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12月底，距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Cavazzuti）第一次来中国已经30多年了。安德烈·卡瓦祖蒂1959年生于意大利米兰，是意大利AC米兰足球俱乐部前主教练安切诺蒂的初中同学。
安德烈·卡瓦祖蒂的星座是白羊座，他承认自己热情的一面，被中国朋友亲切地称为“老安”。早在1992年，他就曾应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邀请在北京举办过摄影展览。之后，他在中国拍摄的影像资料多次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以及其他电视台上播放。今年，他又联手北京作家徐星完成了一部反映宋庄画家村的纪录片《5+5》。
尽管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生活也能很好地融入，但老安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通。当年对汉字感兴趣的他表明了自己的幸运，他在北京干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在意大利过一种缓慢的生活要有趣得多。
“来中国是一种独特的经历，不算冒险”
1981年6月，大学三年级的老安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在威尼斯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邀请后，他和几个同学自费前往南京学习了两个月汉语。那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老安称那是一次马可·波罗式的旅程——先从意大利坐火车到伦敦，从伦敦坐飞机去迪拜，再从迪拜转机去香港。在香港又不知道如何去南京，坐了船先到广州，到了广州后没买到火车票，最后只好又飞去上海，因为没有介绍信买不到普通票，只好买了头等舱。在上海的一个办公室，经过三个小时协商后终于买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老安回忆道：那时候来中国旅行，简直是一个噩梦。
在南京，他实际上只学习了一个半月，后面半个月去了青岛和北京等地旅游拍照。8月初，老安第一次到了北京。一出北京站，他就直奔天安门广场。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长安街怎么那么宽，很空阔，觉得很浪费。偶尔有一辆公汽或者卡车经过，路边播放着红色歌曲，老安用随身的相机定格了第一次见到的北京。
老安缓缓道来，他从小就对摄影和文学感兴趣，看到世界地图上中国那么大一片地方，自己竟对它一无所知。那时的老安对欧美文学已有一定了解。老安介绍，通过西方文学，自己也看到了一些汉字等中国文化符号，但是他希望自己有第一手的了解。老安说，刚开始最吸引他的汉字。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对老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意大利的电视台早就看过这部作品。
来中国，他称这是一种独特的经历，不算冒险，因为本身喜欢摄影，又有了不错的来中国的机会。再加上受19世纪末的欧美旅行摄影家拍摄的中国沿海城市风景照的影响，让他对中国的风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老安坦言，他对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第一次来中国就在南京呆了6个星期。每天上午上完课后，下午他就在南京城穿梭着拍照片。拍完的照片，老安会在宿舍的衣柜里自己洗印，胶卷也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他会把底片带回意大利去放大。
“我不是中国通”
1982年，老安又去了上海，这一次是公费求学，他去复旦大学进修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次没有第一次来北京那么折腾了，直接罗马飞北京，还有意大利使馆的人来迎接。老安说，当时上海的硬件还很差，南京路上有很多卖馒头、油条的。老安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买不到。
公费留学的老安每个月有140元的生活费，相当于一个企业里总工程师的工资了，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块左右，他将这笔钱主要花销在拍照和旅行上了。在复旦大学，老安和一位苏州同学住在一个宿舍，这之后他的中文慢慢好起来。当然，拍照还是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学校安排他们去过鲁迅的故乡绍兴，老安自己也和同学一起去过苏州、成都、昆明等地，他还去过海南岛。
1984年夏天，老安回到家乡，之后服了一年兵役。兵役结束后，老安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意大利德兴（TECHINT）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1986年，办事处在香港成立。那时国内的贸易很少，老安是那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员工，一切都是他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个工作会经手几千万美金的大项目，对技术、政治等方面都得有一定了解，经常在国内跑来跑去。通过这个工作，老安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很多人已经觉得老安的汉语已经了不起了。但他还是谦虚地说，跟现在比起来还是差多了。老安说，语言也是一个经历的结晶，“如果要练说相声，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老安不认为自己是中国通。他反问，谁通？通什么？哪个方面通？“我只能算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不陌生，还不算一个外人。”老安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是很难做到的。
