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挂在厅堂或者是贴在廊柱，无论是迎春接福，或者是书法展览。一副好的楹联书法作品总是让人赏心悦目，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其文辞内容更具有勉学励志、修身治世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教化意义。
　　每年春节，不论南方北方，人们大多有在门上贴春联的习俗。虽然现在手写春联越来越少，但是个人觉得还是手写的更有传统文化的味道。春联始于何时，与书法又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楹联书法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
　　亡国之君与第一副春联
　　春联源于汉代的桃符，与两位守门的神仙有关。相传黄帝手下有两名大将，一名“神荼”，一名“郁垒”，人们相信用他们可以驱鬼辟邪。桃木在古代也被认为有趋吉避凶的作用，所以便用桃木做成各长六寸、宽三寸的两块木板，在上面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或画像，挂在门两侧用来辟邪，这就是“桃符”。后来，桃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一种以神荼、郁垒画像为基础演化成了门神，其形象逐渐为秦叔宝、尉迟恭、钟馗等所代替;另一种以对仗吉语为文字表现形式，发展成春联。春联内容由敬神辟邪向书写生活愿望转化，文辞也朝着文学化方向发展，随着书写形式与书法广泛结合，成为楹联书法艺术的源头。
　　通常认为，最早的一副春联是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所撰。孟昶颇有文采，每到年末除夕，便命令学士在桃符上题词，挂在他的寝宫门口。964年，他觉得学士辛寅逊所撰不工，便亲自命笔在桃符上题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以取吉祥迎春之意，第一副春联由此诞生，书写桃符这种形式也可看作是楹联书法的雏形。孟昶题完此联后，未出正月，后蜀便为宋所灭。巧合的是，他投降的那天恰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即所谓“长春节”，而赵匡胤派来接管成都府的官员名叫吕余庆。或许是感于天意难违，加上亡国之痛，四十七岁的孟昶虽然在投降后得到了封赏，但七天之后便郁郁而终。他所留下的这副春联却流传千年，成为春节广泛流传的对联佳作。
　　第二副春联与最早的对联实物
　　孟昶的春联如昙花一现，在其去世之后百余年，鲜有新的春联产生。虽然宋元时期民间依然有写“春帖子”的习俗，但多是神祇画像和祈福的祝语，也有一部分摘用诗中现成的对偶句题于桃符，自撰春联的比例非常小。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至黄州，一年春节，他为朋友王文甫题写了一副春联“门大要容千驷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这是继孟昶之后第二副春联，也是北宋唯一一副可信的春联，可惜没有书法作品流传下来。
　　早期的对联并非主流文体，多以实用应酬为主，因而更少有实物留存下来。1986年8月，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了一座宋代墓葬，墓中出土了几件特殊的随葬品—帛幡，上面写有挽联。据考证，这些帛幡写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墓主人是一位抗击蒙古军的宋军将佐。其中三副挽联内容分别为“铜竹昔时膺凤诏，风云他日趣鳌头”“军民上下咸思德，赏罚分明善用人”“正直忠良摩万姓，宽仁骨鲠劳三军”，对联落款分别有“城南某某拜上字样”。这三副挽联，对仗工稳，平仄协调，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掌握了对联的创作技巧。挽联用楷书写就，风格古雅，端庄肃穆，虽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已具有楹联书法的味道。这些帛幡现收藏于福州市博物馆，被视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对联实物，对楹联书法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对联天子与楹联书法
　　宋代之后，一直到明代中期，随着社会发展，对联进一步淡化实用功能，艺术性和欣赏性渐渐加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对联发展史上有过特殊贡献，因而被称为“对联天子”。他把桃符定义为“春联”，并大力提倡，亲自推广。明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中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时出现，以为笑乐。”此后春联便由宫廷官府、王公士卿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并相沿成习，流传至今。
　　朱元璋一纸圣旨推动了春联的普及，也留下了不少联坛佳话。他不仅微服出城，与民同乐，还亲自督查对联落实情况，公卿黎庶一视同仁。一次，他经过一户人家，见门上没有张贴春联，一打听，原来这是一家阉猪的，自以为地位卑微，不好意思题写张贴。朱元璋便提笔为其撰写了一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联意贴切、词语幽默、对仗工整，后来此联便成为阉猪业的行业联。
