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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摊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全球性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在停工、停产政策的影响下，地摊经济的发展开始逐渐走上正轨。本文旨在通过对疫情前后地摊发展现状和治理模式的探索来分析其未来发展方向，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构想。其中，地摊摊主身份的合法化，地摊经济产业生态升级，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国家城市考核的多样化成为保障地摊经济发展的基石。
关键词：地摊经济;后疫情时代;治理构想
0 引言
自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肯尼迪就业报告后，地摊经济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便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國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口高达1.4亿，几乎是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足见其重要性和特殊性。由于非正规经济对城市空间秩序和国家治理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大部分政府对摊贩经济的管制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以堵为主”的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在“停产”“停工”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遭到了巨大冲击。为了稳就业、保民生、活经济，政府开始鼓励地摊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的摊贩经济发展逐渐走上正轨，摊主不仅获得了合法身份，更是拥有了合法化的摊贩空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地摊经济的发展之势势不可挡。
1 摊贩经济原有治理模式——“以堵为主”排斥性治理模式
摊贩治理政策是一种多目标、多主体参与的充满“政策悖论”的社会管理政策。而中国的治理方式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以一改之。
一方面，由于管理难度太大，各地政府不得不以强制性手段压制摊贩经济的生存空间。很多城市为了维护交通安全，营造美丽市容，以暴力手段强行赶走小商贩。数以百计的城管摊贩矛盾冲突，数不尽数的流血事件都是暴力执法的严重后果。其中，很多大城市，诸如上海、天津、鞍山、郑州、洛阳等为了城市自身的稳定发展，提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措施——彻底取缔地摊经济。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采用后现代主义方式思考，尝试使用疏导性办法，尽量减少对摊贩的压迫和剥削，给其以一定的生存空间。比如，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的设置旨在通过充分利用全市既有的闲置空间来吸纳或分流集中于城市中心区的流动摊贩。政府不再一味地对摊贩赶尽杀绝，而是划出一片空间作为专门的摊贩集中地。
由此可见，我国摊贩治理发展的一个迹象是从“堵截模式”到“人性化管理模式”的过渡迹象，或者说由“坚决取缔”逐渐转变为“变堵为疏”。综上，虽然我国这么多年来的治理模式是包容和排斥并存，但排斥仍是主导趋势。
2 后疫情时代，摊贩经济治理模式的新发展——身份认同和空间给予
2020年疫情爆发后，大量企业受到影响，现金周转不开，经济回笼。广大市民停工在家。摊贩经济作为特殊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暂时性解决失业困局，救万千贫苦人民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它可以盘活经济，刺激经济复苏。于是，大力鼓励地摊经济的发展成了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大力赞扬了采取松绑地摊经济政策的城市，称其拉动了国民经济复苏。总理对摊贩的肯定态度在国内掀起了“摆摊儿”热潮。据数据统计， 截至2020年6月4日，全国共有50多座城市明确表示将支持地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后疫情时代，我国政府对地摊经济的治理政策完成了从被动、强制管理到主动、包容服务。
2.1 流动摊贩身份开始合法化进程
继成都市出台政策放开地摊经济后，以南京为代表的城市不再一味放开限制，大量增加摊位，而是另辟蹊径，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经营区域、经营时段和商品质量标准，促使地摊经济合法化、精准化、常态化。流动摊贩的身份在这些规定出台以后得到了广泛认可，广大市民不再将他们当作违反法律法规、败坏城市形象、贩卖黑心商品的“三无”小商贩，而是将他们正式看作了复苏经济的特殊生产者。身份合法化后的流动摊贩需要在进入市场前接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审核和质检，并且在其日常的经营过程中，也会接受城管、公安、城市监察局对其的动态监督，以此来坚决杜绝非法行为。比如，南京将实行流动摊贩违法违规行为与个人征信挂钩的措施，一旦摊主出现违法乱纪且不加改正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将会在其征信处扣分。严重违纪者不可以乘坐民航、高铁，被剥夺一部分公民权利。身份合法化成为倒逼流动摊贩进行自我整改、升级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提高了执法部门的监管力度，最大可能减少了摊主违法行为，减少了政府的治理压力。
