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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写作，如果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意识，或许有利于理性、深刻地思考，避免出现思维谬误。应该承认，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会犯错误。不少人所持观点的背后，或许存在思维的谬误。环顾我们周遭，有很多失实表述、归因不当等现象，这是习惯性思维中存在的痼疾。这些错误归因的现象，往往用过于简单的方式去对待错综复杂的问题，诸如把众多原因当成单一原因，将主要原因当成次要原因，将表面原因当成深层原因，等等。
下面是作家刘诚龙的文章。
两份名单
我曾经把两份名单给十个人看，问他们对这些人是否熟悉，为什么熟悉，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翁同龢、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李汝珍、洪秀全、袁世凯。
十个人对第一份名单一个都不知道的有七人，说知道毕沅的有一人：“这毕沅我好像眼熟，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不是当代一个导演？”真知道翁同龢的有两人，这两人看过清朝辫子戏，知道他当过光绪皇帝的“帝王师”；知道刘春霖的有三人：“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一则知识性资料，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状元。”但是，没有人能够说上刘春霖还有其他“成就”。
十个人对第二份名单中的人物却大不相同：大多数人晓得他们是文学家、思想家或者是戏剧家，只是两三个人对李渔、洪昇、顾炎武与李汝珍说是有点陌生；有五人对这十人都熟悉，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份，能够说出他们的传世成就或者历史地位以及生平事迹。比如都知道蒲松龄是文学家，写有《聊斋志异》，是山东人；都知道洪秀全是农民起义领袖，领导过太平天国运动；都知道袁世凯在清末算得上“风云人物”，还当过短命皇帝。
现在，我把名单都呈现在阁下面前，阁下对两份名单中的人物熟悉情况如何？
我敢说，熟悉第二份名单人物的比熟悉第一份名单人物的肯定多得多。
可是，在当时，第一份名单中的人物是多么辉煌与显赫啊，他们被众星拱月，万人景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把他们捧在手心里；而第二份名单中的人物呢，不但别人可能有点嫌，还可能自己都有点嫌弃自己。
为什么？
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里的呢，全是清朝的落第秀才。
有清一朝，共出了一百多名状元，我从其中“随机”抽出十人，如果不嫌烦琐，把所有人都列出来，大多数人也是对他们不知姓甚名谁的，即使从首开科举之时算起来，把状元们列在我们面前，对他们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的又有几个？不是说所有的状元都一事无成，有些凭借天赋其才，也干出了成绩，比如文天祥，就不是只凭状元名号垂诸丹青；但是，那么多的状元乏善可陈也是事实；相反，有许多曾经落第而无比落寞的秀才们，不甘沉沦，敢于创业，数百年以后，名声卓著，千古流芳。
曾经那么夺目璀璨的大多已经是湮然无闻，曾经那么灰暗惨淡的却有那么多人与日争光，这其中原因何在？从状元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科举本身不是真正的选才或者说科举考不出真正的素质？是不是地位越高优越感越强，因而躺在乐境进取不了，或者说“学而优则仕”，官场扼杀人才？从落第者来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特意“苦其心志”？是勤能补拙，成就不会与起点完全成比例？是无知者无畏，生活在“体制”外的人更有“创造力”？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赢在起点并不能保证赢到终点，一时的光辉并不能保证终生的辉煌。这就是说，起点高的人应该警醒：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由此要懂得不要气傲；起点低的人应该自信：小时不了了，大时未必不佳，由此要懂得不要气馁。
这篇文章前七节的总结性的意思是什么？熟悉第二份名单人物的比熟悉第一份名单人物的肯定多得多。“为什么”以下两段，主要讲了几层意思？
一、状元乏善可陈，落第者千古流芳。二、状元角度：科举不利选才，乐境不思进取，官场扼杀人才；落第者角度：苦其心志，勤能补拙，体制外创造力。
首先，我们研究作者从状元角度所做的分析。
科举是否不利于选才，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但大家不要忘记，科举不是选秀比赛和才艺比武，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
为了证明这些状元后来发展乏善可陈，作者只分析了乐境和官场不好的一面。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乐境”带来了更好的成才环境，可以发展得更好，完全摆脱生活窘境，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官场”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可以结交认识社会上层人物，开拓人的视野，占据有利发展的平台。
