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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司马迁的体例写民国人物传记，吴鼎昌至少可入列传。
在近代的银行家中，吴鼎昌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他堪称雄才大略，非一银行所能框架其人生。
与一般的银行家追求及身及子女的富贵不同，他自始至终有传统中国人的家国天下观念，有儒生的理想情怀；跟传统儒生不同，他有非同一般的力行才干；跟传统中国人的得失进退不同，他的坚韧和认真一如我们称道的日本人或西方人。
不少人误解他，以为他有“官瘾”、是“政客”，是投机者，但如果综观吴的一生，应可公正地说，这个人的人格境界非一般国人所能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人物中，似乎只有丁文江等少数人是他的同道。
当然，丁文江对中国的热爱更峻切一些，吴鼎昌的言行事功更宽广一些。借用徐铸成先生的话，如果按司马迁的体例写民国人物传记，吴鼎昌至少可入列传。
不缺金要立言
吴鼎昌的体质特征给很多人以印象，他是脑后见腮的人，他说话尖声尖气……在传统印象里，这样的人不值得交，会有反骨，袁世凯就曾因为这个原因，拒绝对他委以重任。袁说，“此人脑后见腮，且说话带雌音，不是
我们从心理学或人际关系学中观察，这样的人一旦立志，会有非凡的成就。19岁时他到日本留学，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不过，吴鼎昌表现特别，他虽然参加了同盟会，却很少参与政治活动，除功课外，他的精力多用于练习做诗和小楷书法。在日本，他还结识了胡政之、张季鸾，奠定了民国报业史上“三驾马车”的友谊。
1910年，26岁的吴鼎昌回国。回国后，他通过关系先后做了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清银行江西分行总办等清政府的官吏。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成立了大清银行清理处，孙中山命他参加了清理处，接收大清银行，成立中国银行，他被任命为正监督。
吴鼎昌的能力和运气多堪称道。梁士诒向袁世凯推荐他做财政部次长（总长为梁启超），袁世凯见了吴后因其面相不佳而拒绝，但架不住梁士诒的请求，任命他为天津造币厂监督。较之财政次长，这一官职则是肥缺。有人说，他后来能够进军银行业，造币厂监督一职为他打下了基础。
1917年，在北洋政府的人事倾轧中，他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南北和谈时，他曾任北方代表。到了1920年，北方段祺瑞政府垮台，吴鼎昌在北洋政府的政治生涯到了尽头。到天津当寓公的他不到40岁，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再开人生新局。
在吴鼎昌等人的倡议下，天津的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行联合行动，1923年，四行储蓄会成立，吴任主任。吴鼎昌征得大家同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储蓄模式，即存款人的所有存款保证周息7厘并有红利可得，如果盈利不敷付息，由四行负责补足，因此很受储户的欢迎。
这个储蓄会吸收存款最多时逾1亿元，是国内银行界收储额最高的一家。在吴鼎昌主持下，北四行发展为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而四行储蓄会则有与浙江财团抗衡之势。
吴鼎昌的字叫达诠，有人常把诠误为“铨”，吴说：“我并不缺金，我是要立言。”当时的吴鼎昌，白天从事金融事务，晚上则到大公报，与胡政之、张季鸾一道工作。1931年5月，《大公报》累计发行一万号，蒋介石祝贺，赞誉《大公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1932年5月，吴鼎昌到上海，联络各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8月，“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吴鼎昌任大会主席。1935年12月，吴鼎昌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为此他在《大公报》上刊登启“四不”原则。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的职务，以使《大公报》恪守
当《大公报》的徐铸成征求他是否入党的意见时，他只是说，“参加与否，要看你自己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参加，留在外边讲话方便。”
政治资本三宝
1937年起，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12月兼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佩上将军衔。自此，他在贵州主政八年，成为一方大员。他跟坐大的地方诸侯不同，吴鼎昌几乎是传统中国“循吏”的典范。因为他的努力，使得向来落后的贵州呈现出新的面貌，当时的媒体，包括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对其主政下的贵州变化多有报道。
