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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茫然地看向那个叫亮亮的男孩。他已经点了三次男孩的名字，他却没有回答。一旁的学生们嘻嘻地嚷起来，“他是哑巴，他是哑巴！”
男孩十一二岁，身体单薄，抱着两臂趴在课桌上，半低着头，两眼惊慌，两腮通红，厚嘴唇一张一合，发出呜——呜的声音。
郭斌愕然之余，很紧张。这是他有生以来上的第一堂课。他大学毕业已经两年，正处在寻找人生道路的阶段。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钱和权力不是我最想要的”、“简单的、没有价值的人生不能忍受”—却并不清楚到底要什么。
来到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这个山村小学，纯属意外，却似乎成了“命运的瞬间”。学校被群山包围，方方正正，有红旗，有一排教室，“觉得以前好象在梦里见过。”
他找到校长，留了下来，教五年级的语文和其他一些课程。月薪八十元，另加班主任费七元。
亮亮并不是哑巴，只是有严重的“自闭”倾向——上学五年，上课时没有回答过问题、没有读过课文。老师一直对他不闻不问，几乎没有朋友。
郭斌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用左手的他被父母强行矫正使用右手，产生了很多连锁反应，“学习困难、注意力障碍、书写障碍、情绪障碍、语言障碍等等，甚至连打电话都很困难。”
他想要去帮助那个孩子，“有一个很强的愿望”。
他看了很多书，发现都没有用，干脆扔到一边，“开始细细地去想那个孩子的内心感受”。他想了一个“滥竽充数”法，并告诉亮亮，“你其实是可以的。”
上课时，郭斌让亮亮站起来陪他一起读书，也会不时安排三、五个同学和亮亮一起读，“最多的时候有十二三个孩子陪他一起读，这样他感觉好的时候就读出来，感觉不好时就只张嘴不发音，所以叫‘滥竽充数’法。”
郭斌给班上带来了很多课外书，让亮亮当图书管理员。“因为每天大家要借书、还书，就会和他产生交流，即使感觉不好，他也必须要做。”
不到一个月，孩子变了。“以前见到熟人和老师不敢直视，现在可以打招呼。原来没有朋友，现在在班里有一些好朋友，有说有笑，上课也可以回答问题，读课文。”
第一次，郭斌看到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他看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此后六年，从农村学校到城市学校，从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老师到管理者，并最终于2004年成立真爱教育，郭斌发现，“探索孩子、发现孩子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最有趣的工作。”
但是，抛开社会和公众容易看到的身体和贫困造成的问题，他发现，无论农村儿童还是城市儿童，他们都面临更多新困境，都一样地不快乐。
他们的不快乐，更多源于，在当下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下，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被焦虑的、对未来充满恐惧的父母剥夺了。
“学心理学的都了解，一个孩子自出生起就有一个自我评价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有它的一个发展规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学校和社会会‘不小心’破坏这个系统。”
郭斌解释，“心理学里强调无条件的爱，但是很多家长很难做到。我对孩子有一个要求，当他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就满足他，给他喝牛奶，给他苹果吃。如果他做不到，我就会用暴力等方式对待他。那孩子怎么办？他会想，我的父母是不是真的爱我？他很弱小，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评价系统来适应。”
如此，问题出现了。对抗者，厌学、叛逆，“比如自杀、自残、攻击他人，强迫症、抑郁症等等。”服从者，则失去了自我。
“今天，中国儿童成长的风险，比之从前高得太多。”郭斌感叹。比如，当下中国有8000万～9000万独生子女，围在每个孩子身边的那六个利益相关人组成的圈，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压力。“过度的关注，其实也就意味着伤害。”
但是，很少有父母意识到问题所在。“每个孩子都是一把锁，要找到合适的钥匙才能打开，但很多家长和老师会随便拿一把钥匙去开，打不开就很生气，就说锁是坏的。”
真爱教育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只有29%的家长认为自己了解或者比较了解自己孩子心理发育的特点。
2012年，对应因大病、残疾造成困境的儿童和流浪儿童、孤儿等传统困境儿童，郭斌提出了“新困境儿童”概念。他把遭受家暴的困境儿童分为三类：
高风险家暴困境儿童—直接遭受父母身体暴力的儿童；一般性家暴困境儿童—孩子因为一些小问题，或者家长工作压力比较大，就会对孩子有一些身体上、语言上的暴力或者冷暴力；潜在家暴困境儿童—对孩子宠爱、溺爱；家长间对待孩子不一致；凡事包办、凡事控制—这些以爱的名义进行的伤害很少被认识到，“但几乎是百分之百存在。”
他意识到，要帮助各种困境儿童走出困境，还其健康快乐，“一定要从父母做起。”
但是，这并不容易。
