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会学家认为，科学腐败与个人紊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关；当道德规范和个人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个人为实现自己的价值会不择手段，腐败行为在社会出现急剧变化时更常见；同时，科学研究中的弄虚作假也与科学的社会组织的异化有关。对中国科学家的多项调查表明，中国科学家之所以会违反科学道德，是因为他们追逐个人名利，包括晋升、获得承认和奖励：科学共同体内部出现问题：以及处在急剧变化之中的社会的外部因素。所有这一切与国外科学共同体发生诸如此类行为的原因并无二致。但貌似相同的原因背后有着中国特色的深层原因。
压力和竞争
科学腐败的出现往往被归咎于竞争的压力。确实，竞争压力也在侵蚀中国科学界。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科学家在竞争什么?确实，中国科学界近年来提倡多发表国际论文，尤其是在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入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并用SCI论文的多少来为大学和研究所排队。发表SCI论文也成了研究生取得学位的先决条件。
这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提倡发表国际论文的背景。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科学期刊。但是，中国科学研究成果如果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无论其结果有多么重要，都不会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关注。而且，许多期刊是单位的期刊，它们有义务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大量的低水平论文，造成稀有研究资源的浪费。虽然不少科学家声称他们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科学共同体不得而知。因此，提倡发表国际论文，其实是为中国科学研究引入一个参照物，并让中国科学成果经得起国际同行的检验和评价。但是，这个旨在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主意产生了预始料未的结果，那就是，大学和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在数量上，并以此来评价、提升和奖励科学家。一旦科学家完不成其数量指标，他们就有可能将一篇文章拆成“最小的可发表单元”，甚至铤而走险。换言之，竞争和压力在中国的语境下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与国际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将腐败归咎于提倡追求发表国际论文的高的标准只是一个借口。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科学家没有压力，这种压力更来自科学体制的要求。中国近年来投入巨资进行研究开发。根据最新的统计，2006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达到了3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2％，但是，要取得与投入相匹配的成果似乎还遥遥无期。于是，国家对科学家、尤其是精英科学家寄予过高有时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希望他们早出成果、出大成果，显示政绩，在未来二十年获得诺贝尔奖。而明显感到压力的科学精英着眼于“具有显示度”的成果。由于这种压力有时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似乎出研究成果可以提升国力，从而给造假起到了某种诱导乃至“鼓励”的作用。“汉芯事件”就是在中国科学共同体普遍浮躁、自上而下面临急功近利压力的氛围中发生的。
科学共同体的问题
尽管对于同行评议在科学共同体中究竟能否起到作用莫衷一是，但它迄今为止仍然是支持合适的研究项目、发表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和保证研究的诫信的最重要的机制。当中国于1986年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时，几乎全盘照搬了其仿效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同行评议制度。但是，同行评议在中国多少被误用甚至滥用。即使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样一个最为中国科学家推崇的机构，同样是“小钱大评，大钱不评”。总的来说，哪些重大项目能够获得资助多少存在着“黑箱操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重大项目往往被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所把持，他们在评价项目时偏向自己、他们的单位、学生和其他与他们有关系的科学家。所谓的“马太效应”使著名科学家获得了过多的承认，一直为科学共同体所诟病。而中国院士利用荣誉称号的寻租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科学腐败。
更成问题的是，中国的评审还产生了所谓的“学妖”。作为当前中国科学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任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见得是体现在亲自参与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意愿地实施。因此，评议的结果往往操纵在这些“学妖”手中。他们的破坏性在于通过选择专家让不合格的项目通过评审。虽然对“汉芯事件”的调查结果并没有提到“学妖”的作用，但从陈进能够摆平那么多的专家和国家部委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感觉到“学妖”之手。
资源的稀缺性更使情况恶化。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的资助率才17％。在中国科学仍然面临局促的财政状况而有限的经费的竞争相当激烈时，科学家就有可能经不起诱惑，伪造学历、经历和发表论文的纪录。陈进为取得上海交大的职位编造经历只不过是被揭穿的一个例子。
有些科学家在发表研究结果时不按照科学规范，将媒体作为渠道，夸大研究成果。比如，所谓“汉芯一号”研发成功便是通过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的。