尽管跟他的期许有距离，但举凡官场、禁烟、军训与体育、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公共卫生、人力开发等等，都可圈可点。仅仅在经济上，贵州省诞生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创造了贵州近现代经济史上的空前纪录。
1944年，吴写下“六十生日戏笔”，其中说，一惊壮岁匆匆去，更惜余年缓缓过。不辍耕耘酬帝力，讵容禅坐学头陀。江山佳丽恣游钓，风雨猖狂任啸歌。开夏初筵期尽罪，童心犹在任消磨。由诗中可见他对自己和人生社会的肯定。
次年1月，吴鼎昌从贵州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日本投降后，吴鼎昌向蒋介石献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蒋命他起草“寒电”，邀请毛来重庆，由此拉开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序幕。
1945年9月，吴鼎昌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6年8月，任南京政府制宪“国大”筹备委员会委员。1948年4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吴鼎昌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
国共决战时，吴鼎昌避居香港。他的好友周作民、周诒春等人纷纷返回大陆，他也有北归的想法，可惜天不假年。1950年8月，他因肠癌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享年66岁。他留下的遗产今天仍待有心人发掘，他的名言是：“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
吴鼎昌经常对朋友谈论自己的志向，一是办好一家银行，以抵制外国金融侵略；二是办好一张报纸，经济独立，不受任何政治方面掣肘；三是办一储蓄会，帮助发展民间实业……他基本上做得不算差。
在中国社会生活浸淫过久的人，容易知足，就连今天的年轻人都以为只要实现财务自由就可以不工作了，这种小康即止、小康即堕的思想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不少人难以理解吴鼎昌在银行业、报业方面都那么出色，还要往官场钻，人们以为他投机、有官瘾。但如我们看到的，他一生并未投机做民国的“富翁”、“十里洋场的玩家”、“土豪”、“地方诸侯”，他只是能力超群，精力充沛，闲不下来。（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在近代的银行家中，吴鼎昌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他堪称雄才大略，非一银行所能框架其人生。
与一般的银行家追求及身及子女的富贵不同，他自始至终有传统中国人的家国天下观念，有儒生的理想情怀；跟传统儒生不同，他有非同一般的力行才干；跟传统中国人的得失进退不同，他的坚韧和认真一如我们称道的日本人或西方人。
不少人误解他，以为他有“官瘾”、是“政客”，是投机者，但如果综观吴的一生，应可公正地说，这个人的人格境界非一般国人所能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人物中，似乎只有丁文江等少数人是他的同道。
当然，丁文江对中国的热爱更峻切一些，吴鼎昌的言行事功更宽广一些。借用徐铸成先生的话，如果按司马迁的体例写民国人物传记，吴鼎昌至少可入列传。
不缺金要立言
吴鼎昌的体质特征给很多人以印象，他是脑后见腮的人，他说话尖声尖气……在传统印象里，这样的人不值得交，会有反骨，袁世凯就曾因为这个原因，拒绝对他委以重任。袁说，“此人脑后见腮，且说话带雌音，不是
我们从心理学或人际关系学中观察，这样的人一旦立志，会有非凡的成就。19岁时他到日本留学，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不过，吴鼎昌表现特别，他虽然参加了同盟会，却很少参与政治活动，除功课外，他的精力多用于练习做诗和小楷书法。在日本，他还结识了胡政之、张季鸾，奠定了民国报业史上“三驾马车”的友谊。
1910年，26岁的吴鼎昌回国。回国后，他通过关系先后做了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清银行江西分行总办等清政府的官吏。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成立了大清银行清理处，孙中山命他参加了清理处，接收大清银行，成立中国银行，他被任命为正监督。
吴鼎昌的能力和运气多堪称道。梁士诒向袁世凯推荐他做财政部次长（总长为梁启超），袁世凯见了吴后因其面相不佳而拒绝，但架不住梁士诒的请求，任命他为天津造币厂监督。较之财政次长，这一官职则是肥缺。有人说，他后来能够进军银行业，造币厂监督一职为他打下了基础。
1917年，在北洋政府的人事倾轧中，他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南北和谈时，他曾任北方代表。到了1920年，北方段祺瑞政府垮台，吴鼎昌在北洋政府的政治生涯到了尽头。到天津当寓公的他不到40岁，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再开人生新局。