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誉满全球的夏山学校的创始人A.S.尼尔在所著《夏山学校》一书中说，“在每个家庭中，父母就是上帝。父母有法定的权利以任何方式教养孩子。他们可以打他、吓唬他，让他没有好日子过。法律只有在孩子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时才能干涉，而对更严重的心理创伤，丝毫无能为力。不幸的是，父母总以为他们是对的。”
五十多年过去，尼尔所说的这个事实，在当下中国仍然大量存在。
“在中国，提到儿童权利，很多家长就反对。他们说你们要讲孩子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在什么地方呢？你们主张孩子的权利和自由，那我的孩子考不上大学，我找谁去 ？”
当下，有很多国际儿童保护组织都在中国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和观念的冲突，真正能够接受和保护儿童权利的家长比例还是偏低的。”
為此，郭斌采取了一些理性的策略。
“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事实，一些高风险困境儿童的家长本身也是受害者，也需要帮助和支持。并不是你对他进行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就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真爱教育有时会避免使用“困境”和“家暴”这些词，“但是我们会针对家长和志愿者分别做一些分级分类课程，比如针对比较焦虑的家长，课程里就不会提困境，当他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再循序渐进。”
郭斌和真爱教育目前正在探索一个新模式。“一般的和潜在的这两类家暴困境儿童的家长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通过让他们学习，让他们的孩子受益，再让他们成为志愿者，去传播，构建一个网络，最终保护高风险的困境孩子免于伤害。”
当下，做能力建设是真爱教育的方向所在。“我们希望培养更多国内的儿童保护组织，特别是做家暴的这些组织，让他们更好地成长，有能力来做好更多儿童保护的工作。”
今后，郭斌打算加强和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为儿童保护和教育提供专业的研究数据。“我们发现儿童保护的相关利益方都说儿童保护很重要，但是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希望能有一些好的研究，能够推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解决。”
郭斌希望更多力量能加入进来，“让我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他接触过一些企业的基金会，“但它们更愿意资助一些活动。”
“传统困境儿童从政府到公益组织到社会都比较关注、资源投入也比较多，但是新困境儿童在数量上是它的1000倍以上，而且传统困境儿童同样会面临新困境儿童面临的困境，所以需要更加关注。”为此郭斌还将继续寻找新的资源。
男孩十一二岁，身体单薄，抱着两臂趴在课桌上，半低着头，两眼惊慌，两腮通红，厚嘴唇一张一合，发出呜——呜的声音。
郭斌愕然之余，很紧张。这是他有生以来上的第一堂课。他大学毕业已经两年，正处在寻找人生道路的阶段。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钱和权力不是我最想要的”、“简单的、没有价值的人生不能忍受”—却并不清楚到底要什么。
来到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这个山村小学，纯属意外，却似乎成了“命运的瞬间”。学校被群山包围，方方正正，有红旗，有一排教室，“觉得以前好象在梦里见过。”
他找到校长，留了下来，教五年级的语文和其他一些课程。月薪八十元，另加班主任费七元。
亮亮并不是哑巴，只是有严重的“自闭”倾向——上学五年，上课时没有回答过问题、没有读过课文。老师一直对他不闻不问，几乎没有朋友。
郭斌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用左手的他被父母强行矫正使用右手，产生了很多连锁反应，“学习困难、注意力障碍、书写障碍、情绪障碍、语言障碍等等，甚至连打电话都很困难。”
他想要去帮助那个孩子，“有一个很强的愿望”。
他看了很多书，发现都没有用，干脆扔到一边，“开始细细地去想那个孩子的内心感受”。他想了一个“滥竽充数”法，并告诉亮亮，“你其实是可以的。”
上课时，郭斌让亮亮站起来陪他一起读书，也会不时安排三、五个同学和亮亮一起读，“最多的时候有十二三个孩子陪他一起读，这样他感觉好的时候就读出来，感觉不好时就只张嘴不发音，所以叫‘滥竽充数’法。”
郭斌给班上带来了很多课外书，让亮亮当图书管理员。“因为每天大家要借书、还书，就会和他产生交流，即使感觉不好，他也必须要做。”
不到一个月，孩子变了。“以前见到熟人和老师不敢直视，现在可以打招呼。原来没有朋友，现在在班里有一些好朋友，有说有笑，上课也可以回答问题，读课文。”
第一次，郭斌看到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他看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此后六年，从农村学校到城市学校，从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老师到管理者，并最终于2004年成立真爱教育，郭斌发现，“探索孩子、发现孩子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最有趣的工作。”
但是，抛开社会和公众容易看到的身体和贫困造成的问题，他发现，无论农村儿童还是城市儿童，他们都面临更多新困境，都一样地不快乐。