2.2 地摊经济逐渐获得合法空间
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城市放开对摊贩区的地理管辖，给予其一定发展空间。地摊商贩拥有了固定的贩卖地点，不再害怕城管不定期的驱逐，而且，他们的经营也变得比较稳定，不用拉着摊子满城乱跑。比如，赣州的南康区城市管理局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引导经营”的政策，按照不影响市容环境、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民生活等原则，对城市进行了科学规划，划出了摊贩位置。摊贩投发地点一改往常，他们不在被政府安置于市中心外偏僻的小道，而是开始和线下商圈、大型商超相挂钩，进行产品互补，具有协同性。尤其是餐饮业方面，由于疫情管控的需要，封闭的堂食存在一定风险性，而露天的地摊食品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具有提升居民外食信心的作用， 为未来进一步向室内品牌餐饮店引流、转移消费做了前期准备。合法空间的给予不仅促进了经济复苏，还提升了摊贩商品质量。
3 后疫情时代，国家改变治理政策的原因
（1）地摊经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保障民生，降低失业率。疫情爆发后，中小型企业由于多月连续不开张，面临倒闭的风险。增设地摊点，可以合理地为生活有困难、就业没有保障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危机对他们的影响。而这些取决于地摊经济的“三低”优势，即创业门槛低，失败风险低，经营费用低。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单是放开地摊经济，我国便可以有大约5000万人口脱离失业的漩涡。以此为契机，保障民生，更能体现出政府的善政举措。 （2）在疫情常态防控化下，地摊经济可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复苏，继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保民生、保就业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开放地摊经济有利于经济社会复苏，满足大众消费，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稳步发展。学者曾说过，地摊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润滑剂”，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买卖，更连接着上下游企业，连接着消费者。它的进货、生产、买卖拉动着一系列经济活动。以地摊经济为契机，在它发展的同时，既可以提高市民的消费力，促进资金周转，又可以协助其他中小型企业构筑产业链，促进企业经济复苏。
（3）响应国情，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2021年春节前后，国内疫情在石家庄、长春等地第二轮爆发，说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本土新冠病例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性，疫情防控已成常态，防控意识不能放松。公共室内娱乐场所的开放有可能导致交叉传染，所以开放露天、空气流动好的地摊经济一跃而上，代替大型商城，成为满足市民消费需求的新地方。它既促进就业，减少失业率，又增加了经济活力。并且，户外交易的天然优势可以有效降低疫情传播的可能，也是当前做好“六稳”、落实“六保”政治任务的需要。它是综合安全因素、政治因素考量下的“新型”产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 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的思考与发展对策
疫情时代下地摊经济蓬勃发展有其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城市治理问题永远是双向性的。因此如何提升治理端对现有情况的匹配度和适应力，如何促进地摊经济平衡、稳定、可持续发展成为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只有政府、摊贩、大型企业、社会多方联动，才能为地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安全网和保护网。
4.1 政府应探讨地摊经济的身份，使其合法化，建立身份信息库
地摊经济缺乏合法地位，会导致消费者权益和摊主自身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疫情期间，虽然一些城市出台政策，承认了地摊经营者的合法职业地位，但是它只是暂时性的临时措施。为了减少摊贩从业者对职业前景的不自信，政府应该重新对流动摊贩进行身份普查和登记，通过对各类摊贩的严格审核，检验其是否符合生产许可、经营许可、卫生许可、健康许可等条件，使其具有进入市场的合法基础资质。而满足审查条件者，可以进行身份登记，获得摆摊许可证。
4.2 国家应创新城市治理与考核方式，使其多样化
