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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发展迅速，他们在学校、铁路、电信、纺织等校厂企业和药行、码头、脚行等服务行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把大批青年学生和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当时党在各行业建立了几十个支部，共有党员约1000多人。
1948年10月，党在天津成立了“平津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天津工作委员会”，黎智任书记，委员是李之楠、魏克、沈学林、王文化。同年11月天津工作委员会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统一领导，并成立了“迎接天津解放运动委员会”，具体负责天津解放的各项事宜。
12月1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发出了《关于平津地下党组织在解放与接管城市中应做的工作指示》，指示要求地下党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护好城市，以保证顺利接管城市，恢复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心，稳定情绪。这个指示的提出为天津地下党组织确立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目标。下面将结合史实，从深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开展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搜集军事情报、设立地下交通站，护送相关人员安抵解放区四个方面，再现当时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天津解放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一、深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美国货充斥市场，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对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择手段地压榨人民，聚敛财富，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等等，使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各阶层广大群众，包括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对其统治丧失信心。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加紧镇压群众，一方面做南迁准备，企图摧毁天津这座城市的工业和经济，他们不仅要把重要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型机器设备南迁，同时还利诱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主要教授、教师也进行南迁。天津地下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积极开展护厂、护校反南迁的斗争，宣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作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保证了天津基本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对天津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关于护厂工作。
①利用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企业领导开展护厂工作，保证了城市基础设施免遭破坏。
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王文化等人通过关系找到了电力局长顾敬增、电信局长黄如祖和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向他们交待了当前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这几位负责人有的在国民党中地位较高，有的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因为平日里思想比较进步，又看到国民党时日无多，基本上都赞同我党的主张，并表示会尽己所能保护好天津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安全。在他们的帮助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天津解放后极短的时间内就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②利用工人阶级中的地下党员开展护厂工作，保障了解放后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天津工委在做好工厂上层领导护厂工作的同时，也发动工人中的地下党员，让他们积极宣传我党政策，稳定群众情绪，告诉他们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工厂，如果工厂被破坏，解放后工人们就要面临失业的危险。工人们渐渐明白了自己今后的利益是和保护好工厂密切相关的，于是他们在工厂里自发成立了护厂队、纠察队等等群众组织。
其中，灰堆造纸厂由上千名职工和家属组成的护厂队，在天津战役期间，连续扑灭了国民党炮弹引起的五次大火，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锅炉免受炮火引爆，彻底粉碎了陈长捷要炸平纸厂的阴谋，保证了解放后的正常纸张供应。
天津电信局的地下党员崔思九通过各种渠道拿到了国民党要求强制南迁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并按名单一一进行了说服，告诉他们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们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所作为，为新天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不南迁的话我地下党组织会派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些人员解除了心中的疑虑，最终全部留了下来，无一人南迁。保证了天津解放时电话、电讯等通迅手段的畅通。
2、关于护校工作。
①通过思想进步的教授来做学校的反南迁工作，保证了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
1948年11月，北洋大学内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破坏分子利用该校南方同学多的特点，制造了南迁的舆论，一时间使得北洋大学的南迁主张充斥校园。天津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动进步学生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利用“东北学生入关后，受到流亡之苦”的事实，来说服他们不能南迁。同时还邀请北洋大学物理系主任张国藩教授，通过班会的形式告诉学生们在目前的战争形势下迁校势必会导致人员流散，仪器丢失的后果，所以南迁绝对是一种破坏学校的行为。
