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末，马可·波罗在欧、亚、非三大洲进行了长达25年的探险旅行。1275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尼古拉和叔叔馬菲奥抵达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向忽必烈递交了罗马教皇的书信。马可·波罗聪明好学，勤于职守，又谙熟中国的风土人情，因此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
　　元朝制度规定：“凡诸国朝贡使客，虽是经由行省，必须到都（指大都），于会同馆安下。除已令本馆将已起见在使客，询问本国国主姓名、土地广狭、城邑名号、至都里路、风俗衣服、贡献物件、珍禽异兽，具报本部，移关贵监，以备标录。其使客形状、衣冠令唐文质就往本馆摹写外，关请照验。”因此马可·波罗到上都不久就被带到大都（今北京），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元大都度过了九年时光。
　　由于马可·波罗在元大都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阅历，对大都相当了解和熟悉，因此在他回故乡意大利后，经他口述、别人帮助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行纪》（也译作《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行纪》）便自然留下了他对大都城的许多美好回忆，我们今天仍能从他绘影绘声的描述中，看到元大都当年的壮丽景象。
　　美善之极“汗八里”城
　　在《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元大都被称为“汗八里”，第84章《大汗太子之宫》解释道：“古昔此地有一名贵之城名称汗八里，汗八里此言‘君主城’。”关于元大都城的选址，马可·波罗解释：“大汗曾闻星者言，此城将来必背国谋叛，因是于旧城之旁，建筑此汗八里城。中间仅隔一水。”所谓旧城，指的就是北京西南部的金中都城，元初毁于战火，于是忽必烈以中都东北的大宁离宫为中心，新建了元大都，即“汗八里”城，新旧两城之间的河流，应该就是金代为方便漕运所开闸河。至于马可·波罗解释城址迁移的原因是“星者言，此城将来必背国谋叛”，不知根据所在。
　　马可·波罗记载“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二十四哩（注：一哩约相当于1.6公里），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门。”《元史·地理志》所记大都城“方六十里”，与《行纪》所载基本吻合。不过大都并非十二城门，而是只有十一城门。东面三门：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三门：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三门：平则门、和义门、肃顺门;北面仅有两座城门，为健德门、安贞门。
　　对于城内街道，《行纪》记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这一段与古代文献记载颇为吻合。大都城的街道，横平竖直，互相交错，都有统一的标准。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的平行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可容九车并行，胡同宽约6—7米。“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连民宅也是“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或其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大都城中建有一座钟楼，《行纪》记载：“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这座钟楼建于至元九年二月。《日下旧闻考》《洪武北平图经志》《明一统志》均有载，其地“较今钟鼓楼台偏西，而为东西南北之中”。当时大都的确实行严格的“禁夜”，所谓“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
　　光泽灿烂大汗宫廷
　　《行纪》第83章《大汗之宫廷》对元代大内有着较为详细的描绘：“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质言之，周围共有四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此墙四角各有大宫一所，甚富丽。”宫城四角的角楼，上下三层，用琉璃瓦覆盖。宫城宫门丹楹藻绘，十分壮观。因此马可·波罗感叹：“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对于主殿大明殿，《行纪》记载：“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表现了皇宫之大，殿堂之宽，建筑之美。所述宫殿顶瓦涂以彩釉，则与后来考古发掘元宫所得材料完全一致。
　　《行纪》对皇宫之中园囿也有描绘：“上述两墙之间，有一极美草原，中植种种美丽果树。不少兽类，若鹿、獐、山羊、松鼠，繁殖其中。带麝之兽为数不少，其形甚美，而种类甚多，所以除往来行人所经之道外，别无余地。”这与《南村辍耕录》的“万岁山”条中所谓“山之东为灵圃，奇兽珍禽在焉”的记载颇为相符。元代大都的皇家苑林是北京皇家园林史上的开拓时期，大都苑囿的开发集中在琼华岛，也就是万寿山。
　　商业繁盛之城
　　《行纪》第94章《汗八里城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描述了元大都商业盛景：“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其中“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附近之地无有亚麻质良于丝者，固有若干地域出产棉麻，然其数不足，而其价不及丝之多而贱，且亚麻及棉之质亦不如丝也”。
　　北京本来就是北方重镇，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汇集之地，商贸繁荣。金代海陵王迁都后成为国家都城所在，元世祖定都大都后，大规模建筑新城，人口相应增加，商业贸易亦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大都周围的附城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富商大贾。《行纪》记载：“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天下之宝物尽纳于大都，成为繁华都会，与周围的城市保持密切往来“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品繁盛之城也。”
　　大都商贸发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纸币的流通。《行纪》第95章《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记载了当时发行之纸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而且纸币在当时流通性颇强：“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甚至这些纸币可与当时西方的货币兑换：“幅最小之纸，值秃儿城之钱一枚，较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半枚，更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一枚。而有值物搦齐亚银钱五枚六枚十枚者。又有值金钱一枚者，更有值二枚四枚五枚以至十枚者。此种纸币之上，钤盖君主印信，由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
　　在欧洲对远东认识史的研究中，马可·波罗是后古典时代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之一，而《马可·波罗行纪》中对汗八里的夸张描写，唤起了欧洲对东方帝都的向往，也点燃了他们向东方不断探索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