地摊经济的发展会引起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市容破坏等问题，不符合“双创”模式的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有意压制其发展来保障城市生态文明。这样的做法容易忽视掉其解決就业，保障民生的重大作用。国家应适当改变单一的城市治理考核方式，不要将城市市容、精神文明建设等因素列作指标的全部，应该适当加入城市居民就业率，贫困人口减少率等指标，以此来平衡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
4.3 地摊经营者利用信息技术，拓宽宣传、售卖渠道
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兴起，地摊文化宣传方式得到不断创新。政策变化使得“地摊经济”刷屏了各大社交媒介，也使其成了后疫情时代的社会热点和文化场域中的“网红”。摊贩应借此机会，利用相关平台，宣传自身商品，塑造品牌形象。比如，他们可以利用趣味短视频拍摄、微博打卡等方式，为自己的摊贩吸引大量客户量。有了信息技术的加持，地摊宣传变得更加便利化。
4.4 社会应促使地摊运营管理模式的专业化，使“底层失业贫民”与“高端人才”有机结合，实现双方共赢
地摊经济作为独立的生产方式，其受众不应只面对广大贫困人口、失业人口，应将其市场向创新、创业人才方向转移。比如，销路苦难、商品滞留的流动商贩可以借助京东商城、拼多多等成功运营商的经验、技术，利用其发达的物流渠道和宣传途径，销售自身产品。比如，有的农村年轻摊贩果农，选择与卖货微信公众号合作，开了属于自己的网点，形成超额销售收入，还带动了地毯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同时，创业人才可以成立全国性的专业“地摊经济”管理运营平台企业公司，申请专利后，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筛选适当的经营方案，通过政府招标与资金的投入做支撑，搭建全国性的管理经营平台公司，达到双赢。
5 结论
地摊经济是我国的特殊生产方式，其合法地位应得到承认和重视。疫情这一契机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后疫情时代下的流动摊贩治理需要常态化延续，这也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更大难题，只有从法律上认可其地位，不断改革治理模式，与新型技术结合，才能迎来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耿志，薛德升，张虹鸥，等.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J].地理研究，2016，35（3）：442-454.
[2]张兴军.地摊儿热的平衡逻辑[J].中国品牌，2020，（7）.
[3]刘磊.执法吸纳政治：对城管执法的一个解释框架[J].政治学研究，2015，（6）：110-119.
[4]2020高考热点：释放“地摊经济”活力[EB/OL].[2020-06-10].https：//www.sohu.com/a/400952254_367117.
[5]孙芝兴.摊贩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何丹，朱小平，钱志佳，等.城市流动摊贩研究述评———兼论上海市摊贩的特征[J].城市问题，2013，（3）：73-79.
关键词：地摊经济;后疫情时代;治理构想
0 引言
自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肯尼迪就业报告后，地摊经济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便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國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口高达1.4亿，几乎是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足见其重要性和特殊性。由于非正规经济对城市空间秩序和国家治理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大部分政府对摊贩经济的管制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以堵为主”的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在“停产”“停工”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遭到了巨大冲击。为了稳就业、保民生、活经济，政府开始鼓励地摊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的摊贩经济发展逐渐走上正轨，摊主不仅获得了合法身份，更是拥有了合法化的摊贩空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地摊经济的发展之势势不可挡。
1 摊贩经济原有治理模式——“以堵为主”排斥性治理模式
摊贩治理政策是一种多目标、多主体参与的充满“政策悖论”的社会管理政策。而中国的治理方式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以一改之。
一方面，由于管理难度太大，各地政府不得不以强制性手段压制摊贩经济的生存空间。很多城市为了维护交通安全，营造美丽市容，以暴力手段强行赶走小商贩。数以百计的城管摊贩矛盾冲突，数不尽数的流血事件都是暴力执法的严重后果。其中，很多大城市，诸如上海、天津、鞍山、郑州、洛阳等为了城市自身的稳定发展，提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措施——彻底取缔地摊经济。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采用后现代主义方式思考，尝试使用疏导性办法，尽量减少对摊贩的压迫和剥削，给其以一定的生存空间。比如，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的设置旨在通过充分利用全市既有的闲置空间来吸纳或分流集中于城市中心区的流动摊贩。政府不再一味地对摊贩赶尽杀绝，而是划出一片空间作为专门的摊贩集中地。
