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了通胀高企的年份，任何有关物价上涨的消息稍有风吹草动，都容易触动民众和舆论早已紧绷的神经。因为今年中央要求把控制通胀作为头等大事，作为主管物价的国家发改委当然不会得闲，尤其是自从有媒体爆出四大日化企业和方便面企业康师傅近期拟提价的传闻后，国家发改委迅速做出反应，约谈拟涨价的相关企业，用行政手段强按住其涨价冲动。
　　约谈并非今日才有。2008年之后，作为政府宏调的手段之一，早就一直在使用。当下人所共知的约谈就包括中央主管部门约谈地方城市主要官员，当然是就土地、楼价和保障房建设等问题。
　　发改委这一轮的约谈堪称大阵仗。有指其约谈对象还包括，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业协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粮食行业协会、肉类协会、蔬菜协会等17个行业协会的领导。其中，酿酒行业两大协会已经是几天内第二次被约谈。
　　问题在于，上述这些“被约谈”的全部都是充分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的行业与企业，且全部处在产业链的下游。对于这些行业而言，企业涨价往往都是一种相当忌讳的事，因为这样做会丢掉客户、减少市场份额和地盘，甚至直接影响其经营业绩和口碑。不到万不得已，应该没有哪家企业会愿意干这种傻事。
　　对此，发改委的理由叫做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问题是发改委约谈相关企业，却未能换来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这倒是非常值得琢磨的问题。因为发改委官员高举的是“社会责任”这面大旗，这让我们更有必要去关注现在国内究竟有哪些企业更应该肩负起平抑通胀的“社会责任”？
　　数据显示，去年“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合共赚了2650亿利润，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赚了近9000亿，中移动去年赚了1000多亿，还有那些去年不知道赚进多少利润的开发商和高速公路公司。其中“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这两家特大油企去年合计大赚2107亿元人民币，占到A股上市公司去年净利润总和的14.52%。但是按现有规定，这些央企盈利上缴中央财政只占其净利润的5-10%，剩下的盈利大头全部留在企业内部。
　　要谈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些大企业理应更多一些，尤其是“两桶油”的责任应该更大。若是两家大油企拿出去年盈利中的1000亿元来平抑油价，进入舒缓物价或CPI，则应该是功德无量的善举。且这是既可以做，又能够做得到事情。
　　发改委强摁住了绝大多数下游企业不许涨价，却又单单放行成品油的再度涨价，这会让市场怀疑发改委的公平与公正性何在？发改委为何不敢、或者何时去约谈这些央企？反倒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按照官员级别，两桶油与发改委主任是平级的。这时发改委要求其他企业不得涨价似乎就有不公之嫌。其实作为全球最赚钱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近期的涨价之举，就显得相当不招人待见。
　　据说，联合利华大中华区一位高管是这样坦承涨价理由的：“即将开始的涨价根源是日化行业生产成本提高。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目前国际油价已涨到100多美元/桶，洗涤用品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价格已涨了六成，塑料包装也涨了六七成。肥皂等产品要用的植物油价格也涨了五成以上。无机类原料涨幅在40%至50%。此外，人工、运输、外企税率也都上涨了”。
　　这些想涨价的日化企业的苦衷当然与国际市场有关，但更与“三桶油”的不停涨价直接有关。“三桶油”去年平均每天净赚7.3亿元。从经济学角度，这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应该按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定价，以此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谋求从消费者那里攫取更多的剩余。
　　舆论之所有对发改委厚此薄彼的做法有意见，当然还是在于其一边不惜动用行政干预手段治理通胀，一边又以市场规律为由不断上调油价助推通胀。上调油价时讲需要“尊重市场规律”，控制通胀时又讲必须“服从国家大局”。同一个衙门，面对两类企业为何却是两种不同的待遇呢？上游涨、而下游不涨，这事肯定难以长久，也太过于理想化。舆论真正有兴趣关注的，其实还是发改委何时约谈“三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