12月，国民党教育部又给南大部分教授提供免费机票南迁，天津工委负责人黎智和魏克找到了南大教授会负责人吴大任教授等人，希望他们能够抵制南迁，保护学校，保证天津解放后学生们正常的学习生活。他们基本赞同我党主张，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与学生们一起同甘共苦，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各大院校在我地下党领导下，不畏强权，不为利益所动，紧密团结，最终取得了反南迁的胜利。
②利用进步学生开展护校工作，使学校免受战火之灾。
12月底，国民党又企图利用南开大学东院当兵营，天津地下党组织闻讯立即组织300名学生在校门口摆起了桌椅板凳阻止进驻。不仅如此，还让学生们给士兵端茶倒水进行慰问，士兵们很受感动，和学生打成一片，国民党军官见势不妙立即组织士兵撤退。我地下党组织巧妙的计策不仅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并且很好地保护了学校。
二、开展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
打消民族资产阶级南迁的念头，使他们稳定下来，并且政治上向我党靠拢是关系到解放后天津恢复生产，保证安定的一项重要工作。天津地下党组织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等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护厂护校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依靠广大工人和学生外，各工厂的领导以及各大学的教授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其实都是和我们统战工作分不开的。天津地下党组织也是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精神，在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信任的基础上，又通过他们做了天津市政府几位高层领导的劝降工作。虽然最终没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天津，但是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分子，动摇了他们的斗志，为天津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天津地下党工委负责人王文化首先找到了在天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占居领导地位，同时也持反战主张的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烛尘和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弢，他们二人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企业南迁也不会有任何转机，但又怕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对他们不利。正当他们踌躇恐慌的时候，王文化等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统战政策，解释了我党今后的城市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还特别强调了我们对民族工商业今后不但要保护，还要大力支持和发展，并动员他们保护好自己的企业，尽可能地减少战争给天津这所工业城市带来的破坏。
两人解开了思想包袱，并在同行中大力宣传我党城市政策，同时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南迁的实际困难，最终阻止了企业的南迁。
②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宣传统战政策，瓦解了敌军军心。
天津地下党组织在与李、周二人建立了关系与信任后，又进一步请他们做天津市长杜建时、警备司令陈长捷和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工作。作为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对这几位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来说还是有些分量的，他们希望国民党投降，使天津免受战火之灾，自己的企业也可以免遭战争的破坏。杜、陈、李对当时的形势也是心知肚明，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同意投降。
表面看劝降工作失败了，而实际则不尽然，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在李、周二人的劝说下，了解了我党的相关政策，于是决定把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完整地保管起来，以便解放后我军能完整接管。天津战役打响后，他又令各分局局长和保安警察大队长负责维持治安，极大避免了社会上的破坏和抢劫活动。
还有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胡梦华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天津解放前夕，天津地下党负责人黎智与其女一起向胡梦华讲了解放军入城的约法八章，希望他能把社会局的档案保存好。胡在了解了我党政策后，立即下令砌死了档案室的门窗，并派专人保护档案。天津解放后，档案无一受损，被我军完整接管。
三、搜集军事情报，为解放天津打开胜利之门
天津位于海河水系五大支流交汇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利用天津河道众多的地理特点，花巨资在市郊修筑了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的一道蜂腰形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凭借13万国民党守军和自诩“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与解放军作最后的挣扎。因此，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要减少损失，顺利攻城，必须弄到敌军的城防工事图，摸清敌军的兵力部署。战役爆发前，天津地下党组织通过派人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内部等方式，向城工部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天津城防图。天津地下党组织情报工作的出色完成，为我军仅用29小时就顺利解放天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①智取国民党防御工事图，为攻取天津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7年国民党天津当局修筑城防工事时，中共地下党员、工务局第一区工程处工程员麦璇琨，趁机绘制了《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经过技术处理，裱在一张老人相片后，由地下党组织派人送到解放区。1948年9月，陈长捷再次修筑城防工事时，黎智和工委委员王文化，把了解城防工事的任务交给了在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张克诚。张克诚利用与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同一办公室的机会，趁其不备将城防工事布置图带回家，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工作，将图手工复制。