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汝波的水墨画作品，承接着大中原悠远文脉与朴厚地脉的中原画风，既可接纳北派博大深厚的整体气势，承继了苍朴老辣的线质与皴法；又可汲取南派清新细腻的笔墨技巧，兼融了温润细腻的巧思与水墨，集雄、逸于一身，从而铸就了自己“既沉雄博大、又清新隽秀”的整体风韵，受到中国美术界的一致关注。
　　一
　　袁汝波是典型的河南人，沉稳平和，古道热肠。他的出生地河南新蔡县，既沐中原朴厚之风，又得楚地灵异之气，山川雄阔，草木妖娆，据传尧舜时代，伯夷因佐大禹治水有功，曾受封于此为吕侯国。独特的人文历史，赋予这里厚重的历史感和深藏的婉约情致。这里也成了艺术家袁汝波的精神源流，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据袁汝波自言，对绘事之痴爱源自孩提，那是一种对于艺术自然而热烈的饥渴。他不仅热衷于绘画，而且拉二胡、吹笛子样样能行，吟诗作赋信手拈来，艺术是他放飞心灵舒展自我的方式。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袁汝波幸运地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开始了他的艺术求学之旅，毕业后留校从教至今。
　　袁汝波是时代的见证者，他笔下骨肉俱立丰姿各异的芸芸众生，让我想起俄国的别林斯基对“人民性”的阐释：“我们的人民性在于描绘俄国生活图画的忠实性。”就河南的文化源流来说，宋代绘画的的写实传统很大程度上首先来源于儒家传统中的格物致知思想，画家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仔细观察来得到对象的真实体貌。袁汝波选择了具有“写实”基因的人物画，可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黄宾虹先生曾说：“画法莫备于宋。”肖像画在宋代叫做“传写”，即传神写照之意。山水画的写实意义在宋代及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风俗画、肖像画也在画院体制下和山水画平分秋色，表现了宋代的市井风情，其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其杰出代表。当然，《清明上河图》中的众多人物即使被表现得形神毕备纤毫俱现，也是匍匐在统治者的千里江山图里的芸芸众生，而袁汝波画作的时代性，集中体现在他笔下的民众，因为新时期主人翁地位的确立，终于从历史的灰暗背景中脱离出来，成为被观看被尊重被赞颂的主体。这是历史的进步，是时代的写照，也是艺术家美学观点的革新。三国时期曹植在其《画赞序》中曾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图画也。”绘画是“观”的艺术，“观”的对象和角度是艺术家世界观的表达和心性的体现。袁汝波观看那些风尘仆仆的劳动者，他们端庄、亲切、平和，他们承受着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像脚下的土地一样深沉浑厚，又以坚韧和热情挥洒着生活的希望。
　　袁汝波把劳动者和劳动作为美学的基本命题，他从一个中原之子的精神立场出发，从中国士大夫普遍存在的民本意识出发，发展出浓厚的人间情怀。这是他乡土情怀的深刻表达，也是艺术家自觉的精神担当。他的画作中的人，常常处于不事雕琢的自然环境中，有着乐天知命的坦然和达观，比如《秋收》《夏收》中怀抱麦穗的农民；《新农村》中质朴得略显拘谨的农民夫妇；还有《歇晌》中伫立在田间地头的劳作者，都有着土地一样的浑厚和质朴，仿佛他们只有生活在自然的环境里才能获得身心的安适。袁汝波对于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一再表现，绝非对于没落的农业文明的简单回望，事实上，这种自然才能赋予人的单纯和质朴，有一种人性意义上的高贵，更是对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当下现实的一种警醒。
　　二
　　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上，最早成熟的画科当属人物画。人物画曾在汉唐光耀画坛，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兴起，传神、载道的人物画让位于畅神、悟道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此后的千年间，人物画渐趋式微。进入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融所产生的激荡、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迫切形势，都激发艺术家从现实主义的方向寻求人物画新的突破和发展。
　　传统国画讲究意在笔先，画家创作往往是凭主观印象，不太在意形象外貌的真实而追求神似。从人体结构的透视学上来说，中国传统的人物画在外形上是失真的，特别是群像画，这一特点更为明显：皇帝又高又大，而身边的侍从又矮又小。在特定的时代，这样的画作具有一定的宣传教化功能，却削弱了审美表现力。中国现代人物画的美学体系是由徐悲鸿和蒋兆和开创的，即“徐蒋体系”，其特点是：以传统人物画作品为底版，加上写实油画的造型和色彩等技法来表现现实题材。因为艺术史是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里依然涉及到现代水墨人物画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中国传统绘画语言与以素描为代表的西方造型观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对待二者关系的态度不仅影响一个画家的技法与风格，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决定着一个国画人物画家艺术成就的高低成败。
