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元月二日，在福州东瀛小学执教的日本青年教师水户三雄组织学生去郊游。下午，学生们游兴未尽，想请水户老师让他们再玩一会。水户微笑着对学生们说：“老师下午还要开会呢。等开春了我们再来。”得到水户老师这个许诺，学生们都满意地笑了，他们知道水户老师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这也正是他们喜欢和尊敬他的一个原因。
　　可是这一次水户老师对学生们的许诺却永远无法兑现了。当他们喜气洋洋地踏上返程时，谁也不会想到，死神正在向水户老师的全家一步步逼近。这天下午水户老师开完会回到家里，妻子光子对他温柔地说：“孩子喂过奶正睡得香呢，你用了晚餐后早点睡吧。”
　　水户睡下时，光子正在厨房里洗餐具。不一会，光子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邻居，就去开门。门一开，两个神情诡异的男子像幽灵一样闪了进来，随即将门关上了。光子本能地喝问：“你们是谁？”走在前面的男子突然扬起一把匕首，向光子胸前猛刺一刀。光子缓缓倒下时，把握在手中的菜刀扔了出去，锋利的刀刃在凶手的小腿上割开一道口子。那家伙一见自己受了伤，怒从心起，又向光子连捅了两刀。
　　水户听到了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他掀掉被子想下床，但是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了他的脑袋。水户老师朝持枪人望了一眼，觉得此人好生面熟，他一下子想起了他是谁。可是就在这时，“砰”的一声枪响，他猝然倒地。
　　两个凶手走出房门时，摇篮里的陆子惊醒了，她“哇”的一声啼哭，像黑夜里的一声惊雷，震得两个凶手浑身哆嗦了一下，他们本来想去把陆子也杀了，但他们不敢再耽搁了，赶快落荒而逃。
　　水户三雄在女儿的大声啼哭中苏醒过来，他觉得自己快死了，他现在只希望能够爬出去，告诉别人谁是凶手。当他艰难地爬到门口时，邻居大宏老师来了，是陆子的哭声惊动了他。
　　当警察署长中山荣和巡查桑田赶到现场时，水户还剩一口气，他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进吉，两个中国人。”说完便停止了呼吸。
　　现场勘查发现了凶手留下的血迹，现在至少可以认定，凶手是两个中国人，其中至少有一个凶手受了伤。后来到场的日本驻福州总领事田村贞治郎连夜将情况向福建省政府委员林知渊作了紧急通报，并让林知渊马上赶到现场。
　　一听杀水户夫妇的凶手是中国人，林委员顿时懵了。此前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我东三省，11月29日又占领我齐齐哈尔，昨天又占领了锦州，眼下台湾也控制在日本占领军手里，中国民众仇日情绪日日高涨，在福州，时闻有日本官员遭到中国老百姓追逐，日本对此早已恼羞成怒，正在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今夜的凶杀案处理不好，说不定会酿成大事端。想到这，林委员赶紧驱车来到现场。
　　恼怒之极的田村贞治郎大声对林委员说：“我以日本國驻福州总领事的身份，要求你们必须在24小时内抓住凶手！”林委员转身对赶到现场的中方警长安泰说：“大家记住了，24小时内务必破案！”
　　次日，林委员听到消息，台湾日本占领军已在调动部队，福建海面上的日军舰队也在蠢蠢欲动，大有向福建进兵之势。林委员和其他中国官员都很疑惑：怎么昨夜发生的事情，台湾日本占领军和他们的海军舰队这么快就知道了？
　　疑惑归疑惑，眼前的事情还得赶紧处理。中国警员开始展开了全面侦查。但是24小时过去了，水户夫妇被杀案还是没有侦破。面对日本方面的一再催促，林委员急得一筹莫展，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千万别和日本陆海军在福建开战，一旦打起来，他担心在福建又会重演像四个月前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九一八”事变。
　　就在这时，他又接到了田村贞治郎的电话，让他速到日本领事馆。林委员一走进日本领事馆，劈头就遭到了田村贞治郎气势汹汹的责难：“24小时过去了，你们还没破案，分明是漠视我大日本侨民的生命！”说完，拿出了日本外务省为此事发来的训令大声宣读：
　　1、福建省政府应派代表来领事馆向日方道歉；2、对凶手处以极刑；3、对负责治安的人员惩办；4、给死者家属抚恤金5万元；5、给付东瀛小学一万元；6、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应添设巡逻警察驻所，并派军队保护。
　　当天下午，福建省政府紧急召开了委员会议，委员们担心此事处理稍有不周，会给日军留下进攻福建的口实。会上有人觉得这起事件后面好像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但一时又说不清楚。讨论到最后，决定本着“忍”的原则，答应日本外务省提出的6条条款。