他们的不快乐，更多源于，在当下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下，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被焦虑的、对未来充满恐惧的父母剥夺了。
“学心理学的都了解，一个孩子自出生起就有一个自我评价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有它的一个发展规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学校和社会会‘不小心’破坏这个系统。”
郭斌解释，“心理学里强调无条件的爱，但是很多家长很难做到。我对孩子有一个要求，当他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就满足他，给他喝牛奶，给他苹果吃。如果他做不到，我就会用暴力等方式对待他。那孩子怎么办？他会想，我的父母是不是真的爱我？他很弱小，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评价系统来适应。”
如此，问题出现了。对抗者，厌学、叛逆，“比如自杀、自残、攻击他人，强迫症、抑郁症等等。”服从者，则失去了自我。
“今天，中国儿童成长的风险，比之从前高得太多。”郭斌感叹。比如，当下中国有8000万～9000万独生子女，围在每个孩子身边的那六个利益相关人组成的圈，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压力。“过度的关注，其实也就意味着伤害。”
但是，很少有父母意识到问题所在。“每个孩子都是一把锁，要找到合适的钥匙才能打开，但很多家长和老师会随便拿一把钥匙去开，打不开就很生气，就说锁是坏的。”
真爱教育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只有29%的家长认为自己了解或者比较了解自己孩子心理发育的特点。
2012年，对应因大病、残疾造成困境的儿童和流浪儿童、孤儿等传统困境儿童，郭斌提出了“新困境儿童”概念。他把遭受家暴的困境儿童分为三类：
高风险家暴困境儿童—直接遭受父母身体暴力的儿童；一般性家暴困境儿童—孩子因为一些小问题，或者家长工作压力比较大，就会对孩子有一些身体上、语言上的暴力或者冷暴力；潜在家暴困境儿童—对孩子宠爱、溺爱；家长间对待孩子不一致；凡事包办、凡事控制—这些以爱的名义进行的伤害很少被认识到，“但几乎是百分之百存在。”
他意识到，要帮助各种困境儿童走出困境，还其健康快乐，“一定要从父母做起。”
但是，这并不容易。
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誉满全球的夏山学校的创始人A.S.尼尔在所著《夏山学校》一书中说，“在每个家庭中，父母就是上帝。父母有法定的权利以任何方式教养孩子。他们可以打他、吓唬他，让他没有好日子过。法律只有在孩子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时才能干涉，而对更严重的心理创伤，丝毫无能为力。不幸的是，父母总以为他们是对的。”
五十多年过去，尼尔所说的这个事实，在当下中国仍然大量存在。
“在中国，提到儿童权利，很多家长就反对。他们说你们要讲孩子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在什么地方呢？你们主张孩子的权利和自由，那我的孩子考不上大学，我找谁去 ？”
当下，有很多国际儿童保护组织都在中国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和观念的冲突，真正能够接受和保护儿童权利的家长比例还是偏低的。”
為此，郭斌采取了一些理性的策略。
“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事实，一些高风险困境儿童的家长本身也是受害者，也需要帮助和支持。并不是你对他进行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就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真爱教育有时会避免使用“困境”和“家暴”这些词，“但是我们会针对家长和志愿者分别做一些分级分类课程，比如针对比较焦虑的家长，课程里就不会提困境，当他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再循序渐进。”
郭斌和真爱教育目前正在探索一个新模式。“一般的和潜在的这两类家暴困境儿童的家长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通过让他们学习，让他们的孩子受益，再让他们成为志愿者，去传播，构建一个网络，最终保护高风险的困境孩子免于伤害。”
当下，做能力建设是真爱教育的方向所在。“我们希望培养更多国内的儿童保护组织，特别是做家暴的这些组织，让他们更好地成长，有能力来做好更多儿童保护的工作。”
今后，郭斌打算加强和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为儿童保护和教育提供专业的研究数据。“我们发现儿童保护的相关利益方都说儿童保护很重要，但是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希望能有一些好的研究，能够推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解决。”
郭斌希望更多力量能加入进来，“让我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他接触过一些企业的基金会，“但它们更愿意资助一些活动。”
“传统困境儿童从政府到公益组织到社会都比较关注、资源投入也比较多，但是新困境儿童在数量上是它的1000倍以上，而且传统困境儿童同样会面临新困境儿童面临的困境，所以需要更加关注。”为此郭斌还将继续寻找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