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贻伟：举个例子，比如前几年有一些民营企业离开南海到其他地方投资去了。于是南海政府研究这些客户为什么离开，难道对方土地就一定便宜，企业家就宁愿为这两三万地价跑出去?后来分析发现还是政府对企业关心不够。于是政府着力打造服务的软环境，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取消区一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精简和规范审批程序，调整审批权限，公开审批事项，减少层次，实行“两收两放”，即收回镇(街道)部分初审权和科长否决权，下放镇(街道)和科长部分终审权，有效解决“科长现象”和“中间环节办事难”问题。
　　过去我们发现一些事情到了科长这一层就阻塞了，局长也往往有大局观念，但科长提前给你否了，到不了局长那里。我们把这叫做“科长现象”。怎么办?我们就取消了科长的终审否决权，科长只能办事，不能说不，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机关的效率和作风问题。
　　关于“有为”和“为什么”的问题，我经常告诉我们的干部，什么是公务员?它有个最新的定义：如果这个社会一天都不能离开它，没有第二个提供者，它就是“公务”的。邮政和电信过去我们认为不能有第二者，但发现后来多几个公司竞争也挺好，它们就不是公务。如果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被人家取代，那么你以后生存就可能有问题，你要使得自己的单位不可被取代，社会不能一天离开你，就必须为社会增值服务。
　　
　　触及某些干部的利益怎么办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镇街撤并调整，在很多地方都碰到了阻力，牵扯到很多分流的干部安置，南海是怎么做的?
　　李贻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镇与镇连接得太密会产生很多矛盾，比如说市政建设这一块每个镇都要搞污水处理厂，A镇在郊外发展的工业园区可能正好就处于B镇的中心，这样很不经济也不合理。有的三个镇合并后同建一个大的污水处理厂，同修一条黄金主干道，节省成本的同时还使效用最大化。有的四镇合并成立管委会，书记镇长合理调配，谁工业抓得好就放到工业口上，谁商业搞得活就派去做商业。小镇成立服务办公室，有点像街道居委会。镇街撤并，公务员并没有被解雇，而是不断地分流到基层和服务机构，这样也使得政府能够提供更加直接细致的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这样做触及某些干部的利益怎么办？
　　李贻伟：去年我们把17个镇街合开成8个，力度是相当大的。的确也有极个别干部认为把他安排得不够好，但我们通过做工作，说明政府要从镇的发展方向来选干部，在这方面不能讲私人感情，后来他们自己也接受了。同时，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只是调整岗位，并没有裁减人员。因为我们基层干部配备总体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只是充实了基层，让更多原来坐机关的人流动到基层的服务窗口部门，这样也强化了政府的服务功能。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到工作中的私人感情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在决策执行中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李贻伟：以前西方很多企业选人时多考虑的是他的背景、学历、经历等等，现在补充了一条，看他是不是感情软弱。因为你要推行一项决策，在落实计划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个时候各种反馈意见就会不断出现，例如亲戚朋友提醒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哪一方面要注意了，往往使你的计划开始打折扣，最后计划会不了了之，或者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凡做成事情总是要有人做丑人的。当然，我们不是要每个人都变得铁石心肠，但是要有所作为，必须意志坚强。心理脆弱，各种意见一来你就改变，最后事业做不成，自己也感到很窝囊。
　　前两年的南海，如果不是区领导班子下定决心推进东西板块战略，集中精力建设狮山园区，那南海的经济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个水平。我们在考虑镇街区划调整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讨论达到共识之后，一个星期就把这个事情拿下来了。我上次在电台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这是“砍排骨”。你不可能使用切肉的方法来切排骨的，必须用砍，否则力量都浪费掉了，达不到目的。
　　
　　创新执政
　　《瞭望东方周刊》：刚才谈到招商引资，外资不是政府单方面请他就能来的，南海吸引外资的秘密在哪?
　　李贻伟：现在已经有18家世界500强的企业落户南海，它们认为南海区政府是一个国际化的政府。企业给面子，政府就有信心。去年区政府提出“改革改善”，即重大问题改革，细微问题改善，提高政府自身能力。一个改革解决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抓住改善对企业的服务问题，一下子我们的整体吸引力就增加了。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说中央是宏观，企业是微观，那么地方政府如何在中观领域创新性地执政?
　　李贻伟：我永远不把南海当成一个大的地方。作为区长当然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更重要的是在区里想问题。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把自己的小家庭搞好，才有关心大家庭的能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创新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发展，不搞千篇一律。比如，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并不是只求发展速度，而是政府谋求各方共享南海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利益。对我们来说，不能只顾发展的速度，而不兼顾社会公平稳定。
　　再比如，在创新管理方面，我曾和我们税务局说，税局如果就是收税上缴，这个人浪费才能了。在这个收税过程中，含有丰富的资料。哪个行业税收在变化?哪种企业在变化?变化的原因在哪?我们税局就要进行分析，要像国家税务总局一样分析，既可以促进税收征管工作，又可以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提供决策参考，这样的话税局就不是一个出纳，而是一个会计师、分析师，能够把握市场脉搏，你说这个局长不就很厉害了吗?除非法律上明文禁止不能去做的，其他的都可以放开去做，这才叫创新创造。有时候很多旧的条条框框已经过时了，文件已经废除了，但是我们思想痕迹还没有消除掉。所以能不能突破思想上的条条框框，这是关系到创造力的核心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南海为了解决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在土地开发利用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
　　李贻伟：很多人一直闹不清政府辛辛苦苦征地招商引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群众的收入，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怎么一些村民就是不能理解和合作呢?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老百姓有句俗语：三棵树从某一个角度看就是一棵树。我看电视，欧盟宪法公投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没有通过，就是因为利益捆绑得还不够紧密。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概念：我们把政府，企业、农民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每做一件事，都想想对农民、对企业、对政府三方都有什么好处?这样一来大部分事情就好办了。
　　具体来说，我们改变了过去从农民手里拿地、然后再拍卖给企业的做法，而是和农民商量，看他们是和政府一起参与“三通一平”工作，还是愿意以土地入股企业，总之找到一个大家利益都最大化的方式，把三方都捆绑在一起，事情就好办了。
　　利益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创新的举措，也是一种创新思路。这种思路也可以用到我们工作的别的方面。
　　
　　安心做好檀木和红木
　　
　　《瞭望东方周刊》：处处留心皆学问，实际上你的创新灵感是来源于很多被别人忽略了的生活和工作细节，
　　李贻伟：对。孔子、老子、庄子都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不能一有困难就找回孔子、庄子。善于观察并谦虚地向自然和生活本身学习，是我近几年最大的心得之一。比如，人的成长，正如树木的成长一样，有的像速生桉树一类的生长得快些，有的则像红木和檀木一样，生长期很长，但木质却更坚硬，更具有价值，一棵檀木就能顶十棵桉树的价值了。无论哪一种树，只是在大自然中有不同的活法而已。
　　换言之，这也就是人生的有趣之处：无论是桉树还是檀木，无论你长得快还是长得慢，对社会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的干部，要安心做好一棵檀木、一棵红木，自我增值，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