　　安泰警长终于获得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这天安泰警长见到了刚刚出差回来的东瀛小学教导主任陈英子女士。陈英子是由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总督府派到福州东瀛小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她早在日本时就和水户认识，后来又一起共事，对水户老师的为人非常了解，所以见到安泰警长，陈英子很肯定地说，水户夫妇平时待人好，没有仇家，绝不可能死于仇杀。
　　一天，安泰警长接到陈英子的电话：“上次你来，是不是说过水户君临死前曾经提到‘进吉’这个名字？”
　　安泰警长说：“我说过这事，你说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陈英子说：“现在我想起了一个叫洪进玉的中国人，他又叫进吉。”
　　原来当时福州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天田洋行杂货铺，洪进玉是这家杂货铺的伙计。后来有个中国老板在福州开了一家新时代西服店，老板想做日侨的生意，知道洪进玉认识不少日本人，就用高薪把他挖了过去，陈英子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现在，陈英子对安泰警长说：“当时他给了我一张名片，我看了看说，你叫洪进玉？他对我说，你也可以叫我进吉。我也曾听水户君和光子说过，他们在新时代西服店做西服，就是由洪进玉介绍的，洪进玉还去过他们家。”
　　安泰警长决定马上去调查。然而，就在安泰警长到新时代西服店进行调查时，洪进玉却神秘地失踪了。一个伙计说，几天前他在厦门看到过洪进玉，走路一拐一拐的，腿好像受了伤。
　　多方消息确认，洪进玉已畏罪潜逃到厦门。而这时候一个更大的疑惑充溢在安泰警长脑际：日本方面对侦查此案表现得并不积极。安泰警长事后还知道，陈英子以及天田洋行都曾受到日本警探的口头告诫，不要过多地和中国警员接触。安泰警长决定到厦门去追捕洪进玉。他把福州的侦查工作交给了老资格的警员老土。
　　老土通过分析，估计受伤的凶手当时很有可能去医院求治，于是他和其他警员分头去福州各家医院和私人诊所侦查。博爱医院外科的林医生听老土警员说明来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说：“你们稍等一会。”说完他就出了门。
　　林医生很快就回到了办公室，手里多了一份病历资料。“这个人大腿部受到刀伤，是1月3日凶杀案发生的当晚到我们医院来治疗的。”老土接过病历卡翻看了一下，尽管姓名不是洪进玉，但根据分析，他无疑就是洪进玉。
　　老土问林医生：“是谁送他来的？”
　　“一个中年男人，瘦长个，尖脸，也是中国人。那个受伤的人叫他李哥。”
　　老土说：“这几天请你配合我们找凶手，那个姓李的人就是另一个凶手，你见过他，应该认识他。我们让你坐在车里，你只要留意过往的行人就行了。”
　　这时候，中方警员觉得中山荣警长和桑田巡查对中方侦查此案越来越不配合了，尤其是在中方接受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6条条款以后，日方对破案的热情一落千丈，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甚至表示，如实在破不了案就以后再说。
　　这天，老土对林委员说，“我觉得这起凶杀案怎么掂量都有问题。”
　　林委员说：“我也感到这后面似乎隐藏着什么。”
　　两天以后，林委员突然接到田村贞治郎的电话，“我昨天已经卸任，就要回国了，今天想请你共进晚餐，算是作别。”
　　林委员根本无心与他共进晚餐，但他想到，田村贞治郎喜欢喝酒，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让他酒后吐出真言？
　　


　　席间，几杯酒下肚，田村贞治郎的舌头渐渐打起了卷。林委员故意长叹一声：“田村先生，你我合作一直很好，遗憾的是，在水户案件上我们却……”
　　林委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田村贞治郎打断了：“有个人叫李炉已，是为我们做事的台湾人，他全都知道……”
　　林委员想起了老土说过另一个凶手姓李，忙追问道：“你认识李炉已？”
　　“不认识，据说他经常往来于台湾与福州之间。”说完，田村贞治郎醉倒了。
　　于是，福州警察局严密监视从台湾开来的轮船。一天黄昏，一艘台湾客轮停靠上了福州码头，老土警员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下船的旅客，一个中年男子的眼睛正好与老土对视了一下，随即慌张地避开了。老土顿时起了疑心，他让对方出示证件。那人在身上掏了半天也没掏出证件。“忘记带了，我是来福州买东西的。你看，我带着钱。”
　　就在这一瞬间，老土发现对方长着一张瘦削的尖脸，再朝他刚掏出来的装钱的信封瞥了一眼，信封上有“李炉已”三個字。
　　“你叫李炉已？”
　　“是的。”
　　“李炉已，跟我走吧！”