即便是相对来说“乏善可陈”的那些人，原因也可能是复杂的。举例来说，王式丹，因其耳聋，不为康熙所喜，罢官归——生理健康的原因。刘子壮，中状元后三年去世，早夭——寿命太短的原因。 林召堂，清正廉直不阿谀权贵，不愿与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污，引退歸田； 刘福姚，其性刚烈，为人正直，故仕途不畅——均为性格原因。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考上状元以后，后来的发展是否“乏善可陈”，有否大的业绩和成就，其关键原因到底应该是什么？其实，考上状元带来的“乐境”“官场”都是外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考上状元是一个平台，一片发展的可能天地，或者说一个很大机遇，但是后来的发展，根本原因是自己的愿景，以及与之相应的努力、天赋和机遇。
事实上，作者所列举的这些状元也并非乏善可陈，而只是后人视而不见罢了。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讨论到。
由此可见，因果关系是复杂的。
但是，作者在解释“乏善可陈”原因的时候，在多种因素中，只讲了对其观点有利的一部分原因，忽视和舍弃了其他重要原因，最后把考上状元看作是没有出息、乏善可陈的唯一原因。这就是单因谬误。
一般说来，任何结果的产生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在确立因果关系时，如果把导致某一结果产生的多种因素简单地归结为其中的某一种因素，或者把导致某一结果产生的某个重要因素视为唯一因素，就犯了单一原因的错误。 现在，我们再从落第者角度看。
落第者后来能够让我们熟悉（取得重大成就），就如作者所说，主要原因是考不上状元吗？作者既然重点分析了蒲松龄和洪秀全，我们就以他们两人为例，研究分析一下。
先看蒲松龄：
蒲松龄生于书香世家，天性聪慧， 十九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但他此后的科场经历却始终困顿不振，一直考到六十多岁，才接受老妻之劝，放弃了仕途幻想。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得到一个已经无意义的岁贡生。大致从中年开始，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志异》，一直写到晚年。应该说屡考屡败，对蒲松龄的一生是有影响的。蒲松龄为什么总考不上？这和他一直在艰苦地写《聊斋志异》有关系。蒲松龄大概做私塾教师时，就开始写《聊斋志异》。他的好朋友张笃庆发现蒲松龄因为写《聊斋志异》影响到考举人，在《寄留仙、希梅诸人》尾联说：“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劝蒲松龄别写小说了，专心去考试吧。但是蒲松龄不听，还是写，其《偶感》云：“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这说明什么？其实他的真正的兴趣和理想的追求，在他的小说写作中。当然，他如果中了状元，只会得了人生助力，或许会更加名满天下，流传千古。
再看洪秀全：
洪秀全三次失败落选，重病一场，一度昏迷。后被宣扬上帝的基督教义所感动，萌发了信奉上帝、追求人人平等的观念。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弟。这就说明，落第只是他改变人生航向的最初原因，后来的发展是基于他创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他创立了拜上帝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南京建立了和清政府相对抗的政权。
由此可见，对蒲松龄、洪秀全来说，应试落第，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件。他们的成名，是由于加入了其他追求，而“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为了解释当前的某个事件，有时需要诉诸时间上很遥远的某个事件。有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有其他重要因素进入了由各种原因构成的长链之中。“追究一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此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物就越远，与其他事物之原因的联系就越近，特定事物的原因分子随深入程度而稀释，直至稀释为零。”这就是远因谬误。
此外，我们毕竟还要问：文章中所谓乏善可陈、湮然无闻者，实际情况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吗？
事实上，傅以渐：清开国状元、一代名相。王式丹：参与编修《明史》《大清一統志》《皇舆图表》《渊鉴类函》，分校二十一史诸书。毕沅：治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成《续资治通鉴》，历任陕西、甘肃、河南巡抚等，官至湖广总督。梁启超对之评价极高：“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其他如林召堂、王云锦、陈沆、刘福姚、刘春霖，这些人大多在仕途和学术造诣上不乏建树，而非真的乏善可陈。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些人为什么大家会相对不熟悉？其实，你没听说过人家的名字并不代表人家不厉害，只能说明你现在的思维、格局、学术水平离他们还太远。另外，这些考上状元的人，后来大多从事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不如李渔、蒲松龄那样，因为文学作品受众广名扬四海，而毕沅所作《续资治通鉴》，除了对史学研究感兴趣的人谁会注意到？
由此可见：不熟悉不等于没有成就。不熟悉与没有成就不能画等号；也不能把青史留名与成功简单地等同起来。仅仅以知名度或者人们的熟悉程度来确定人的成就大小，显得很荒唐。这其实是强加因果。借助于夸大、推断等思维活动，把原本毫无瓜葛的两个事物予以穿凿附会，使二者产生了某种关联，进而强行赋予它们一种临时性的因果关系。
