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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了也没工作
我们时常在新闻联播或者经济类节目中，听到“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人民就业率”这样的话。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经济发展了，GDP增加了，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就业率越来越高，但是事实却与人们的认知有着不小的出入。
在经济学中，我们管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叫“就业弹性”，简单来说，就业弹性越大，说明经济增长所能带动的就业增长也就越显著。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GDP每年都以较高速度增长，但就业弹性却经历了一次跳水式骤降，那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词就是“下岗”、“待业”、“再就业”等等。之后虽然偶有一两年稍有回升，但总的趋势却仍是持续下降的。及至2007年，我国就业弹性已下降到0.1，也就是说，那一年我国的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使就业率增长0.1%。也难怪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仍然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窘境。
我国的就业弹性即使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相比，也是低得可怜。一般人大多认为，我国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再加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应该比普通的市场经济更能解决就业问题才对，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
产业结构与就业差异
其实，这种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的反向关系并不难理解。
众所周知，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将人力从劳动岗位上解放出来。很多过去需要相当多人手加班加点才能完成的工作，比如生产药品、制作服装等等，现在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键，机器就可以流水线作业，24小时不用休息地完成工作。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明出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机器，用以代替人工的劳动。
当然，不同的产业对于机器的依赖是大有不同的。比如我国的第一产业农业，虽然有了联合收割机、脱谷机等大型农业机器，但是很多工作，比如采摘茶叶、为植物除虫、选择种子等工作都还是需要人力进行的，因此农业生产还是需要很多的劳动力的。
与之相反，第二产业工业情况则大有不同。无论是采掘业、建筑业还是制造业，机器的作用都要比人大得多，技术创造引起的产业革命也往往是在工业领域中出现的，但是工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则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少，相反，工业更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和技术作为支撑。
而第三产业服务业则同样需求大量的劳动力，无论是流通部门还是服务部门，其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农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都较大，唯有以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就业弹性较小。既然我国的高经济增长伴随着低就业弹性，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我国的主要经济增速大多都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产业拉动的，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地方政府的竞技游戏
我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据200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地方政府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为20%，而地方政府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则高达80%，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原本，政府应当是经济运行的监督者与协调者，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市场经济固有缺陷对经济参与者产生的冲击。然而，这种干预一旦超出限度，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却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影响产业结构，其原因何在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知道，地方政府的官员每年都是要进行业绩考核的，而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又是基于经济增长率进行的，因此在地方政府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之中，工业，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不仅产业链长，还能够快速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成为了地方政府眼中的“香饽饽”。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农业创造的GDP增长了约4倍，而工业创造的GDP增长了约28倍！
地方政府注资国有企业，并且对国有企业实行政策保护，使得国有企业在本行业内的竞争力大大提高，也就挤压了一批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民营企业的活跃才是就业率增长的原动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则压低了就业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由政绩激发的“竞争”并非良性竞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增加业绩，不去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特色经济，反而持续加大对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部门的投资，最终造成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力就业率却在下降，资源也不能得到合理利用的局面。
政府也是经济人？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在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来源发生了变化，除了中央政府划分给地方政府的部分增值税、服务业的营业税之外，地方企业的所得税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在同等条件下，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交出更多的所得税，因而在招商引资时，地方政府也就更倾向于那些资本雄厚的大企业，而忽视了能够容纳大量劳动人口的中小型企业。
很明显，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难“置身事外”，反而成为了当地经济活动中相当重要的参与者。由于地方政府拥有较大权力，因此一旦政府不能保持客观，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必然会造成经济发展的紊乱状态。而我国近几十年来GDP持续增长，就业弹性却持续下降的原因，也正是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造成的。
比如在菜市场中，每一种蔬菜的价格都是根据供求关系而自发确定的，因此所有菜贩给出的菜价都基本一致，只会因质量好坏上下有几毛钱的浮动，这时候市场的秩序是非常稳定的，菜贩收取的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多的菜钱，而买菜者付出的是他认为自己所能承受的正常价格。
但这时，菜市场的管理者认为，卖大白菜赚的钱太少，交给他的“份子钱”也会少，于是自己出钱开了几个摊子卖高价的有机菜，同时还将那些卖白菜的人轰出菜市场，只招揽那些卖利润高的蔬菜的商家进驻自己的菜市场。这样一来，整个菜市场的销售额虽然会提高，但大量的卖大白菜者失业，还连带种大白菜的菜农一起失业，而许多客人既无法买到价格低廉的大白菜，价格昂贵的有机菜又买不起，整个消费市场开始萎缩。
