儿戏。所生六胎，只有生我时请了接生婆，其余几胎都是自己接生。怀第四胎时，母亲说，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当时我不满十岁，也不知道母亲心中的苦处。
　　1962年冬天的那一幕，我终生难忘。那天的风刮得特别大，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脸色特别难看。她时而蹲下，时而站立，勉强把饭做好，坚持着吃了半碗面条，独自去了卧室。我吃完饭去看母亲，只见她坐在床前的小板凳上，双手拉着床帮。经过几阵撕心裂肺的呻吟，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此时她已满身大汗，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第二天母亲就起来给我们做饭，还去地里干活。由于地里的风大，她落下了头痛、浑身痛的毛病，厉害的时候要撞墙，自杀的念头都有。等我们大些了，给她请医生，买药，办法都想尽了，才慢慢有些好转。
　　几十年来，母亲不能坐硬板凳，不能穿硬底鞋，都源于坐月子落下的毛病。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口粮主要是红薯，每户一年都要分上万斤，切成片，晒干储藏起来，下一年的生活就有保障。大弟弟出生第八天，我家分到九千多斤红薯，眼看别人家都快切完了，我家的还在那里堆着。母亲躺不下去了，头上包个头巾，扎上裤腿，带上我，担着箩筐，背着推子就下地了。她把几千斤红薯推完再撒开，整整干了一个下午，六七个小时，没有休息。母亲本来体质好，可再好的身体也经不起狂风暴雨般的摧残。
　　母亲如今已是八十岁的人了，血压有点偏高，身上不时还有些痛。不久前，母亲因急病猝然去世。她走得匆匆，给我们兄妹留下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