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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31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开始了为期4天的中国之行。他在广州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珠江三角洲创新与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说。
在向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骆家辉部长强调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重要性，以保障、奖励并保护人们承担风险、不断创新的制度。骆家辉部长也认同中国在过去几年里的多个举措，以保护在华经营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的知识产权。
骆家辉于10月27日前往中国杭州，与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共同主持第二十届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
通过对骆家辉中国之行观察与采访，我们发现，美国商务部解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方式正在悄然变化，从“对中国有利”的角度说服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奥巴马任命骆家辉担任美国商务部长是找对了人。
知识产权是贸易战导火线
最能代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情况的一段对话发生在两位“铁娘子”之间。在1991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开口就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时任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的吴仪则立刻反驳：“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舌战交锋几乎贯穿了二十多年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全部过程。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美之间曾经三次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谈判，三次谈判的原因都是美国要动用“特别301条款”对中国的进行制裁，而三次谈判都差点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这三次谈判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994年到1995年间中美曾经围绕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磋商。在这场马拉松式的磋商之中，美国将知识产权谈判同中国复关谈判捆绑在一起，声称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能达成协议，则美国将不考虑中国的复关问题。在美国提出的众多条件之中，甚至包括了要求中国政府修改司法制度。在1994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于单方面宣布，如果中国在1995年2月4日之前不能满足美方提出的有关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要求，将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随之又公布了涉及中国对美国价值28亿美元的出口商品的报复清单。当天，中国就公布了对美国的反报复清单。在贸易战随时爆发的威胁下，双方又通过两轮谈判，最终在1995年初达成《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议》。
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双方在对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双方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方面有着共识。早在1979年7月正式签署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第六条就明确规定，每一方提供的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的保护，应与对方给予自己的此类保护相适应。不过双方在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方面充满矛盾——中国要求美国理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事实，给予中国较长的时间来逐步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但是美国则要求中国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夜之间达到美国的水平。
现在，知识产权问题依然是中美贸易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不过，象吴仪和希尔斯之间的这种唇枪舌战很难再次发生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桌上——在10月21目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表示他将从“对中国有利”的角度说服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用“对中国有利”的方式来说服
骆家辉这种“对中国有利”的说服方式，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讲之中已经得以体现。在27日广州举行的珠三角创新与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骆家辉演讲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可以并且应该做得更多。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并鼓励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精神。”
在演讲之中，他用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作为例子。他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不久托马斯杰斐逊就帮助创立了美国专利局——“他知道，长期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新科技和新创意不断流入市场；但他也知道，如果缺乏为这些创意提供所有权保护的承诺，创新人才就不愿冒着风险来改进现状。”
在演讲之中他首先为中国政府“设身处地”。他赞美了中国建国六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表示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中国正日益向高端转移。很快，他话锋一转，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不仅要靠个国家的工业实力，还要靠他们的创意和发明来推动”。很显然，为了中国的经济顺利转型，中国需要“培养更多能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销售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本土企业家”，而要做到上述内容，中国“必须建立一套为那些冒着风险开发新创意的人提供奖励和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随后，他为广东企业因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而面临的危险“感同身受”。他赞美了改革开放后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大都市的成绩，并有意无意的将深圳取得的成绩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联，他说“美国政府很高兴曾经收到过关于深圳在知识产权方面积极执法的报告”。同时，他提醒广东的企业，他曾经收到广东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非常松懈的报告，而“广东的企业获得的专利数比任何其它省的企业都要多”。
在后来对暨南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之中，他与将来的创业者们一起“将心比心”。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指出“正是由于比尔盖茨的创意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天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因此而获益非浅。”他在演讲中大声疾呼“也许就在我们这个房间里，就坐着清洁能源领域的比尔盖茨，或者医学研究领域的比尔盖茨。我们必须确保，无论这个人是谁，他都将得到类似的保护!”