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与上面例子中的菜市场管理员是一样的。在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大家为了自利的目的发展经济，形成了和谐有序的市场秩序。而地方政府的干预则破坏了这一平衡，还导致了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下降的奇怪现象。这可以说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时常在新闻联播或者经济类节目中，听到“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人民就业率”这样的话。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经济发展了，GDP增加了，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就业率越来越高，但是事实却与人们的认知有着不小的出入。
在经济学中，我们管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叫“就业弹性”，简单来说，就业弹性越大，说明经济增长所能带动的就业增长也就越显著。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GDP每年都以较高速度增长，但就业弹性却经历了一次跳水式骤降，那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词就是“下岗”、“待业”、“再就业”等等。之后虽然偶有一两年稍有回升，但总的趋势却仍是持续下降的。及至2007年，我国就业弹性已下降到0.1，也就是说，那一年我国的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使就业率增长0.1%。也难怪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仍然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窘境。
我国的就业弹性即使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相比，也是低得可怜。一般人大多认为，我国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再加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应该比普通的市场经济更能解决就业问题才对，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
产业结构与就业差异
其实，这种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的反向关系并不难理解。
众所周知，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将人力从劳动岗位上解放出来。很多过去需要相当多人手加班加点才能完成的工作，比如生产药品、制作服装等等，现在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键，机器就可以流水线作业，24小时不用休息地完成工作。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明出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机器，用以代替人工的劳动。
当然，不同的产业对于机器的依赖是大有不同的。比如我国的第一产业农业，虽然有了联合收割机、脱谷机等大型农业机器，但是很多工作，比如采摘茶叶、为植物除虫、选择种子等工作都还是需要人力进行的，因此农业生产还是需要很多的劳动力的。
与之相反，第二产业工业情况则大有不同。无论是采掘业、建筑业还是制造业，机器的作用都要比人大得多，技术创造引起的产业革命也往往是在工业领域中出现的，但是工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则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少，相反，工业更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和技术作为支撑。
而第三产业服务业则同样需求大量的劳动力，无论是流通部门还是服务部门，其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农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都较大，唯有以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就业弹性较小。既然我国的高经济增长伴随着低就业弹性，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我国的主要经济增速大多都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产业拉动的，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地方政府的竞技游戏
我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据200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地方政府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为20%，而地方政府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则高达80%，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原本，政府应当是经济运行的监督者与协调者，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市场经济固有缺陷对经济参与者产生的冲击。然而，这种干预一旦超出限度，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却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影响产业结构，其原因何在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知道，地方政府的官员每年都是要进行业绩考核的，而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又是基于经济增长率进行的，因此在地方政府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之中，工业，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不仅产业链长，还能够快速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成为了地方政府眼中的“香饽饽”。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农业创造的GDP增长了约4倍，而工业创造的GDP增长了约28倍！
地方政府注资国有企业，并且对国有企业实行政策保护，使得国有企业在本行业内的竞争力大大提高，也就挤压了一批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民营企业的活跃才是就业率增长的原动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则压低了就业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由政绩激发的“竞争”并非良性竞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增加业绩，不去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特色经济，反而持续加大对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部门的投资，最终造成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力就业率却在下降，资源也不能得到合理利用的局面。
政府也是经济人？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在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来源发生了变化，除了中央政府划分给地方政府的部分增值税、服务业的营业税之外，地方企业的所得税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在同等条件下，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交出更多的所得税，因而在招商引资时，地方政府也就更倾向于那些资本雄厚的大企业，而忽视了能够容纳大量劳动人口的中小型企业。
很明显，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难“置身事外”，反而成为了当地经济活动中相当重要的参与者。由于地方政府拥有较大权力，因此一旦政府不能保持客观，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必然会造成经济发展的紊乱状态。而我国近几十年来GDP持续增长，就业弹性却持续下降的原因，也正是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造成的。
比如在菜市场中，每一种蔬菜的价格都是根据供求关系而自发确定的，因此所有菜贩给出的菜价都基本一致，只会因质量好坏上下有几毛钱的浮动，这时候市场的秩序是非常稳定的，菜贩收取的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多的菜钱，而买菜者付出的是他认为自己所能承受的正常价格。
但这时，菜市场的管理者认为，卖大白菜赚的钱太少，交给他的“份子钱”也会少，于是自己出钱开了几个摊子卖高价的有机菜，同时还将那些卖白菜的人轰出菜市场，只招揽那些卖利润高的蔬菜的商家进驻自己的菜市场。这样一来，整个菜市场的销售额虽然会提高，但大量的卖大白菜者失业，还连带种大白菜的菜农一起失业，而许多客人既无法买到价格低廉的大白菜，价格昂贵的有机菜又买不起，整个消费市场开始萎缩。
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与上面例子中的菜市场管理员是一样的。在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大家为了自利的目的发展经济，形成了和谐有序的市场秩序。而地方政府的干预则破坏了这一平衡，还导致了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下降的奇怪现象。这可以说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