　　作为当代中国画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主攻水墨人物画的袁汝波，有着日日年年的速写功课打下的扎实根底，他长年浸润于河南大学这所百年老校的深沉与静穆中，加上自己在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过硬的造型能力，使得他對人物画的创作和表现早已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他从不卖弄自己的技巧，更不会把艺术作为理论的解读，而是长久地深入生活，谦逊地研究时代，诚挚地表达自己那炽热的感情。袁汝波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速写不仅是要加强自己的绘画基本功，而是要获得人物的高度现实性，他习惯于在速写底稿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想象与取舍。基于生活本象的芜杂含混，他从不刻意营造人物或环境的光洁净雅，而是反其道行之，以笔造境，对物象进行“粗砺化”处理甚至是有意略加“艺术丑化”，由此产生的苍凉拙朴之感，暗合了中原文化特有的深沉质朴，《闹元宵》《闹春》《马街书会》，更是民俗民风的直接展示。他打破传统写意国画“雅正”式的艺术审美方式，大胆创新，从民风民俗的质朴浑厚出发，形成以“浑雅、朴拙、古厚”为核心的审美意趣，笔墨厚重、自然、洒脱，在河南画坛堪称独步。由此，袁汝波这个不事甜腻的人物画家，确立了他成为人物画领军人物之一的地位。 　　蒋兆和先生曾说：“中国画这一造型艺术的最大特点，它对物象外形的描写以及精神的刻画，主要是以简练的线条来表现的。它是从形象的主要结构出发，而不是像西画那样从抽象所感受的一定光暗形成的黑白调子出发。因此在表现方法上所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写实性极强的水墨人物画界，一个艺术家对线条和水墨的处理能力决定了他的艺术高度，在袁汝波的画作中，线条与水墨浑然一体却又内力充盈，点、线、块、面、水、墨简直吞吐着滚滚浪涛，让观者仿佛被水墨的海洋吞噬又感受物象内在的气韵神采。我们看这些林林总总的画作：《黄水谣》中粗犷剽悍的船工，在波涛汹涌中逆流而上顽强执拗的精气神；《新疆是个好地方》中的女子，有着纯朴自然、清丽出尘的姣好形象；以及以《大桥建设者》《大山的使者》《工友》《农民工》为代表的表现新中国建设者的画作，传达着劳动者的质朴深沉……袁汝波还有一部分绘画作品，例如《芳华》《恰同学》《校园风采》取材于校园，描绘了新时期大学生的生活，这类作品在整体的浑厚感中，透出丝丝缕缕“清逸”之气，这种轻松闲雅地表达，让创作者的风格更为丰富充盈。袁汝波对此表述过：“中国画，是最讲写意精神的，中国书法也是一样，直抒胸中意气。写意人物画，是表现生活中的人的精神状态，是表现这个时代的形象特征的情感表达。”
　　三
　　正像在小说创作中，最考验作者功力的乃长篇小说，一个水墨人物画家能否完成卓越的群像人物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了画者的艺术造诣，因为宏大的篇幅和丰富的内容，有助于艺术品表现出恢弘的史诗品质，也可能暴露出创作者的缺陷和短板。近年以来，袁汝波创作了一系列群像人物画：《南水北调工程》《铜墙铁壁》《红旗渠》。这些画作是对画家综合素质与画面整体统筹能力的挑战，画家要注意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呼应，还必须精确刻画人物形象，从构图到完成，都要竭尽全力运用笔墨和色彩营造人物众多的磅礴场景。
　　袁汝波之所以以群像人物画的方式表现这些题材，主要是因为这些画作传达的英雄主义和坚韧意志，是一种高昂的集体主义精神，是苦难浓缩成诗意的美好，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情怀和激情。袁汝波说：“新中国建设初期，是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昂扬的时代，人们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确实怀有战天斗地的豪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是嘴上说说，正是这种伟大的集体英雄主义才产生了红旗渠这样伟大的工程，也激发了我的艺术创作。”
　　在深入探讨《红旗渠》这幅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一工程的伟大和其蕴涵的精神意义。河南省林县修建红旗渠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6月全部竣工，历时10年。在那樣一个艰辛贫困的年代，一个年仅32岁的县委书记杨贵和他带领的60多万后援民众与施工一线劳动大军，锲而不舍，排除万难，硬是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开凿出71.6公里的主干渠，建成总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当年一线工地参加修建红旗渠的干部群众有7万多人，在修建红旗渠的10年艰苦奋战当中，先后有81位干部和群众为了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关心支持林县的工作，他对红旗渠的建设倾注了很多心血。他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974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红旗渠》。
　　几十年后，2011年10月16日，在新华社首发的长篇通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中，把红旗渠精神和伟大的中国精神相联系：“中国人喜欢用万里和千里这种极宽广的距离，来形容诗意和伟大，譬如用脚走出来的万里长征，用手凿出来的千里红旗渠。
　　两个事件都是在环境极其恶劣，物质极度困窘，在几近不可能的状态下完成的。唯一可以找到的共同点，是完成它们的人，都具备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气质。
　　当这种精神成为文化，当这种精神成为传统，当这种精神融入血脉，自然就有了与苍穹比阔的力量！
　　中国的道路，是走出来的；中国的江山，是打出来的；中国的富强，是干出来的；中国的精神，是几千年来的日月积攒出来的！”
　　习近平主席深刻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和其深远意义所激发出的创作冲动，袁汝波义无反顾地投入大型水墨人物画《红旗渠》的构思和创作。他在深入现场的同时查阅大量史料，亲自走访当年参加红旗渠建设的劳动模范，思绪万千皆飞珠溅玉，化为这漫天弥漫的水墨山石，沸腾人海，还有迎风飘扬在空中的红旗。他用焦墨线条勾勒英雄的面容，枯笔皴擦英雄的身躯，重彩渲染英雄的灵魂，所有这些都是画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最终，袁汝波创造完成的《红旗渠》成为包含上百个人物，长30米、高2.26米的大型史诗巨作。需要指出的是，这幅激动人心的作品不仅是杰出的绘画艺术作品，而且具有高度的历史文献价值，它以激越亢奋的水墨语言展现时代风云，以华丽多彩的笔墨传播正能量，成为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为河南省美术界赢得了殊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文化的复兴，时代和人民期待着涌现一大批优秀的精品力作，艺术家袁汝波正在讲述他心中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