由此可见，我国摊贩治理发展的一个迹象是从“堵截模式”到“人性化管理模式”的过渡迹象，或者说由“坚决取缔”逐渐转变为“变堵为疏”。综上，虽然我国这么多年来的治理模式是包容和排斥并存，但排斥仍是主导趋势。
2 后疫情时代，摊贩经济治理模式的新发展——身份认同和空间给予
2020年疫情爆发后，大量企业受到影响，现金周转不开，经济回笼。广大市民停工在家。摊贩经济作为特殊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暂时性解决失业困局，救万千贫苦人民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它可以盘活经济，刺激经济复苏。于是，大力鼓励地摊经济的发展成了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大力赞扬了采取松绑地摊经济政策的城市，称其拉动了国民经济复苏。总理对摊贩的肯定态度在国内掀起了“摆摊儿”热潮。据数据统计， 截至2020年6月4日，全国共有50多座城市明确表示将支持地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后疫情时代，我国政府对地摊经济的治理政策完成了从被动、强制管理到主动、包容服务。
2.1 流动摊贩身份开始合法化进程
继成都市出台政策放开地摊经济后，以南京为代表的城市不再一味放开限制，大量增加摊位，而是另辟蹊径，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经营区域、经营时段和商品质量标准，促使地摊经济合法化、精准化、常态化。流动摊贩的身份在这些规定出台以后得到了广泛认可，广大市民不再将他们当作违反法律法规、败坏城市形象、贩卖黑心商品的“三无”小商贩，而是将他们正式看作了复苏经济的特殊生产者。身份合法化后的流动摊贩需要在进入市场前接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审核和质检，并且在其日常的经营过程中，也会接受城管、公安、城市监察局对其的动态监督，以此来坚决杜绝非法行为。比如，南京将实行流动摊贩违法违规行为与个人征信挂钩的措施，一旦摊主出现违法乱纪且不加改正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将会在其征信处扣分。严重违纪者不可以乘坐民航、高铁，被剥夺一部分公民权利。身份合法化成为倒逼流动摊贩进行自我整改、升级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提高了执法部门的监管力度，最大可能减少了摊主违法行为，减少了政府的治理压力。
2.2 地摊经济逐渐获得合法空间
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城市放开对摊贩区的地理管辖，给予其一定发展空间。地摊商贩拥有了固定的贩卖地点，不再害怕城管不定期的驱逐，而且，他们的经营也变得比较稳定，不用拉着摊子满城乱跑。比如，赣州的南康区城市管理局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引导经营”的政策，按照不影响市容环境、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民生活等原则，对城市进行了科学规划，划出了摊贩位置。摊贩投发地点一改往常，他们不在被政府安置于市中心外偏僻的小道，而是开始和线下商圈、大型商超相挂钩，进行产品互补，具有协同性。尤其是餐饮业方面，由于疫情管控的需要，封闭的堂食存在一定风险性，而露天的地摊食品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具有提升居民外食信心的作用， 为未来进一步向室内品牌餐饮店引流、转移消费做了前期准备。合法空间的给予不仅促进了经济复苏，还提升了摊贩商品质量。
3 后疫情时代，国家改变治理政策的原因
（1）地摊经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保障民生，降低失业率。疫情爆发后，中小型企业由于多月连续不开张，面临倒闭的风险。增设地摊点，可以合理地为生活有困难、就业没有保障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危机对他们的影响。而这些取决于地摊经济的“三低”优势，即创业门槛低，失败风险低，经营费用低。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单是放开地摊经济，我国便可以有大约5000万人口脱离失业的漩涡。以此为契机，保障民生，更能体现出政府的善政举措。 （2）在疫情常态防控化下，地摊经济可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复苏，继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保民生、保就业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开放地摊经济有利于经济社会复苏，满足大众消费，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稳步发展。学者曾说过，地摊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润滑剂”，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买卖，更连接着上下游企业，连接着消费者。它的进货、生产、买卖拉动着一系列经济活动。以地摊经济为契机，在它发展的同时，既可以提高市民的消费力，促进资金周转，又可以协助其他中小型企业构筑产业链，促进企业经济复苏。
