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在韩国国会议事堂前的国会广场正式宣誓就任总统，意气风发地宣扬自己治国理念。然而四年之后，昔日的誓言被韩国民众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所击碎，政治动荡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韩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痼疾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韩国总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国务总理只是总统的主要行政助手，最高决策的核心部门——国务会议的成员也是由总统根据国务总理的推荐任命。这种政治体制决定了韩国总统可以建立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的“决策圈子”，从而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执政风格，而这也给亲信不法介入打开了一扇窗口。
　　朴槿惠执政之初，就有传言说其不擅沟通，甚至有人称其为“手册公主”，讽刺她只会按照手册讲话。这种出身官僚却又不善交际的总统一旦掌握大权，很难不会落入擅权与亲信干政的窠臼。2014年的“世越号”沉船事故暴露出朴槿惠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不力的弱点，而时至今日，她在事故发生当天的行踪仍是瞩目的焦点。
　　2016年7月，朴槿惠政府宣布在星州部署“萨德”系统，事前却未与当地政府、民众进行沟通和说服，这种武断的做法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与抵制，再次凸显出朴槿惠政府罔顾民意、搞小圈子的决策文化。“亲信干政”事件则给了朴槿惠致命一击，身为总统如此无视宪法，使崔顺实等亲信介入政治、逼迫企业捐款等，这些渎职行为深刻反映出韩国总统决策体制的种种弊端。
　　对朝政策完全走向了另一极端
　　在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上，朴槿惠在大选时的口号是南北之间的“信任政治”。朴槿惠曾表示愿意展开与朝鲜的对话，扩大开城工业园区，推动朝韩之间的进一步交流。然而，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实现，朴槿惠四年所展示出的对朝政策完全走向了另一极端。
　　好的政策缘何没有得到很好地履行？很多人认为这些貌似伟大的方案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并沒有十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措施。而且这些方案应该把目标放在与朝鲜发展关系上，而不应成为韩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的协商机制。对朝鲜而言，这些方案体现出的似乎是一种企图孤立朝鲜、并联合周边共同对朝施压的战略。这种结构上的缺陷不但不能实现南北关系的真正和解，反而使南北之间的不信任更为加深。而南北之间的互不信任使得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一直摇摆不定。
　　在朴槿惠任职期间，朝鲜不断推进其核武能力，导弹发射频频。而朴槿惠除了推进强硬政策，别无其他应对，这也深刻反映出冷战思维仍然主导着韩国的对朝政策。在朴槿惠执政后期，韩国军方恢复在三八线上对朝广播，并全面中断韩朝开城工业园区运营。不仅如此，朴槿惠在国会演讲中屡次提到“朝鲜崩溃”，并希望通过对朝鲜强有力的施压使其内部发生变化。朴槿惠政府将朝鲜“人权问题”与“核问题”并列为韩国对朝政策的“核心问题”。2016年3月2日，韩国国会通过了《朝鲜人权法》，这是韩国宪法史上首次制定介入朝鲜内部“人权问题”的法案，被认为是韩国促使朝鲜内变的重要步骤，将对韩朝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在对“朝鲜崩溃”的迷思中，朴槿惠结束了她“统一大发”（“大发”是韩语中表示“赞”的流行语——编者注）的旅程，将一个南北高度对立的僵局移交给下一届政府。
　　外交上留下了难解的棋局
　　在外交政策上，朴槿惠政府始终在中美之间摇摆，最终还是被绑上了美国的战车之上。执政之初，朴槿惠十分重视对华关系，多次访问中国，尤其是在2015年9月，朴槿惠不顾美日“不悦”，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中国的欢迎。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使中韩经济关系更为紧密;韩国陆续归还中国志愿军烈士的遗骸，赢得了来自双方的高度评价。中韩关系一度达到建交以来的最佳时期。但不到一年时间，中韩关系就因“萨德”入韩降至冰点。四年间，中韩关系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从中得到的教训令人深思。
　　对于韩日关系，朴槿惠政府在初期一直淡化与日本的关系，甚至在公开场合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但为了在任期内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2015年12月28日，韩日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韩方表示，若日方能切实履行承诺，韩方将确认慰安妇问题终结。虽然日本“向慰安妇受害人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并承诺进行赔偿，但韩国政府的决定事先仍未与韩国社会进行充分沟通，因此引发韩国社会团体的大规模抵制，结果使韩日关系更加恶化。2017年1月6日，因为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前被安放了慰安妇铜像，日本宣布采取临时召回驻韩大使等一系列举措，日本驻韩大使至今仍未回到首尔（截稿至3月20日）。纵观朴槿惠任期的外交政策，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给下届政府留下的是一盘难解的棋局。
　　如今，朴槿惠黯然入狱，踏上了一条前路未卜的旅程。在她个人因素之外，韩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深层的制度性弊端以及一些保守的政治思维也是韩国人应该反思的问题。改革正当其时。青瓦台又将迎来新的主人，殷鉴不远，是改弦易辙抑或重蹈覆辙，不妨拭目以待。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