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讨论份子钱的帖子不少，随手一搜，便见到不少牢骚。比如有网友感慨：“我这黑龙江边境小村，一抬腿就要到俄罗斯了。好朋友结婚要包1000元，同事要包500～1000元，可是我的工资也只够给三个好朋友送红包，心好累。”
　　在某些地方，操办喜事者甚至会直接拿着单位花名册来写请帖，不管到底认不认识。在某些农村，因为婚丧嫁娶实在太多，连农活都耽误了。
　　之前有份《国人工资报告》，显示中国人除了吃穿用学住行这六大开销外，人情往来、请客送礼的开销居然占工资的14.65%，其中相当比例是份子钱，比娱乐活动、医疗保健的花费占比还要高。
　　份子钱最吓人的据说是温州，参加婚礼都是拿一沓钞票前往，没有几千根本拿不出手。其所在的江浙沪地区，份子钱标准也普遍偏高，上海的行价是1000到3000，江苏平均达到800元。此外，华北地区也相当高，如山东基本是500元起。所谓吉祥数字也为许多地方所热衷，如888和1314。
　　相比之下，广东地区则被网友们视为一股清流。有一些广东网友晒出本地习俗，表示一般都是一二百，多的也不过三五百。某些地方甚至会折角后原封退回，或者只收5元10元，因此當地人随礼，红包里除了百元大钞外，还会放上10元或5元的零钱，方便主人家只收零钱。
　　有人因此感慨“越是有钱的地方越是不在意这些，越是穷地方越讲究”，其实这个推论站不住脚。富庶的珠三角固然是份子钱清流，可份子钱最吓人的温州乃至长三角地区，不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吗？
　　也有人说，份子钱是陋习，农村比城市更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将之视为判断亲疏远近的潜规则。其实城乡差别也非绝对，不收份子钱或只收零头的习俗就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农村。
　　如果非要给份子钱找个规律，勉强可以总结两点：一是越好面子的地方，份子钱越高；二是越是熟人社会，份子钱越高。
　　前一点很容易理解，中国人最好面子，送份子钱难免攀比。许多人又有不吃亏的心理，别人办了喜事，自己到时也得办。既要大办特办，还得多办，婚宴寿宴满月酒，乃至孩子生日、乔迁新居，一个接一个。至于金额，给少了也说不过去，今天你给我送500，明天我得送回600才有面子，份子钱就这样水涨船高。不少地方的人均月收入甚至还不够送三次份子钱，人们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要详细说的是第二条。说起份子钱的来历，有人将之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还真不是这回事。中国古代没有送份子钱的习俗，大家习惯的是送礼物。份子钱也并非中国独有，日韩也有此习俗，三者均属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组织体系。
　　过去生活水平低时，婚丧嫁娶非一家所能承受，于是便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亲朋好友齐齐帮忙，可算是旧时众筹。今天大家帮了你，明天你就得帮人家，即中国人很爱挂在嘴边的“礼尚往来”。
　　因此也有人认为，珠三角农村的许多地方之所以不收份子钱或只收零头，与其说是固有习俗，倒不如说是因为较早摆脱了低生活水平，因此不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东亚三国均可算是熟人社会，凡事喜欢讲关系讲人情。所以，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不是个体运作，而是庞大关系网的互动与维系。别以为给份子钱就是送个人情，它其实是人们将自己纳入集体的一种方式。既然别人讲排场，你就得去捧场。
　　如此一来，份子钱乃至各种婚丧嫁娶之事，便成了一种人际关系的裹挟，变得功利化，甚至成为人际关系的短期变现行为。
　　说实话，份子钱本身不算陋习，但被异化的份子钱却难免让人“除之而后快”。要想摆脱这一桎梏，就得破除熟人社会的种种牵绊。熟人社会的问题在于关系至上，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社会活动力，规则就此靠边站。人们依赖关系，就得想办法维系关系，进而容忍维系过程中的所有不合理。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分明，凡事以规则为先，虽被许多人视为淡漠，却是解决问题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