这张临摹的《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总图》不仅标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而且还有碉堡的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单双层次，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这张城防工事布置总图经黎智派人送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陈长捷也不得不承认，“天津的碉堡阵地，经长年累月经营，尤其增修隐蔽错综的低碉，工事的设计，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十分机密。然而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化莫测的地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天津作战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地下党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们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依据”。这是对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所作重要贡献的客观评价，也是天津地下党组织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②引导解放军攻城，为解放军取得巷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配合解放军攻城和巷战，天津工委通知各院校党组织挑选身体素质好、熟悉市内交通道路的同学，穿上白球鞋，左臂扎上红色布带作为标志，在市内巷战中为解放军带路，协助攻克敌人的军事目标。正是这些地下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帮助，在天津攻坚战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顺利地穿插街巷，占领了一个个重要的目标，减少了伤亡，缩短了时间，特别是当陈长捷的警卫连长、地下党员王亚川带领战士冲进天津警备司令部地下室，活捉了陈长捷后，更是迅速地瓦解了敌军的军心，人民解放军仅用29小时，全歼13万守敌，天津胜利解放。
四、设立地下交通站，护送相关人员安抵解放区
1948年8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下，天津地下党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站，挑选了既有高度责任感，又有机智灵活，随机应变本领的交通员，来保证天津到解放区来往的人员的安全。在解放天津期间，他们安全可靠地掩护了各类人员出入市区，除一条交通线被敌人截断外，其余均畅通无阻。
①护送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和技术人员去解放区学习，为天津城市的接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津地下党组织日益壮大的党员队伍，为天津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养了干部。在天津解放前夕，有些在地下斗争中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就通过地下交通站将他们化妆成村姑、小商贩送到解放区，住到老乡家里，在那里深入了解解放区的群众，学习解放区的管理经验，熟悉党的城市接管工作相关政策，为接管天津做好准备。
②护送积极靠拢党组织的党内外人士，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除此之外，天津地下党组织还秘密地护送过来自香港、上海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者、共产党员、民主人士还有部分南方起义军官及家属等等。在地下交通站护送在国外长大的郭沫若之女郭淑踽时，由于郭不会说中国话，遭到了国民党的质疑和盘问，机智的交通员暗示郭装哑巴，终于通过了敌人的盘查，顺利地将其送到了解放区。
天津地下党组织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人积极靠拢党组织，愿意用自己的学识、财力等为新天津的发展贡献力量。天津解放后，这些在解放区学习过的同志，都成为了各行业的骨干力量，顺利接管天津城。
1948年10月，党在天津成立了“平津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天津工作委员会”，黎智任书记，委员是李之楠、魏克、沈学林、王文化。同年11月天津工作委员会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统一领导，并成立了“迎接天津解放运动委员会”，具体负责天津解放的各项事宜。
12月1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发出了《关于平津地下党组织在解放与接管城市中应做的工作指示》，指示要求地下党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护好城市，以保证顺利接管城市，恢复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心，稳定情绪。这个指示的提出为天津地下党组织确立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目标。下面将结合史实，从深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开展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搜集军事情报、设立地下交通站，护送相关人员安抵解放区四个方面，再现当时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天津解放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一、深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美国货充斥市场，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对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择手段地压榨人民，聚敛财富，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等等，使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各阶层广大群众，包括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对其统治丧失信心。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加紧镇压群众，一方面做南迁准备，企图摧毁天津这座城市的工业和经济，他们不仅要把重要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型机器设备南迁，同时还利诱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主要教授、教师也进行南迁。天津地下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积极开展护厂、护校反南迁的斗争，宣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作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保证了天津基本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对天津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关于护厂工作。
①利用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企业领导开展护厂工作，保证了城市基础设施免遭破坏。