“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变化，
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缘分”
老安正式住在北京是1990年，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转折是在1999年40岁那年，老安离开呆了13年的德兴公司，投身到独立影像的创作中来。
这时的老安已经买了房子和车，大的投资都不再需要了。他觉得，再不干就干不动了。而且那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象通过这个来生活了。而在早些年，靠拍片子在中国是很难生活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帮一些艺术家做多媒体创作。2001年前后，人艺著名导演林兆华和李六乙等人的作品，如《查理三世》《故事新编》《新北京人》，都是由老安独自担当多媒体部分的拍摄和制作。就在今年，他还给北京摇滚乐队新裤子的主唱彭磊的电影作品《乐队》做了摄像，片子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放映厅首映时异常火爆，来排队的年轻人把尤伦斯艺术区挤得水泄不通。
老安从公司的老板转到独立制片上来，为了养家，他也会拍一些挣钱的东西，给电视台做专题片、给个人做独立摄影或剪辑等。从2002年起，他就开始给地产大亨潘石屹做形象宣传片。
“1981年后，中国开始变化。这么大的国家，那么不同的风俗。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变化，这是一种想不到的缘分。”老安会发现这很有意思，是一种动态的风景。他发现拍影像更能反馈这个东西，影像能融合他喜欢的文学、音乐、摄影。近几年，老安花了很多时间拍一些中国传统音乐题材的片子，山西的阴阳鼓匠班、陕西的老腔、新疆的木卡姆等，他希望将这些珍贵的音乐片子带给世界。
《北京三部曲》是老安和家乡的摄影家朋友拔别利一起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拔别利每年来中国，老安带着他开车旅行，走遍中国，一起拍纪录片。老安说，中国是一个需要体力的国家，“你的体力要比较好，心态要比较乐观，兴趣要比较大。而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锻炼。”
在张元导演的推荐下，老安于1995年在作家王小波的家中对他进行了访谈记录。这段访谈纪录收录于老安的独立影像作品集《北京三部曲》中，也成为仅有的王小波视频资料之一。后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做王小波纪念节目时就找老安要的资料。老安还做了余华，崔健、栗宪庭等人的访谈。此外，他还给《三联生活周刊》写过汽车和狂欢节的稿子。
不靠关系来寻找安全感
1993年，老安从拍照片转移到用摄像机来记录生活，碰到什么就拍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文化等方面都会进入他的镜头。《孩童》就是随便拍的东西，他将拍到的中国20多个地方的孩童组成了一个片子，包括偏远的贵州、新疆等地。2011年，老安和北京作家徐星联合制作了纪录片《5+5》，是一部宋庄画家村的纪实作品，他们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打造了一部深省又好看的纪录片。
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导演交流环节上，老安面对观众的提问侃侃而谈，丝毫没有被一些掺和着复杂疑问的问题所禁锢，就连共同接受提问的徐星也乐意让他来回答。徐星说，老安比我的普通话要好。
老安说自己这大半辈子经历过两次经济复苏，一个是他小时候的家乡，另一个就是中国了。在上世纪60年代，老安的家乡以农业为主，后来建了很多工厂，当地出了很多暴发户。一些农民一下子都开上奔驰、宝马，变得特别富有。他小时候就经历了那种比较兴奋的状态。他是改革开放后不久来到中国的，亲历了中国的飞跃和变革。
老安说：“我是比较幸运的，体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生活。”他认为意大利和中国有比较相似的东西，都有着古老的文明，还有一些生存法则也是相通的。他说：“说中国的事情，没完。跟意大利有相似的地方：安全感，靠关系。”尽管认识各行业的很多名人，但他坦言，不想靠关系来寻找安全感，跟很多朋友的关系都是自然发生的。老安说，暂时没有想过回意大利，那里有一些很早的同学，大家过着缓慢的日子，而在这里，有一种紧张感也挺好。对于以后，老安说不知道，他一向是一个不喜欢规划的人，至少现在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采访在亦庄开发区的一座公园里的体育场旁边完成，12月的北京，阳光被开发区的云层遮蔽着散落在我们身上，也增加不了一丝暖意。我问老安，冷吗？他回答，反正也不暖和。这就是老安，他笑起来很爽快，随便说上两句他都能乐呵呵地笑出来，即便是听到有些冷冷的问题。他像是意大利的美食和美酒，点缀了他周围朋友们的北京生活。而他，早已习惯了中国口味，只是对现在很多菜做得越来越辣有点儿抗拒，他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安德烈·卡瓦祖蒂的星座是白羊座，他承认自己热情的一面，被中国朋友亲切地称为“老安”。早在1992年，他就曾应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邀请在北京举办过摄影展览。之后，他在中国拍摄的影像资料多次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以及其他电视台上播放。今年，他又联手北京作家徐星完成了一部反映宋庄画家村的纪录片《5+5》。