虽然这篇文章的最后结论不乏道理——赢在起点并不能保证赢到终点，一时的光辉并不能保证终生的辉煌。但是，就材料与观点的关系看，文章所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因果关系方面，存在轻断因果——强加因果，错为因果——单因谬误、远因谬误等思维误区，需要我们在议论文写作时警惕。
下面是作家刘诚龙的文章。
两份名单
我曾经把两份名单给十个人看，问他们对这些人是否熟悉，为什么熟悉，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翁同龢、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李汝珍、洪秀全、袁世凯。
十个人对第一份名单一个都不知道的有七人，说知道毕沅的有一人：“这毕沅我好像眼熟，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不是当代一个导演？”真知道翁同龢的有两人，这两人看过清朝辫子戏，知道他当过光绪皇帝的“帝王师”；知道刘春霖的有三人：“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一则知识性资料，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状元。”但是，没有人能够说上刘春霖还有其他“成就”。
十个人对第二份名单中的人物却大不相同：大多数人晓得他们是文学家、思想家或者是戏剧家，只是两三个人对李渔、洪昇、顾炎武与李汝珍说是有点陌生；有五人对这十人都熟悉，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份，能够说出他们的传世成就或者历史地位以及生平事迹。比如都知道蒲松龄是文学家，写有《聊斋志异》，是山东人；都知道洪秀全是农民起义领袖，领导过太平天国运动；都知道袁世凯在清末算得上“风云人物”，还当过短命皇帝。
现在，我把名单都呈现在阁下面前，阁下对两份名单中的人物熟悉情况如何？
我敢说，熟悉第二份名单人物的比熟悉第一份名单人物的肯定多得多。
可是，在当时，第一份名单中的人物是多么辉煌与显赫啊，他们被众星拱月，万人景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把他们捧在手心里；而第二份名单中的人物呢，不但别人可能有点嫌，还可能自己都有点嫌弃自己。
为什么？
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里的呢，全是清朝的落第秀才。
有清一朝，共出了一百多名状元，我从其中“随机”抽出十人，如果不嫌烦琐，把所有人都列出来，大多数人也是对他们不知姓甚名谁的，即使从首开科举之时算起来，把状元们列在我们面前，对他们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的又有几个？不是说所有的状元都一事无成，有些凭借天赋其才，也干出了成绩，比如文天祥，就不是只凭状元名号垂诸丹青；但是，那么多的状元乏善可陈也是事实；相反，有许多曾经落第而无比落寞的秀才们，不甘沉沦，敢于创业，数百年以后，名声卓著，千古流芳。
曾经那么夺目璀璨的大多已经是湮然无闻，曾经那么灰暗惨淡的却有那么多人与日争光，这其中原因何在？从状元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科举本身不是真正的选才或者说科举考不出真正的素质？是不是地位越高优越感越强，因而躺在乐境进取不了，或者说“学而优则仕”，官场扼杀人才？从落第者来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特意“苦其心志”？是勤能补拙，成就不会与起点完全成比例？是无知者无畏，生活在“体制”外的人更有“创造力”？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赢在起点并不能保证赢到终点，一时的光辉并不能保证终生的辉煌。这就是说，起点高的人应该警醒：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由此要懂得不要气傲；起点低的人应该自信：小时不了了，大时未必不佳，由此要懂得不要气馁。
这篇文章前七节的总结性的意思是什么？熟悉第二份名单人物的比熟悉第一份名单人物的肯定多得多。“为什么”以下两段，主要讲了几层意思？
一、状元乏善可陈，落第者千古流芳。二、状元角度：科举不利选才，乐境不思进取，官场扼杀人才；落第者角度：苦其心志，勤能补拙，体制外创造力。
首先，我们研究作者从状元角度所做的分析。
科举是否不利于选才，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但大家不要忘记，科举不是选秀比赛和才艺比武，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
为了证明这些状元后来发展乏善可陈，作者只分析了乐境和官场不好的一面。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乐境”带来了更好的成才环境，可以发展得更好，完全摆脱生活窘境，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官场”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可以结交认识社会上层人物，开拓人的视野，占据有利发展的平台。
即便是相对来说“乏善可陈”的那些人，原因也可能是复杂的。举例来说，王式丹，因其耳聋，不为康熙所喜，罢官归——生理健康的原因。刘子壮，中状元后三年去世，早夭——寿命太短的原因。 林召堂，清正廉直不阿谀权贵，不愿与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污，引退歸田； 刘福姚，其性刚烈，为人正直，故仕途不畅——均为性格原因。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考上状元以后，后来的发展是否“乏善可陈”，有否大的业绩和成就，其关键原因到底应该是什么？其实，考上状元带来的“乐境”“官场”都是外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考上状元是一个平台，一片发展的可能天地，或者说一个很大机遇，但是后来的发展，根本原因是自己的愿景，以及与之相应的努力、天赋和机遇。