　　到了警察局，李炉已意识到情况不对，想否认自己是李炉已。老土说：“别抵赖了，你一进来，就有人指认你了，1月3日晚上，你陪受伤的同伙洪进玉上他那里治疗过。”
　　老土的话，让李炉已呆愣了好一阵回不过神来。原来他此行是秉承小野大尉的指令，接应洪进玉，继续策划罪恶事件的。
　　李炉已被抓获了。但意想不到的是，却被中山荣警长和桑田巡查强行带走了。中山荣警长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对老土警员说：“水户夫妇是日本侨民，现在凶手抓到，理应交给我们审讯。”原来中山荣警长和田村贞治郎一样，也知道这起凶杀案背后另有隐情，只是不清楚具体内幕，只知道李炉已是受台湾占领军军部指使的，而这无疑不能让中国方面知道。
　　中山荣警长将李炉已带回后立即审讯，关于此次审讯内容，李炉已后来写了一份详细的《自白书》。通过这份《自白书》，水户夫妇被杀案背后的阴谋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时年39岁的李炉已是台湾人，读过师范。日本军占领台湾后，被日军收买。后来他在福州认识了洪进玉，将他发展成了心腹。1931年10月5日，台湾占领军情报系统的小野大尉秘密召见李炉已说：“为了贯彻我们的国策，要向福州进兵。但进兵必须找到借口。所以，我们想让你在福州制造事件。这事件不能太小，太小了掀不起波澜。”
　　“我该怎么干？”
　　“你可以组织人在福州杀死几个日本侨民，也可以烧日本领事馆，这样我们出兵就有了借口。”
　　1931年11月的一天，李炉已开始了行动。据他在《自白书》中交代，他首先秘密召集反省政府派系的12个团体代表在福建省长乐县壶井乡开了一个会议，会上议定成立亲日新政府，除了要12万发子弹外，还要求一旦他们从长乐攻打福州经过闽江下游时，日本海军要出动协助。
　　会后，根据小野大尉的指示，李炉已悄悄溜到泊在福建海面上的日舰“矢矧号”上，与舰长岩村商谈此事。
　　之后，李炉已频繁奔波于台湾和福州两地，由最初的策划闹事，到酝酿搞独立。1931年岁末，小野大尉再次召见李炉已，告诉他，日本要按预定军事行动向锦州出兵，这正是南北呼应出兵的好时机。李炉已当即赶回福州积极活动起来。事也凑巧，1932年元旦这天，田村贞治郎总领事和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到福州西湖公园游玩，遭到群众袭击后受了点轻伤，受到煽动的一些日侨在居留民会上强烈要求惩处打人者。当时李炉已和洪进玉也在现场，看到这场面，他们都觉得时机成熟了。李炉已对洪进玉说：“现在福州比较乱，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杀几个日本人，就在今晚动手。”
　　这时候洪进玉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到了晚上，我们还找不到适合下手的日本人怎么办？”
　　李炉已眼露凶光说：“一时实在找不到下手对象，你就把我老婆孩子杀掉。这是万不得已的第二套方案。”
　　由于白天发生了袭击日本人事件，激怒了日本侨民，所以当晚福州特别加强了治安力量。以至夜很深了，李炉已和洪进玉也没有找到能够掀起大波大澜的杀人放火机会。就在李炉已打算让洪进玉实施第二套方案时，洪进玉突然想到了东瀛小学的水户老师和他妻子光子。洪进玉说，“水户夫妇虽然不是日本名人要人，但杀了他们影响也不会小。”
　　作案后的次日一早，洪进玉逃往厦门，暂到他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一阵，李炉已则溜到台湾，去向小野大尉汇报。没想到小野大尉听了汇报后大发雷霆，“杀水户夫妇顶个屁用！”确实，水户夫妇遭凶杀后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足够大的震动，而且事件发生后，在处理善后事情上，中国方面态度诚恳，这样一来，台湾占领军再向福州进兵，显然“师出无名”。
　　现在，日本方面遇到难题了：李炉已被抓到了，按说应该处以“极刑”，但考虑到李炉已对日本侵略中国仍然可以利用，所以小野大尉极力奔走要救李炉已。这时候，厦门方面传来消息，安泰警长已抓捕到洪进玉。这使小野大尉救李炉已一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日方提出，先对杀害水户夫妇的“直接凶手”洪进玉处以极刑，李炉已因还有其他犯罪嫌疑，需带到台湾继续审讯，当然，这是一个借口而已。
　　不过李炉已并没有得到“善终”。1943年初夏的一天，在一次酒会上，时任“满洲国中将”、春风得意的李炉已一口气喝干一杯陈年法国红葡萄酒后，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天旋地转。
　　“我中毒了！”当李炉已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迟了，他恍恍惚惚看到同僚中一个反对派的杀手正在人群中朝他发出得意的狞笑。他猝然倒在地上，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