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王文化等人通过关系找到了电力局长顾敬增、电信局长黄如祖和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向他们交待了当前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这几位负责人有的在国民党中地位较高，有的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因为平日里思想比较进步，又看到国民党时日无多，基本上都赞同我党的主张，并表示会尽己所能保护好天津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安全。在他们的帮助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天津解放后极短的时间内就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②利用工人阶级中的地下党员开展护厂工作，保障了解放后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天津工委在做好工厂上层领导护厂工作的同时，也发动工人中的地下党员，让他们积极宣传我党政策，稳定群众情绪，告诉他们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工厂，如果工厂被破坏，解放后工人们就要面临失业的危险。工人们渐渐明白了自己今后的利益是和保护好工厂密切相关的，于是他们在工厂里自发成立了护厂队、纠察队等等群众组织。
其中，灰堆造纸厂由上千名职工和家属组成的护厂队，在天津战役期间，连续扑灭了国民党炮弹引起的五次大火，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锅炉免受炮火引爆，彻底粉碎了陈长捷要炸平纸厂的阴谋，保证了解放后的正常纸张供应。
天津电信局的地下党员崔思九通过各种渠道拿到了国民党要求强制南迁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并按名单一一进行了说服，告诉他们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们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所作为，为新天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不南迁的话我地下党组织会派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些人员解除了心中的疑虑，最终全部留了下来，无一人南迁。保证了天津解放时电话、电讯等通迅手段的畅通。
2、关于护校工作。
①通过思想进步的教授来做学校的反南迁工作，保证了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
1948年11月，北洋大学内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破坏分子利用该校南方同学多的特点，制造了南迁的舆论，一时间使得北洋大学的南迁主张充斥校园。天津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动进步学生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利用“东北学生入关后，受到流亡之苦”的事实，来说服他们不能南迁。同时还邀请北洋大学物理系主任张国藩教授，通过班会的形式告诉学生们在目前的战争形势下迁校势必会导致人员流散，仪器丢失的后果，所以南迁绝对是一种破坏学校的行为。
12月，国民党教育部又给南大部分教授提供免费机票南迁，天津工委负责人黎智和魏克找到了南大教授会负责人吴大任教授等人，希望他们能够抵制南迁，保护学校，保证天津解放后学生们正常的学习生活。他们基本赞同我党主张，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与学生们一起同甘共苦，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各大院校在我地下党领导下，不畏强权，不为利益所动，紧密团结，最终取得了反南迁的胜利。
②利用进步学生开展护校工作，使学校免受战火之灾。
12月底，国民党又企图利用南开大学东院当兵营，天津地下党组织闻讯立即组织300名学生在校门口摆起了桌椅板凳阻止进驻。不仅如此，还让学生们给士兵端茶倒水进行慰问，士兵们很受感动，和学生打成一片，国民党军官见势不妙立即组织士兵撤退。我地下党组织巧妙的计策不仅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并且很好地保护了学校。
二、开展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
打消民族资产阶级南迁的念头，使他们稳定下来，并且政治上向我党靠拢是关系到解放后天津恢复生产，保证安定的一项重要工作。天津地下党组织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等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护厂护校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依靠广大工人和学生外，各工厂的领导以及各大学的教授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其实都是和我们统战工作分不开的。天津地下党组织也是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精神，在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信任的基础上，又通过他们做了天津市政府几位高层领导的劝降工作。虽然最终没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天津，但是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分子，动摇了他们的斗志，为天津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天津地下党工委负责人王文化首先找到了在天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占居领导地位，同时也持反战主张的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烛尘和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弢，他们二人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企业南迁也不会有任何转机，但又怕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对他们不利。正当他们踌躇恐慌的时候，王文化等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统战政策，解释了我党今后的城市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还特别强调了我们对民族工商业今后不但要保护，还要大力支持和发展，并动员他们保护好自己的企业，尽可能地减少战争给天津这所工业城市带来的破坏。
两人解开了思想包袱，并在同行中大力宣传我党城市政策，同时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南迁的实际困难，最终阻止了企业的南迁。
②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宣传统战政策，瓦解了敌军军心。
天津地下党组织在与李、周二人建立了关系与信任后，又进一步请他们做天津市长杜建时、警备司令陈长捷和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工作。作为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对这几位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来说还是有些分量的，他们希望国民党投降，使天津免受战火之灾，自己的企业也可以免遭战争的破坏。杜、陈、李对当时的形势也是心知肚明，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同意投降。
