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向公众普及了缺失的科普知识，以及重新审视敬畏自然之道。同时也为人们明晰了很多认识，比如真相对于公共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专业人士在风险社会中的价值。
　　随着疫情不断升级，信息嘈杂，人们不知听谁的，于是谣言四起，各种阴谋论盛行。同时，专家也被讽为“砖家”，但临到人命关天之时，不听专家的又听谁的？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要问：谁来甄别谎言与真相？专家们在决策中又是如何担负起社会责任的？
　　早在2019 年12 月29 日，湖北当地疾控部门就收到不明肺炎上报信息，立即启动调查工作。1月2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确定了2019n-COV全基因组序列，明确不明原因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此时关于谎言与真相本应有明确的判定了。但当地官方不仅没有向公众发出预警，反而公开宣称“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那么是谁下的错误判断，贻误战机？除当地官员的本位意识外，参与其中、了解具体情况的专家也难辞其咎。
　　诚然，无论是专家组、疾控中心、卫健委，恐怕都没有瞒报的膽量。只是在“听谁的”问题上出现了差别。
　　面对危及公众安全的重大疫情，尤其是面对一场新出现的疫情时，应该如何决策？如何做出判断？也就是怎样处理专业知识与行政权力的关系，让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相得益彰，更重要的是让不同专业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疫情预警和防控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换句话来说，就是行政决策体系应该如何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判断？在疫情早期预警中，唯有将专业人士放置于C位，整个社会体系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机制。而置于C位的专业人士应该由流行病学家、一线临床医生和病毒学家组成，专家学者们应该遵从学术伦理，将公众利益置于首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公众利益的“守门人”。
　　面对科学认知尚不完全明确并在不断变化中的突发性疫情，行政力量和行政机制的一统天下，常会呈现治理失灵。所谓现代治理体系和能力，就是要把专业人士的意见充分纳入到行政体系中。
　　此次武汉突发疫情中，如果从一开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在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场景发挥其应有的力量，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当然，专业人士除专业分工外还须有专业精神——对工作极其热爱和投入，并担负对公众利益的责任，只有这样他们的“权威性”“公信力”才叫得响，公众才会认为“专家说了，可防可控，我就放心了”。专家要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社会要继续给予专家说真话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专家自己要有专业精神。
　　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风险社会，即指由于某些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引发社会灾难。风险社会越来越依赖专家系统，但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认知和决策判断上存在问题，受制于权力和利益，因而权威性受到质疑。
　　风险社会的最大风险就是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一个专家如果在自己学术领域本身都不能执著向前，不能持之以恒，又怎么能够期待其在社会进程中给出建设性、负责任的批评意见呢？专家必须强调自由探索的精神，培养学术独立意识和责任意识，担起公众安全“守门人”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