在吴鼎昌等人的倡议下，天津的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行联合行动，1923年，四行储蓄会成立，吴任主任。吴鼎昌征得大家同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储蓄模式，即存款人的所有存款保证周息7厘并有红利可得，如果盈利不敷付息，由四行负责补足，因此很受储户的欢迎。
这个储蓄会吸收存款最多时逾1亿元，是国内银行界收储额最高的一家。在吴鼎昌主持下，北四行发展为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而四行储蓄会则有与浙江财团抗衡之势。
吴鼎昌的字叫达诠，有人常把诠误为“铨”，吴说：“我并不缺金，我是要立言。”当时的吴鼎昌，白天从事金融事务，晚上则到大公报，与胡政之、张季鸾一道工作。1931年5月，《大公报》累计发行一万号，蒋介石祝贺，赞誉《大公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1932年5月，吴鼎昌到上海，联络各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8月，“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吴鼎昌任大会主席。1935年12月，吴鼎昌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为此他在《大公报》上刊登启“四不”原则。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的职务，以使《大公报》恪守
当《大公报》的徐铸成征求他是否入党的意见时，他只是说，“参加与否，要看你自己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参加，留在外边讲话方便。”
政治资本三宝
1937年起，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12月兼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佩上将军衔。自此，他在贵州主政八年，成为一方大员。他跟坐大的地方诸侯不同，吴鼎昌几乎是传统中国“循吏”的典范。因为他的努力，使得向来落后的贵州呈现出新的面貌，当时的媒体，包括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对其主政下的贵州变化多有报道。
尽管跟他的期许有距离，但举凡官场、禁烟、军训与体育、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公共卫生、人力开发等等，都可圈可点。仅仅在经济上，贵州省诞生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创造了贵州近现代经济史上的空前纪录。
1944年，吴写下“六十生日戏笔”，其中说，一惊壮岁匆匆去，更惜余年缓缓过。不辍耕耘酬帝力，讵容禅坐学头陀。江山佳丽恣游钓，风雨猖狂任啸歌。开夏初筵期尽罪，童心犹在任消磨。由诗中可见他对自己和人生社会的肯定。
次年1月，吴鼎昌从贵州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日本投降后，吴鼎昌向蒋介石献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蒋命他起草“寒电”，邀请毛来重庆，由此拉开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序幕。
1945年9月，吴鼎昌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6年8月，任南京政府制宪“国大”筹备委员会委员。1948年4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吴鼎昌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
国共决战时，吴鼎昌避居香港。他的好友周作民、周诒春等人纷纷返回大陆，他也有北归的想法，可惜天不假年。1950年8月，他因肠癌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享年66岁。他留下的遗产今天仍待有心人发掘，他的名言是：“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
吴鼎昌经常对朋友谈论自己的志向，一是办好一家银行，以抵制外国金融侵略；二是办好一张报纸，经济独立，不受任何政治方面掣肘；三是办一储蓄会，帮助发展民间实业……他基本上做得不算差。
在中国社会生活浸淫过久的人，容易知足，就连今天的年轻人都以为只要实现财务自由就可以不工作了，这种小康即止、小康即堕的思想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不少人难以理解吴鼎昌在银行业、报业方面都那么出色，还要往官场钻，人们以为他投机、有官瘾。但如我们看到的，他一生并未投机做民国的“富翁”、“十里洋场的玩家”、“土豪”、“地方诸侯”，他只是能力超群，精力充沛，闲不下来。（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