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商君书》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主张以法治国，成效非常明显，但忽视德治是其失败的地方。当今社会要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商鞅；人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237-03
一、理论基础：人性论
《韩非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商鞅作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深谙此理。“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1]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商鞅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2]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3]也就是说人们的每一行为都是为追逐名利，名利在哪里，老百姓就会趋向哪里。商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对利锲而不舍的追求。“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4]即使那些隐居深山的隐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5] 实际上恰恰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博取名利。人们追求名利的欲望，只有生命结束才会停止，“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6]揭示了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有其现实合理性。正因为“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 [7]，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不可能改造，而是顺应人的本性，发挥利益杠杆来利用和引导人的本性，使人们追逐名利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为君主所用。
二、商鞅的以法治国的思想
（一）对法制的本质的认识
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的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商鞅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律和制度都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要法宜其时。
《商君书》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行法制的必要性。“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8]商鞅认为，处于兼并的时代，人民的朴实品质已经丧失，要想使其行为纳入正轨，只能依靠法律的约束。他说：“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在商鞅看来，以仁义治民，反而使民追求不义。以刑罚治民，不废民之所恶，表面上似乎是不仁不义，实际上正是爱护人民，使其归于正义。他评论法制的优越性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二）推行刑无等级的原则
商鞅总结了以往法制遭破坏的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此，法家不但要求各级大臣守法，也要求君主“慎法制”。至于一般老百姓只能“服法死制”，不许犯法，也不许议论。商鞅打击的目标还指向那些敢于坏法的贵族、大臣。他明确提出“壹刑”的主张：“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他还强调“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后来韩非子也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关系到法令能否贯彻和实行的一个关键。商鞅一反过去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坚决主张刑上大夫，并雷厉风行，太子犯法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尽管君主被排除在法之外，但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势力，为贯彻富国强兵的法令扫清了道路，树立了法制的权威，大大强化了君主集权专制，为后来秦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先进行了排练。
（三）颁布成文法，开展普法运动
为了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全体臣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商鞅继承了以往法家的传统，颁布了成文法，认为法令必须“明白易知”，一方面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另一方面“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特别是为了保证法令的准确性，宣布“有敢（削）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商鞅还在秦国开展大规模的普法运动，力求做到家喻户晓，而且颇有成效，使得秦国境内妇女儿童都知道商君之法。
（四）奉行“重刑主义”的原则
商鞅深知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趋乐避苦的。如果轻罪轻罚或者重罪轻罚，表面上看似乎很仁慈，但是对于犯罪者而言，由于犯罪成本低，而轻视法律，容易诱发犯罪者重复犯罪或者犯重罪，国家的法律形同摆设，这样势必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商鞅奉行“乱世用重典”，实行重刑主义的原则，并且阐释了重刑主义的合理性。“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对轻罪施以重罚，本来犯罪程度轻，社会危害小，但加大违法的成本，犯罪者付出的代价却十分巨大，使人人心存畏惧，使人人自律，不敢为非作歹，不敢以身试法，更不敢去犯重罪了。在秦国，在路上倒灰这样的小过，也要处以极刑。这样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重刑不仅只针对老百姓，对官吏一视同仁。为了让人们都知法守法，还实行严酷的连坐制，一人犯法，邻居和家族都要受牵连。在这样严酷的法律面前，老百姓和官吏为了不犯法，只得去认真学习法律，严格守法，邻居和家族之间相互监督，这样也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三、现代意义
乱世用重典，以法治重整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有的各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商君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顺应了时代潮流，在秦国大力推行法治。《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功不可磨。任何事物是一把双刃剑，商鞅过于强调法治，而忽视德治，秦朝的短命而亡，也与商鞅的严刑竣法分不开的。
关键词：商鞅；人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237-03
一、理论基础：人性论
《韩非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商鞅作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深谙此理。“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1]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商鞅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2]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3]也就是说人们的每一行为都是为追逐名利，名利在哪里，老百姓就会趋向哪里。商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对利锲而不舍的追求。“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4]即使那些隐居深山的隐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5] 实际上恰恰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博取名利。人们追求名利的欲望，只有生命结束才会停止，“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6]揭示了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有其现实合理性。正因为“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 [7]，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不可能改造，而是顺应人的本性，发挥利益杠杆来利用和引导人的本性，使人们追逐名利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为君主所用。
二、商鞅的以法治国的思想
（一）对法制的本质的认识
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的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商鞅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律和制度都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要法宜其时。
《商君书》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行法制的必要性。“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8]商鞅认为，处于兼并的时代，人民的朴实品质已经丧失，要想使其行为纳入正轨，只能依靠法律的约束。他说：“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在商鞅看来，以仁义治民，反而使民追求不义。以刑罚治民，不废民之所恶，表面上似乎是不仁不义，实际上正是爱护人民，使其归于正义。他评论法制的优越性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二）推行刑无等级的原则
商鞅总结了以往法制遭破坏的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此，法家不但要求各级大臣守法，也要求君主“慎法制”。至于一般老百姓只能“服法死制”，不许犯法，也不许议论。商鞅打击的目标还指向那些敢于坏法的贵族、大臣。他明确提出“壹刑”的主张：“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他还强调“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后来韩非子也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关系到法令能否贯彻和实行的一个关键。商鞅一反过去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坚决主张刑上大夫，并雷厉风行，太子犯法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尽管君主被排除在法之外，但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势力，为贯彻富国强兵的法令扫清了道路，树立了法制的权威，大大强化了君主集权专制，为后来秦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先进行了排练。
（三）颁布成文法，开展普法运动
为了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全体臣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商鞅继承了以往法家的传统，颁布了成文法，认为法令必须“明白易知”，一方面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另一方面“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特别是为了保证法令的准确性，宣布“有敢（削）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商鞅还在秦国开展大规模的普法运动，力求做到家喻户晓，而且颇有成效，使得秦国境内妇女儿童都知道商君之法。
（四）奉行“重刑主义”的原则
商鞅深知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趋乐避苦的。如果轻罪轻罚或者重罪轻罚，表面上看似乎很仁慈，但是对于犯罪者而言，由于犯罪成本低，而轻视法律，容易诱发犯罪者重复犯罪或者犯重罪，国家的法律形同摆设，这样势必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商鞅奉行“乱世用重典”，实行重刑主义的原则，并且阐释了重刑主义的合理性。“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对轻罪施以重罚，本来犯罪程度轻，社会危害小，但加大违法的成本，犯罪者付出的代价却十分巨大，使人人心存畏惧，使人人自律，不敢为非作歹，不敢以身试法，更不敢去犯重罪了。在秦国，在路上倒灰这样的小过，也要处以极刑。这样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重刑不仅只针对老百姓，对官吏一视同仁。为了让人们都知法守法，还实行严酷的连坐制，一人犯法，邻居和家族都要受牵连。在这样严酷的法律面前，老百姓和官吏为了不犯法，只得去认真学习法律，严格守法，邻居和家族之间相互监督，这样也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三、现代意义
乱世用重典，以法治重整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有的各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商君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顺应了时代潮流，在秦国大力推行法治。《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功不可磨。任何事物是一把双刃剑，商鞅过于强调法治，而忽视德治，秦朝的短命而亡，也与商鞅的严刑竣法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