事实上，作者所列举的这些状元也并非乏善可陈，而只是后人视而不见罢了。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讨论到。
由此可见，因果关系是复杂的。
但是，作者在解释“乏善可陈”原因的时候，在多种因素中，只讲了对其观点有利的一部分原因，忽视和舍弃了其他重要原因，最后把考上状元看作是没有出息、乏善可陈的唯一原因。这就是单因谬误。
一般说来，任何结果的产生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在确立因果关系时，如果把导致某一结果产生的多种因素简单地归结为其中的某一种因素，或者把导致某一结果产生的某个重要因素视为唯一因素，就犯了单一原因的错误。 现在，我们再从落第者角度看。
落第者后来能够让我们熟悉（取得重大成就），就如作者所说，主要原因是考不上状元吗？作者既然重点分析了蒲松龄和洪秀全，我们就以他们两人为例，研究分析一下。
先看蒲松龄：
蒲松龄生于书香世家，天性聪慧， 十九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但他此后的科场经历却始终困顿不振，一直考到六十多岁，才接受老妻之劝，放弃了仕途幻想。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得到一个已经无意义的岁贡生。大致从中年开始，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志异》，一直写到晚年。应该说屡考屡败，对蒲松龄的一生是有影响的。蒲松龄为什么总考不上？这和他一直在艰苦地写《聊斋志异》有关系。蒲松龄大概做私塾教师时，就开始写《聊斋志异》。他的好朋友张笃庆发现蒲松龄因为写《聊斋志异》影响到考举人，在《寄留仙、希梅诸人》尾联说：“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劝蒲松龄别写小说了，专心去考试吧。但是蒲松龄不听，还是写，其《偶感》云：“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这说明什么？其实他的真正的兴趣和理想的追求，在他的小说写作中。当然，他如果中了状元，只会得了人生助力，或许会更加名满天下，流传千古。
再看洪秀全：
洪秀全三次失败落选，重病一场，一度昏迷。后被宣扬上帝的基督教义所感动，萌发了信奉上帝、追求人人平等的观念。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弟。这就说明，落第只是他改变人生航向的最初原因，后来的发展是基于他创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他创立了拜上帝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南京建立了和清政府相对抗的政权。
由此可见，对蒲松龄、洪秀全来说，应试落第，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件。他们的成名，是由于加入了其他追求，而“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为了解释当前的某个事件，有时需要诉诸时间上很遥远的某个事件。有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有其他重要因素进入了由各种原因构成的长链之中。“追究一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此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物就越远，与其他事物之原因的联系就越近，特定事物的原因分子随深入程度而稀释，直至稀释为零。”这就是远因谬误。
此外，我们毕竟还要问：文章中所谓乏善可陈、湮然无闻者，实际情况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吗？
事实上，傅以渐：清开国状元、一代名相。王式丹：参与编修《明史》《大清一統志》《皇舆图表》《渊鉴类函》，分校二十一史诸书。毕沅：治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成《续资治通鉴》，历任陕西、甘肃、河南巡抚等，官至湖广总督。梁启超对之评价极高：“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其他如林召堂、王云锦、陈沆、刘福姚、刘春霖，这些人大多在仕途和学术造诣上不乏建树，而非真的乏善可陈。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些人为什么大家会相对不熟悉？其实，你没听说过人家的名字并不代表人家不厉害，只能说明你现在的思维、格局、学术水平离他们还太远。另外，这些考上状元的人，后来大多从事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不如李渔、蒲松龄那样，因为文学作品受众广名扬四海，而毕沅所作《续资治通鉴》，除了对史学研究感兴趣的人谁会注意到？
由此可见：不熟悉不等于没有成就。不熟悉与没有成就不能画等号；也不能把青史留名与成功简单地等同起来。仅仅以知名度或者人们的熟悉程度来确定人的成就大小，显得很荒唐。这其实是强加因果。借助于夸大、推断等思维活动，把原本毫无瓜葛的两个事物予以穿凿附会，使二者产生了某种关联，进而强行赋予它们一种临时性的因果关系。
虽然这篇文章的最后结论不乏道理——赢在起点并不能保证赢到终点，一时的光辉并不能保证终生的辉煌。但是，就材料与观点的关系看，文章所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因果关系方面，存在轻断因果——强加因果，错为因果——单因谬误、远因谬误等思维误区，需要我们在议论文写作时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