（3）响应国情，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2021年春节前后，国内疫情在石家庄、长春等地第二轮爆发，说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本土新冠病例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性，疫情防控已成常态，防控意识不能放松。公共室内娱乐场所的开放有可能导致交叉传染，所以开放露天、空气流动好的地摊经济一跃而上，代替大型商城，成为满足市民消费需求的新地方。它既促进就业，减少失业率，又增加了经济活力。并且，户外交易的天然优势可以有效降低疫情传播的可能，也是当前做好“六稳”、落实“六保”政治任务的需要。它是综合安全因素、政治因素考量下的“新型”产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 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的思考与发展对策
疫情时代下地摊经济蓬勃发展有其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城市治理问题永远是双向性的。因此如何提升治理端对现有情况的匹配度和适应力，如何促进地摊经济平衡、稳定、可持续发展成为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只有政府、摊贩、大型企业、社会多方联动，才能为地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安全网和保护网。
4.1 政府应探讨地摊经济的身份，使其合法化，建立身份信息库
地摊经济缺乏合法地位，会导致消费者权益和摊主自身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疫情期间，虽然一些城市出台政策，承认了地摊经营者的合法职业地位，但是它只是暂时性的临时措施。为了减少摊贩从业者对职业前景的不自信，政府应该重新对流动摊贩进行身份普查和登记，通过对各类摊贩的严格审核，检验其是否符合生产许可、经营许可、卫生许可、健康许可等条件，使其具有进入市场的合法基础资质。而满足审查条件者，可以进行身份登记，获得摆摊许可证。
4.2 国家应创新城市治理与考核方式，使其多样化
地摊经济的发展会引起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市容破坏等问题，不符合“双创”模式的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有意压制其发展来保障城市生态文明。这样的做法容易忽视掉其解決就业，保障民生的重大作用。国家应适当改变单一的城市治理考核方式，不要将城市市容、精神文明建设等因素列作指标的全部，应该适当加入城市居民就业率，贫困人口减少率等指标，以此来平衡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
4.3 地摊经营者利用信息技术，拓宽宣传、售卖渠道
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兴起，地摊文化宣传方式得到不断创新。政策变化使得“地摊经济”刷屏了各大社交媒介，也使其成了后疫情时代的社会热点和文化场域中的“网红”。摊贩应借此机会，利用相关平台，宣传自身商品，塑造品牌形象。比如，他们可以利用趣味短视频拍摄、微博打卡等方式，为自己的摊贩吸引大量客户量。有了信息技术的加持，地摊宣传变得更加便利化。
4.4 社会应促使地摊运营管理模式的专业化，使“底层失业贫民”与“高端人才”有机结合，实现双方共赢
地摊经济作为独立的生产方式，其受众不应只面对广大贫困人口、失业人口，应将其市场向创新、创业人才方向转移。比如，销路苦难、商品滞留的流动商贩可以借助京东商城、拼多多等成功运营商的经验、技术，利用其发达的物流渠道和宣传途径，销售自身产品。比如，有的农村年轻摊贩果农，选择与卖货微信公众号合作，开了属于自己的网点，形成超额销售收入，还带动了地毯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同时，创业人才可以成立全国性的专业“地摊经济”管理运营平台企业公司，申请专利后，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筛选适当的经营方案，通过政府招标与资金的投入做支撑，搭建全国性的管理经营平台公司，达到双赢。
5 结论
地摊经济是我国的特殊生产方式，其合法地位应得到承认和重视。疫情这一契机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后疫情时代下的流动摊贩治理需要常态化延续，这也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更大难题，只有从法律上认可其地位，不断改革治理模式，与新型技术结合，才能迎来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耿志，薛德升，张虹鸥，等.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J].地理研究，2016，35（3）：442-454.
[2]张兴军.地摊儿热的平衡逻辑[J].中国品牌，2020，（7）.
[3]刘磊.执法吸纳政治：对城管执法的一个解释框架[J].政治学研究，2015，（6）：110-119.
[4]2020高考热点：释放“地摊经济”活力[EB/OL].[2020-06-10].https：//www.sohu.com/a/400952254_367117.
[5]孙芝兴.摊贩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何丹，朱小平，钱志佳，等.城市流动摊贩研究述评———兼论上海市摊贩的特征[J].城市问题，2013，（3）：7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