表面看劝降工作失败了，而实际则不尽然，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在李、周二人的劝说下，了解了我党的相关政策，于是决定把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完整地保管起来，以便解放后我军能完整接管。天津战役打响后，他又令各分局局长和保安警察大队长负责维持治安，极大避免了社会上的破坏和抢劫活动。
还有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胡梦华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天津解放前夕，天津地下党负责人黎智与其女一起向胡梦华讲了解放军入城的约法八章，希望他能把社会局的档案保存好。胡在了解了我党政策后，立即下令砌死了档案室的门窗，并派专人保护档案。天津解放后，档案无一受损，被我军完整接管。
三、搜集军事情报，为解放天津打开胜利之门
天津位于海河水系五大支流交汇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利用天津河道众多的地理特点，花巨资在市郊修筑了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的一道蜂腰形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凭借13万国民党守军和自诩“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与解放军作最后的挣扎。因此，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要减少损失，顺利攻城，必须弄到敌军的城防工事图，摸清敌军的兵力部署。战役爆发前，天津地下党组织通过派人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内部等方式，向城工部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天津城防图。天津地下党组织情报工作的出色完成，为我军仅用29小时就顺利解放天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①智取国民党防御工事图，为攻取天津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7年国民党天津当局修筑城防工事时，中共地下党员、工务局第一区工程处工程员麦璇琨，趁机绘制了《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经过技术处理，裱在一张老人相片后，由地下党组织派人送到解放区。1948年9月，陈长捷再次修筑城防工事时，黎智和工委委员王文化，把了解城防工事的任务交给了在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张克诚。张克诚利用与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同一办公室的机会，趁其不备将城防工事布置图带回家，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工作，将图手工复制。这张临摹的《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总图》不仅标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而且还有碉堡的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单双层次，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这张城防工事布置总图经黎智派人送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陈长捷也不得不承认，“天津的碉堡阵地，经长年累月经营，尤其增修隐蔽错综的低碉，工事的设计，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十分机密。然而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化莫测的地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天津作战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地下党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们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依据”。这是对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所作重要贡献的客观评价，也是天津地下党组织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②引导解放军攻城，为解放军取得巷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配合解放军攻城和巷战，天津工委通知各院校党组织挑选身体素质好、熟悉市内交通道路的同学，穿上白球鞋，左臂扎上红色布带作为标志，在市内巷战中为解放军带路，协助攻克敌人的军事目标。正是这些地下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帮助，在天津攻坚战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顺利地穿插街巷，占领了一个个重要的目标，减少了伤亡，缩短了时间，特别是当陈长捷的警卫连长、地下党员王亚川带领战士冲进天津警备司令部地下室，活捉了陈长捷后，更是迅速地瓦解了敌军的军心，人民解放军仅用29小时，全歼13万守敌，天津胜利解放。
四、设立地下交通站，护送相关人员安抵解放区
1948年8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下，天津地下党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站，挑选了既有高度责任感，又有机智灵活，随机应变本领的交通员，来保证天津到解放区来往的人员的安全。在解放天津期间，他们安全可靠地掩护了各类人员出入市区，除一条交通线被敌人截断外，其余均畅通无阻。
①护送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和技术人员去解放区学习，为天津城市的接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津地下党组织日益壮大的党员队伍，为天津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养了干部。在天津解放前夕，有些在地下斗争中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就通过地下交通站将他们化妆成村姑、小商贩送到解放区，住到老乡家里，在那里深入了解解放区的群众，学习解放区的管理经验，熟悉党的城市接管工作相关政策，为接管天津做好准备。
②护送积极靠拢党组织的党内外人士，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除此之外，天津地下党组织还秘密地护送过来自香港、上海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者、共产党员、民主人士还有部分南方起义军官及家属等等。在地下交通站护送在国外长大的郭沫若之女郭淑踽时，由于郭不会说中国话，遭到了国民党的质疑和盘问，机智的交通员暗示郭装哑巴，终于通过了敌人的盘查，顺利地将其送到了解放区。
天津地下党组织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人积极靠拢党组织，愿意用自己的学识、财力等为新天津的发展贡献力量。天津解放后，这些在解放区学习过的同志，都成为了各行业的骨干力量，顺利接管天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