不得不承认。奥巴马选择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尽管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在从制药、生物科技到娱乐业等诸多行业中，在中国的美国及其它外国公司因为仿冒及知识产权盗用而每年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收入”，但是听过他演讲的人在心中依然会有一种被说服的感觉。
这种说服力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作为华裔的骆家辉摸透了中国人喜欢听好话的习惯，或者是他迎合了中国“伸手不打笑面人”的风俗，而是源于他的说服方式改变了过去美国在要求中国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之时采取的不顾中方现实，一味以势压人的模式。不管怎么说，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并无根本分歧。那么创建一个友好的谈判模式，在谈判过程中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必然能带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
最能代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情况的一段对话发生在两位“铁娘子”之间。在1991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开口就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时任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的吴仪则立刻反驳：“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编辑：余济非)
在向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骆家辉部长强调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重要性，以保障、奖励并保护人们承担风险、不断创新的制度。骆家辉部长也认同中国在过去几年里的多个举措，以保护在华经营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的知识产权。
骆家辉于10月27日前往中国杭州，与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共同主持第二十届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
通过对骆家辉中国之行观察与采访，我们发现，美国商务部解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方式正在悄然变化，从“对中国有利”的角度说服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奥巴马任命骆家辉担任美国商务部长是找对了人。
知识产权是贸易战导火线
最能代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情况的一段对话发生在两位“铁娘子”之间。在1991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开口就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时任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的吴仪则立刻反驳：“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舌战交锋几乎贯穿了二十多年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全部过程。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美之间曾经三次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谈判，三次谈判的原因都是美国要动用“特别301条款”对中国的进行制裁，而三次谈判都差点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这三次谈判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994年到1995年间中美曾经围绕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磋商。在这场马拉松式的磋商之中，美国将知识产权谈判同中国复关谈判捆绑在一起，声称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能达成协议，则美国将不考虑中国的复关问题。在美国提出的众多条件之中，甚至包括了要求中国政府修改司法制度。在1994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于单方面宣布，如果中国在1995年2月4日之前不能满足美方提出的有关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要求，将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随之又公布了涉及中国对美国价值28亿美元的出口商品的报复清单。当天，中国就公布了对美国的反报复清单。在贸易战随时爆发的威胁下，双方又通过两轮谈判，最终在1995年初达成《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议》。
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双方在对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双方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方面有着共识。早在1979年7月正式签署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第六条就明确规定，每一方提供的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的保护，应与对方给予自己的此类保护相适应。不过双方在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方面充满矛盾——中国要求美国理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事实，给予中国较长的时间来逐步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但是美国则要求中国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夜之间达到美国的水平。
现在，知识产权问题依然是中美贸易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不过，象吴仪和希尔斯之间的这种唇枪舌战很难再次发生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桌上——在10月21目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表示他将从“对中国有利”的角度说服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用“对中国有利”的方式来说服
骆家辉这种“对中国有利”的说服方式，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讲之中已经得以体现。在27日广州举行的珠三角创新与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骆家辉演讲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可以并且应该做得更多。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并鼓励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精神。”
在演讲之中，他用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作为例子。他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不久托马斯杰斐逊就帮助创立了美国专利局——“他知道，长期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新科技和新创意不断流入市场；但他也知道，如果缺乏为这些创意提供所有权保护的承诺，创新人才就不愿冒着风险来改进现状。”
在演讲之中他首先为中国政府“设身处地”。他赞美了中国建国六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表示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中国正日益向高端转移。很快，他话锋一转，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不仅要靠个国家的工业实力，还要靠他们的创意和发明来推动”。很显然，为了中国的经济顺利转型，中国需要“培养更多能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销售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本土企业家”，而要做到上述内容，中国“必须建立一套为那些冒着风险开发新创意的人提供奖励和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随后，他为广东企业因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而面临的危险“感同身受”。他赞美了改革开放后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大都市的成绩，并有意无意的将深圳取得的成绩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联，他说“美国政府很高兴曾经收到过关于深圳在知识产权方面积极执法的报告”。同时，他提醒广东的企业，他曾经收到广东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非常松懈的报告，而“广东的企业获得的专利数比任何其它省的企业都要多”。
在后来对暨南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之中，他与将来的创业者们一起“将心比心”。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指出“正是由于比尔盖茨的创意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天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因此而获益非浅。”他在演讲中大声疾呼“也许就在我们这个房间里，就坐着清洁能源领域的比尔盖茨，或者医学研究领域的比尔盖茨。我们必须确保，无论这个人是谁，他都将得到类似的保护!”
不得不承认。奥巴马选择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尽管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在从制药、生物科技到娱乐业等诸多行业中，在中国的美国及其它外国公司因为仿冒及知识产权盗用而每年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收入”，但是听过他演讲的人在心中依然会有一种被说服的感觉。
这种说服力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作为华裔的骆家辉摸透了中国人喜欢听好话的习惯，或者是他迎合了中国“伸手不打笑面人”的风俗，而是源于他的说服方式改变了过去美国在要求中国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之时采取的不顾中方现实，一味以势压人的模式。不管怎么说，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并无根本分歧。那么创建一个友好的谈判模式，在谈判过程中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必然能带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
最能代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情况的一段对话发生在两位“铁娘子”之间。在1991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开口就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时任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的吴仪则立刻反驳：“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编辑：余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