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怀印在其著作《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一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
　　1978年夏，在一场大旱之后，其故乡秦村（即江苏东台县某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棉田里，虫害泛滥，几乎失去控制。队里多次喷洒农药，均不见效，因为此时棉铃虫已产生了抗药性。剩下的唯一办法，是手工逮虫子。具体做法是用筷子做成的土制镊子，把虫子从花朵里夹出，放入装有盐水的瓶子里淹死。
　　由于天气炎热，这项任务只能在早晨和上午进行。队长因此号召队里所有妇女儿童，计60多人，参加此项任务。报酬方法是，大人5个工分，青年人4个工分，小孩3个工分。当时1个工分值7分钱，那时物价低，这7分钱可以买一两猪肉。
　　换言之，队长在这里采用的是计时工分制，凡同等劳力的人，不管逮了多少虫子，只要工时相同，都记同样的工分。之所以没有用计件工分，是因为队长认为要逮的虫子太多，没法为每人一一计数。
　　但是中午收工时，他发现各人所逮的虫子数量相差太大。有些大人的瓶子，装了大约不到百条虫子；而有些年轻人和小孩的瓶子里，却装有四五百条，可是他们拿的工分，却比大人少。照此进度下去，虫害很难得到有效抑制。
　　次日，队长决心采用计件制。上工前，他向大家宣布，不管各人劳力大小，每逮100条虫子，即记1个工分。
　　中午收工时，社员们的成绩让他大为惊诧：每个人的瓶子里，几乎都装满了虫子，足有六七百条。为按件计酬，队长不得不把队里所有干部都招呼过来，一起数虫子，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数完，这时人人均已饥肠辘辘。
　　第三天，为便于计数，队长让每人在收工后自己先数好虫子，每30条虫子一小堆，然后队长只需计算堆数，马上便可得出总数来。可是不久，他即在抽查时发现，社员中几乎没有人老老实实地每堆都放满30条。
　　为公平起见，他要求每人重新摆堆，再次抽查时，如果发现其中某一堆少于30条，其他所有堆皆按此堆计数记分。此办法十分奏效，欺诈的做法，再也没有发现。手工逮棉虫的任务从此走上轨道。社员们前后用了大约两星期的时间，便基本消除虫害，保住了当年的棉作物。
　　人既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利益牵动每个人的神经，有利益的冲动才有付出的冲动，要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实现团队利益的最大化，管理措施就要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