既然科学腐败不可避免的，光靠科学家的自律是不够的。但是，中国科学界缺乏独立的机制来监督、调查和惩处科学腐败。即使中国科学家被发现涉“假”，他们往往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辩护。其所在的单位或捂住盖子，竭力保护：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避重就轻，做做样子。涉嫌科学家还会运用权力和关系、甚至政治领袖来干预。拍死的往往是“小苍蝇”，“大老虎”仍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继续著名，甚至升官晋级。其结果，中国科学界“假”风盛行，而且花样翻新。与“汉芯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韩国“黄禹锡造假案”，在有人举报后，他所在的首尔国立大学便迅速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十一天后，调查结果公布，黄禹锡所称成功培育出的胚胎干细胞完全是个骗局。首尔国立大学校长郑云灿向国民发表了道歉声明，韩国政府也承认承担了对此事件的相应责任。黄禹锡更因为涉嫌使用欺骗手段挪用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提供的巨额研究费用而被起诉。
来自社会的影响
中国科学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近三十年来又受到无孔不入的商业化浪潮的影响，所以，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并得到遵守并不奇怪。
科学共同体的功能必须适应其运行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存在着的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科学共同体。如前所说，院士称号反映了科学家较高的地位，并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院士往往会被选入各种专家委员会，主持国家级的研究项目，控制虽然在不断增加但仍属紧缺的科研资源。所以，一方面，科学精英制度强化了承认和奖励成就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科学家的学术自主权；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导致有些院士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寻租，从而影响到他们群体在科学共同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科学家接触到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环境，他们与其他社会组织成员的交往，也与科学腐败的发生有着一定的联系。众所周知，中国的学位在贬值，甚至变得没有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众多的党政官员可以购买到假文凭或不需要经过努力学习便可以获得真文凭，甚至是硕士和博士学位，从而威胁到学历制度的严肃性。如此大规模、赤裸裸的造假，致使其他人、包括科学家对于伪造学历或经历不感到羞耻。商业方面的弄虚作假，也引诱科学家在将他们知识商业化时吹嘘和夸大。
不容置疑，注重科学规范更涉及到个人和社会道德的问题。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科学腐败的出现代表着整个科学共同体的道德标准的下降，事实是，科学家这个职业已不像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那么受到尊重了。取代科学家的神圣形象的是自私自利，仅仅关心如何将他们的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并让作弊人员逍遥法外。
当然，关于社会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复杂问题。究竟是腐败的社会致使科学腐败愈演愈烈，还是科学腐败正好发生在腐败盛行的社会中?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压力和竞争
科学腐败的出现往往被归咎于竞争的压力。确实，竞争压力也在侵蚀中国科学界。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科学家在竞争什么?确实，中国科学界近年来提倡多发表国际论文，尤其是在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入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并用SCI论文的多少来为大学和研究所排队。发表SCI论文也成了研究生取得学位的先决条件。
这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提倡发表国际论文的背景。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科学期刊。但是，中国科学研究成果如果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无论其结果有多么重要，都不会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关注。而且，许多期刊是单位的期刊，它们有义务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大量的低水平论文，造成稀有研究资源的浪费。虽然不少科学家声称他们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科学共同体不得而知。因此，提倡发表国际论文，其实是为中国科学研究引入一个参照物，并让中国科学成果经得起国际同行的检验和评价。但是，这个旨在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主意产生了预始料未的结果，那就是，大学和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在数量上，并以此来评价、提升和奖励科学家。一旦科学家完不成其数量指标，他们就有可能将一篇文章拆成“最小的可发表单元”，甚至铤而走险。换言之，竞争和压力在中国的语境下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与国际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将腐败归咎于提倡追求发表国际论文的高的标准只是一个借口。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科学家没有压力，这种压力更来自科学体制的要求。中国近年来投入巨资进行研究开发。根据最新的统计，2006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达到了3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2％，但是，要取得与投入相匹配的成果似乎还遥遥无期。于是，国家对科学家、尤其是精英科学家寄予过高有时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希望他们早出成果、出大成果，显示政绩，在未来二十年获得诺贝尔奖。而明显感到压力的科学精英着眼于“具有显示度”的成果。由于这种压力有时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似乎出研究成果可以提升国力，从而给造假起到了某种诱导乃至“鼓励”的作用。“汉芯事件”就是在中国科学共同体普遍浮躁、自上而下面临急功近利压力的氛围中发生的。