尽管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生活也能很好地融入，但老安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通。当年对汉字感兴趣的他表明了自己的幸运，他在北京干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在意大利过一种缓慢的生活要有趣得多。
“来中国是一种独特的经历，不算冒险”
1981年6月，大学三年级的老安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在威尼斯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邀请后，他和几个同学自费前往南京学习了两个月汉语。那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老安称那是一次马可·波罗式的旅程——先从意大利坐火车到伦敦，从伦敦坐飞机去迪拜，再从迪拜转机去香港。在香港又不知道如何去南京，坐了船先到广州，到了广州后没买到火车票，最后只好又飞去上海，因为没有介绍信买不到普通票，只好买了头等舱。在上海的一个办公室，经过三个小时协商后终于买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老安回忆道：那时候来中国旅行，简直是一个噩梦。
在南京，他实际上只学习了一个半月，后面半个月去了青岛和北京等地旅游拍照。8月初，老安第一次到了北京。一出北京站，他就直奔天安门广场。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长安街怎么那么宽，很空阔，觉得很浪费。偶尔有一辆公汽或者卡车经过，路边播放着红色歌曲，老安用随身的相机定格了第一次见到的北京。
老安缓缓道来，他从小就对摄影和文学感兴趣，看到世界地图上中国那么大一片地方，自己竟对它一无所知。那时的老安对欧美文学已有一定了解。老安介绍，通过西方文学，自己也看到了一些汉字等中国文化符号，但是他希望自己有第一手的了解。老安说，刚开始最吸引他的汉字。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对老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意大利的电视台早就看过这部作品。
来中国，他称这是一种独特的经历，不算冒险，因为本身喜欢摄影，又有了不错的来中国的机会。再加上受19世纪末的欧美旅行摄影家拍摄的中国沿海城市风景照的影响，让他对中国的风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老安坦言，他对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第一次来中国就在南京呆了6个星期。每天上午上完课后，下午他就在南京城穿梭着拍照片。拍完的照片，老安会在宿舍的衣柜里自己洗印，胶卷也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他会把底片带回意大利去放大。
“我不是中国通”
1982年，老安又去了上海，这一次是公费求学，他去复旦大学进修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次没有第一次来北京那么折腾了，直接罗马飞北京，还有意大利使馆的人来迎接。老安说，当时上海的硬件还很差，南京路上有很多卖馒头、油条的。老安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买不到。
公费留学的老安每个月有140元的生活费，相当于一个企业里总工程师的工资了，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块左右，他将这笔钱主要花销在拍照和旅行上了。在复旦大学，老安和一位苏州同学住在一个宿舍，这之后他的中文慢慢好起来。当然，拍照还是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学校安排他们去过鲁迅的故乡绍兴，老安自己也和同学一起去过苏州、成都、昆明等地，他还去过海南岛。
1984年夏天，老安回到家乡，之后服了一年兵役。兵役结束后，老安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意大利德兴（TECHINT）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1986年，办事处在香港成立。那时国内的贸易很少，老安是那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员工，一切都是他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个工作会经手几千万美金的大项目，对技术、政治等方面都得有一定了解，经常在国内跑来跑去。通过这个工作，老安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很多人已经觉得老安的汉语已经了不起了。但他还是谦虚地说，跟现在比起来还是差多了。老安说，语言也是一个经历的结晶，“如果要练说相声，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老安不认为自己是中国通。他反问，谁通？通什么？哪个方面通？“我只能算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不陌生，还不算一个外人。”老安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是很难做到的。
