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1世纪的中国而言，“城市化”既是“必然”，又是“必须”。所谓必然，是过去30年，城市化率从8％快速升为46％，以平均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因此，下一个30年，达到目前发达国家平均的85％，应不令人感到意外；所谓必须，是非如此(城市化)不能有效拉动内需，非如此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非如此不能有利促进社会和谐。
　　尽管既是必然，又是必须，挑战性却是不寻常的高：要搞好，难度大；搞不好(再调整的)，成本大。所以城市化是新世纪中国首要而又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来认真面对。
　　城市化的科学发展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宏观与微观。
　　先论宏观。过往30年的城市化，是一个大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产物。为了配合出口导向，经济产业发展的重心高度向沿海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倾斜。原料、半成品、技术、管理从海外引入，与来自内地的大量劳动力结合，在珠三角及长三角的土地上生产，然后再利用沿海的港口、机场外销到全球每一角落。
　　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沿海城市蓬勃兴起，高速膨胀。其结果是：(1)城市机能远超负荷，产生各种城市病；(2)由于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导致运输成本极大负担(每年春运及长假期间的交通，及油、电、气、煤的长程运输等)，极度违反资源有效配置原则，产生极大社会成本。
　　因此，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审视，下一个30年，实有必要加速转变这样的发展方式；再者，鉴于宏观发展策略今后也将从外需导向转为内需导向，因之过往30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型态也有必要加以扭转；不仅如此，目前及未来，中国快速发展的交通运输(公路、轨道交通、航空、通信网络)也为内陆及大西部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铺垫。在这样的宏观大形势下，如何将(1)空间、(2)产业、(3)基建、(4)人口等在全国范围中进行科学布局，然后通过城市化的建设行动将新的发展模式具体体现出来，这即是中国城市化宏观角度的科学发展观。
　　其次，换一个角度，从微观看。如前所云，未来三四十年，放宽城镇的户籍限制之后，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移动潮流。现实的问题是：(1)这么多来自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进城之后要做什么?工作机会在哪里?所以，(2)如何引入产业?如何提供足够的诱因让企业有兴趣到各个城市投资设厂或成立公司?为此，(3)相关政府的工作就是如何创备良好的投资环境，强化硬件与软件，以吸引企业；再者，(4)所有这一切有利于发展与拉动内需的建设与投资、相关财源如何筹措?政府或通过编列预算，或经由资本运作；最后，(5)当然，所有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无论是旧城改造或新城扩张，也都必须强调品质，适宜居住，适宜工作，也有独特的城市风格与性格。凡此，即是中国城市化微观角度的科学发展观。
　　城市化之于中国，过去30年，无论旧城改造、旧城扩张，乃至于新城建设(深圳、浦东新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天津新区以及即将展开的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等)，经验业已不少，可以做一总结。未来30年，一方面可以在这样的经验总结基础上；二方面还可以参照汲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展开第二阶段的城市化运动。前已言之，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巨大工程，所以必须以戒慎恐惧、严肃认真的态度全力以赴。国家可以考虑，针对此一战略任务，成立国家级的“国家城市化科学研究院”，并在省、市一级设立分院，网罗海内外专才，为中国百年优质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并为此一任务及使命，提供最大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