科学共同体的问题
尽管对于同行评议在科学共同体中究竟能否起到作用莫衷一是，但它迄今为止仍然是支持合适的研究项目、发表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和保证研究的诫信的最重要的机制。当中国于1986年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时，几乎全盘照搬了其仿效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同行评议制度。但是，同行评议在中国多少被误用甚至滥用。即使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样一个最为中国科学家推崇的机构，同样是“小钱大评，大钱不评”。总的来说，哪些重大项目能够获得资助多少存在着“黑箱操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重大项目往往被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所把持，他们在评价项目时偏向自己、他们的单位、学生和其他与他们有关系的科学家。所谓的“马太效应”使著名科学家获得了过多的承认，一直为科学共同体所诟病。而中国院士利用荣誉称号的寻租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科学腐败。
更成问题的是，中国的评审还产生了所谓的“学妖”。作为当前中国科学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任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见得是体现在亲自参与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意愿地实施。因此，评议的结果往往操纵在这些“学妖”手中。他们的破坏性在于通过选择专家让不合格的项目通过评审。虽然对“汉芯事件”的调查结果并没有提到“学妖”的作用，但从陈进能够摆平那么多的专家和国家部委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感觉到“学妖”之手。
资源的稀缺性更使情况恶化。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的资助率才17％。在中国科学仍然面临局促的财政状况而有限的经费的竞争相当激烈时，科学家就有可能经不起诱惑，伪造学历、经历和发表论文的纪录。陈进为取得上海交大的职位编造经历只不过是被揭穿的一个例子。
有些科学家在发表研究结果时不按照科学规范，将媒体作为渠道，夸大研究成果。比如，所谓“汉芯一号”研发成功便是通过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的。
既然科学腐败不可避免的，光靠科学家的自律是不够的。但是，中国科学界缺乏独立的机制来监督、调查和惩处科学腐败。即使中国科学家被发现涉“假”，他们往往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辩护。其所在的单位或捂住盖子，竭力保护：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避重就轻，做做样子。涉嫌科学家还会运用权力和关系、甚至政治领袖来干预。拍死的往往是“小苍蝇”，“大老虎”仍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继续著名，甚至升官晋级。其结果，中国科学界“假”风盛行，而且花样翻新。与“汉芯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韩国“黄禹锡造假案”，在有人举报后，他所在的首尔国立大学便迅速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十一天后，调查结果公布，黄禹锡所称成功培育出的胚胎干细胞完全是个骗局。首尔国立大学校长郑云灿向国民发表了道歉声明，韩国政府也承认承担了对此事件的相应责任。黄禹锡更因为涉嫌使用欺骗手段挪用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提供的巨额研究费用而被起诉。
来自社会的影响
中国科学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近三十年来又受到无孔不入的商业化浪潮的影响，所以，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并得到遵守并不奇怪。
科学共同体的功能必须适应其运行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存在着的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科学共同体。如前所说，院士称号反映了科学家较高的地位，并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院士往往会被选入各种专家委员会，主持国家级的研究项目，控制虽然在不断增加但仍属紧缺的科研资源。所以，一方面，科学精英制度强化了承认和奖励成就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科学家的学术自主权；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导致有些院士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寻租，从而影响到他们群体在科学共同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科学家接触到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环境，他们与其他社会组织成员的交往，也与科学腐败的发生有着一定的联系。众所周知，中国的学位在贬值，甚至变得没有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众多的党政官员可以购买到假文凭或不需要经过努力学习便可以获得真文凭，甚至是硕士和博士学位，从而威胁到学历制度的严肃性。如此大规模、赤裸裸的造假，致使其他人、包括科学家对于伪造学历或经历不感到羞耻。商业方面的弄虚作假，也引诱科学家在将他们知识商业化时吹嘘和夸大。
不容置疑，注重科学规范更涉及到个人和社会道德的问题。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科学腐败的出现代表着整个科学共同体的道德标准的下降，事实是，科学家这个职业已不像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那么受到尊重了。取代科学家的神圣形象的是自私自利，仅仅关心如何将他们的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并让作弊人员逍遥法外。
当然，关于社会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复杂问题。究竟是腐败的社会致使科学腐败愈演愈烈，还是科学腐败正好发生在腐败盛行的社会中?这个问题很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