“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变化，
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缘分”
老安正式住在北京是1990年，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转折是在1999年40岁那年，老安离开呆了13年的德兴公司，投身到独立影像的创作中来。
这时的老安已经买了房子和车，大的投资都不再需要了。他觉得，再不干就干不动了。而且那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象通过这个来生活了。而在早些年，靠拍片子在中国是很难生活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帮一些艺术家做多媒体创作。2001年前后，人艺著名导演林兆华和李六乙等人的作品，如《查理三世》《故事新编》《新北京人》，都是由老安独自担当多媒体部分的拍摄和制作。就在今年，他还给北京摇滚乐队新裤子的主唱彭磊的电影作品《乐队》做了摄像，片子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放映厅首映时异常火爆，来排队的年轻人把尤伦斯艺术区挤得水泄不通。
老安从公司的老板转到独立制片上来，为了养家，他也会拍一些挣钱的东西，给电视台做专题片、给个人做独立摄影或剪辑等。从2002年起，他就开始给地产大亨潘石屹做形象宣传片。
“1981年后，中国开始变化。这么大的国家，那么不同的风俗。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变化，这是一种想不到的缘分。”老安会发现这很有意思，是一种动态的风景。他发现拍影像更能反馈这个东西，影像能融合他喜欢的文学、音乐、摄影。近几年，老安花了很多时间拍一些中国传统音乐题材的片子，山西的阴阳鼓匠班、陕西的老腔、新疆的木卡姆等，他希望将这些珍贵的音乐片子带给世界。
《北京三部曲》是老安和家乡的摄影家朋友拔别利一起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拔别利每年来中国，老安带着他开车旅行，走遍中国，一起拍纪录片。老安说，中国是一个需要体力的国家，“你的体力要比较好，心态要比较乐观，兴趣要比较大。而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锻炼。”
在张元导演的推荐下，老安于1995年在作家王小波的家中对他进行了访谈记录。这段访谈纪录收录于老安的独立影像作品集《北京三部曲》中，也成为仅有的王小波视频资料之一。后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做王小波纪念节目时就找老安要的资料。老安还做了余华，崔健、栗宪庭等人的访谈。此外，他还给《三联生活周刊》写过汽车和狂欢节的稿子。
不靠关系来寻找安全感
1993年，老安从拍照片转移到用摄像机来记录生活，碰到什么就拍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文化等方面都会进入他的镜头。《孩童》就是随便拍的东西，他将拍到的中国20多个地方的孩童组成了一个片子，包括偏远的贵州、新疆等地。2011年，老安和北京作家徐星联合制作了纪录片《5+5》，是一部宋庄画家村的纪实作品，他们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打造了一部深省又好看的纪录片。
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导演交流环节上，老安面对观众的提问侃侃而谈，丝毫没有被一些掺和着复杂疑问的问题所禁锢，就连共同接受提问的徐星也乐意让他来回答。徐星说，老安比我的普通话要好。
老安说自己这大半辈子经历过两次经济复苏，一个是他小时候的家乡，另一个就是中国了。在上世纪60年代，老安的家乡以农业为主，后来建了很多工厂，当地出了很多暴发户。一些农民一下子都开上奔驰、宝马，变得特别富有。他小时候就经历了那种比较兴奋的状态。他是改革开放后不久来到中国的，亲历了中国的飞跃和变革。
老安说：“我是比较幸运的，体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生活。”他认为意大利和中国有比较相似的东西，都有着古老的文明，还有一些生存法则也是相通的。他说：“说中国的事情，没完。跟意大利有相似的地方：安全感，靠关系。”尽管认识各行业的很多名人，但他坦言，不想靠关系来寻找安全感，跟很多朋友的关系都是自然发生的。老安说，暂时没有想过回意大利，那里有一些很早的同学，大家过着缓慢的日子，而在这里，有一种紧张感也挺好。对于以后，老安说不知道，他一向是一个不喜欢规划的人，至少现在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采访在亦庄开发区的一座公园里的体育场旁边完成，12月的北京，阳光被开发区的云层遮蔽着散落在我们身上，也增加不了一丝暖意。我问老安，冷吗？他回答，反正也不暖和。这就是老安，他笑起来很爽快，随便说上两句他都能乐呵呵地笑出来，即便是听到有些冷冷的问题。他像是意大利的美食和美酒，点缀了他周围朋友们的北京生活。而他，早已习惯了中国口味，只是对现在很多菜做得越来越辣有点儿抗拒，他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