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1/3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崩溃论”在海外却不绝于耳。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只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问题，忽视了上述成绩，也不能了解中国的发展、转型经验的一般意义。
一、西方主流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国外的学者是以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国内社会科学教材则是直接翻译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同样以西方主流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
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制度，而是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随着条件的成熟，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最糟糕的经济是改革不彻底的双轨制经济。受此理论的影响，不少学者把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不过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却都是双轨渐进的改革。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第一波思潮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的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和危机不断。日本和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
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局限性，照搬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的结果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只有总结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只有这种来自于我国的创新性理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国奇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如果我们能实现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有可能成为二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从二战以后到2008年，也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上述数字表明，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仅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我国现象的新理论及其一般意义。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所著《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此书出版后，被译成日、俄、法、韩、越等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
2007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我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建立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说，并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各个假说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2008年我把《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发展成《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论证了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各自的作用和边界，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体系。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
三、非洲国家是检验中国经验的最好地方
非洲国家在发展早期各项条件比我国好，自二战以后在政治上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但是，在西方主流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将近三代人的努力，目前却沦为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大陆。非洲国家是检验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是否有一般意义的最好的地方。
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我开始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经验，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实现稳定、快速、包容的发展，既要逐步建立起“有效市场”制度，也要有“有为政府”来动员资源，消除经济发展、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瓶颈限制。我在埃塞俄比亚做试点，向该国政府介绍如何办好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以一站式服务来克服现代产业在落后国家发展所面对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和如何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以及如何招商引资来加速产业的升级。华坚鞋厂在埃塞俄比亚的快速成功为该思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证。 根据2010年我在世界银行所主持的一项研究，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仅为中国的1/8到1/10，而其劳动生产率则为中国的70%，埃塞在劳动密集的制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2011年3月我拜会了埃塞时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向他汇报这项研究发现。受此启发，梅莱斯总理于2011年8月来到深圳，邀请中国制鞋企业赴埃塞投资。东莞的华坚集团于2012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办鞋厂，雇用了550名当地工人，到2012年底增至2000名。2013年埃塞政府在首都附近的博乐拉明镇设立新工业园区。埃塞现已成为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热门国家和经济发展明星。世界银行在今年破天荒地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支持博乐拉明工业园区的第二、三期发展。
发展条件属于最差的埃塞的成功也为其他非洲国家的减贫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带来了曙光，并引起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来自于中国的发展理论的重视。2013年2月，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邀请我前去访问，发表新结构经济学的演讲，并为表彰我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奖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四、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是我国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显学，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社会科学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出于此。一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
我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已经指日可待，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西方主流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国外的学者是以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国内社会科学教材则是直接翻译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同样以西方主流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
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制度，而是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随着条件的成熟，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最糟糕的经济是改革不彻底的双轨制经济。受此理论的影响，不少学者把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不过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却都是双轨渐进的改革。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第一波思潮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的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和危机不断。日本和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
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局限性，照搬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的结果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只有总结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只有这种来自于我国的创新性理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国奇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如果我们能实现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有可能成为二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从二战以后到2008年，也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上述数字表明，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仅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我国现象的新理论及其一般意义。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所著《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此书出版后，被译成日、俄、法、韩、越等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
2007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我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建立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说，并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各个假说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2008年我把《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发展成《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论证了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各自的作用和边界，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体系。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
三、非洲国家是检验中国经验的最好地方
非洲国家在发展早期各项条件比我国好，自二战以后在政治上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但是，在西方主流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将近三代人的努力，目前却沦为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大陆。非洲国家是检验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是否有一般意义的最好的地方。
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我开始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经验，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实现稳定、快速、包容的发展，既要逐步建立起“有效市场”制度，也要有“有为政府”来动员资源，消除经济发展、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瓶颈限制。我在埃塞俄比亚做试点，向该国政府介绍如何办好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以一站式服务来克服现代产业在落后国家发展所面对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和如何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以及如何招商引资来加速产业的升级。华坚鞋厂在埃塞俄比亚的快速成功为该思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证。 根据2010年我在世界银行所主持的一项研究，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仅为中国的1/8到1/10，而其劳动生产率则为中国的70%，埃塞在劳动密集的制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2011年3月我拜会了埃塞时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向他汇报这项研究发现。受此启发，梅莱斯总理于2011年8月来到深圳，邀请中国制鞋企业赴埃塞投资。东莞的华坚集团于2012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办鞋厂，雇用了550名当地工人，到2012年底增至2000名。2013年埃塞政府在首都附近的博乐拉明镇设立新工业园区。埃塞现已成为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热门国家和经济发展明星。世界银行在今年破天荒地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支持博乐拉明工业园区的第二、三期发展。
发展条件属于最差的埃塞的成功也为其他非洲国家的减贫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带来了曙光，并引起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来自于中国的发展理论的重视。2013年2月，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邀请我前去访问，发表新结构经济学的演讲，并为表彰我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奖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四、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是我国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显学，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社会科学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出于此。一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
我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已经指日可待，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