　　关于朱元璋对句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他与军师刘伯温对弈时的“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为南京莫愁湖胜棋楼题联“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秋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给戏班写的“日月灯，云霞帐，风雷鼓板，天地间一场大戏。汤武净，文武生，桓文丑末，古今人俱是角色”，为秦淮河题写的“佳水佳山佳风佳月，千秋佳地。痴声痴色痴梦痴情，几辈痴人”，等等。这些都堪称佳联绝对，也成为后人书法创作的绝佳素材。
　　在朱元璋的推动下，一些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对联创作。有资料可以佐证明代中期楹联书法就已兴盛，如清光绪年间吴隐摹集拓印的《古今楹联汇刻》一书，收录有众多明代书家的楹联书法作品，包括方孝孺、李东阳、杨继盛、吴宽、王守仁、倪元璐、史可法、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王鏊、吴伟业等数十家，但这些作品的实物都没有留存下来。
　　明代中晚期，随着对联文体的成熟和大型纸张的出现，书法也摆脱了宋元之前的手卷和书札形式，开始像绘画一样成为厅堂陈设的时尚装饰。为适应这种厅堂陈设的审美形态，当时产生了供张挂欣赏的条幅、屏条、中堂、楹联、匾额等新的书法表现形式，书写也不再限于春联，而是融入了日常创作，楹联与书法的结合度进一步提高。明代晚期，严格意义上的楹联书法才得以正式进入厅堂，成为厅堂书室装饰的重要内容，楹联书法开始以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形式焕发光彩。
　　群星璀璨的清代楹聯书法
　　清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高峰，楹联书法可谓群星璀璨，涌现出了众多的楹联高手和书法名家，上至帝王官员，下至民间学者，无不以对联为趣，在文人雅士之间以联语互赠唱和蔚然成风。楹联书法已成为一种文人社交手段，不会吟诗答对、写一副对联，甚至都不好意思混迹文人圈子。 　　清代从康熙到宣统九位帝王都有楹联书法传世，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康熙、雍正和乾隆。例如康熙御书赐予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的一副对联“君子温其如玉，大雅卓尔不群”，表达了对其赞赏之意，此联用笔肥厚丰满，有苏轼笔意，结字雍容中正，极具帝王气象。与之相比，雍正的书法则呈现出清宛挺秀的面貌，如其御书对联“德惠旁流，畅芳远布。雅度宏绰，广学甄微”，雍容中更多了几分清雅刚健，体现出其励精图治的性格。乾隆则在追随父亲和爷爷的风格基础上，融合“二王”和赵孟頫书风，保留富雅气度，体现探索精神，加上精致的装裱，把皇家贵气发挥到了极致，如其御书对联“共看延喜联双珏，恰称先春贮五辛”。其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基本上延续了丰腴笔触，倒是光绪帝书风为之一变，喜欢草书，如其草书联“卷里有詩皆锦绣，人间无价是文章”，虽然笔画绵厚，缺少灵动意趣，但是骨子里浸透着他渴求变化图新的追求。末代皇帝宣统（溥仪）则学欧阳询、虞世南，颇能得其神髓，但是山河倾颓，气势终究不够，笔力靡弱单薄，已经不复祖上风神气度。
　　在帝王的表率和引领下臣子当然也不例外，官员不只诗文要写得好，对联书法也要工稳，能迎合时尚，这样在“以书取士”的大环境中才不会落伍，其中最为人熟知当属刘墉和纪晓岚。刘墉号称“浓墨宰相”，其书法上追魏晋，浓墨透纸，貌丰骨劲，味厚神藏，超然独出，自成一家。其对联书法字距舒朗，彰显宽博大度之气，内容更透着哲思与智慧，如“学观天人宁有伴，文如风水本无心”“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纪晓岚比刘墉小五岁，虽然容貌丑陋，却以多才善书闻名。他在山东曲阜参拜孔子墓时曾为孔府大门题写一副对联“与国成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此联对仗工稳，寓意非凡，书写流畅自然，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统一。特别是“富”字头上省去一点，“章”字竖画上下直通，有“富贵无头，文章通天”之说，更显示了其超凡的智慧。有趣的是，清代这两位才子不仅高寿且于同一年去世，他们的妙语佳联也流传至今，同为后人所赞叹。
　　清之一代善联书者不胜枚举，为官者如曾国藩、左宗棠、翁同龢、铁保，状元如于敏中、刘春霖，书法家如伊秉绶、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等，都有精彩的楹联书法作品传世。楹联书法已不仅是一种书法形式，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联语哲思，墨写春华，简短的对联包含了人生哲理，承载了生活智慧，也凝聚了他们的文化风骨。
　　当今，楹联书法依旧是书法创作的重要形式，只不过像古人那样能够自己作联、书写，以通达境界彰显艺术高度的书法家越来越少了。或许，我们应该回头看看古人那些联语，在墨香中找到一丝春天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