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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养老都面临挑战。目前70%大中城市的老年人家庭属于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有1600万，另外全国还有4000多万失能老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老去？又是否能从容、有尊严地离去？
我们该如何面对老去？针对这个问题，清华大学养老研究团队深入中国农村调查，一共走访了38个村，将19个村作为干预村，19个村作为对照村，展开心理危机干预研究。
养老形势面临挑战
目前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纵观世界范围内，65岁以上人口从7%增到14%的时间，在法国用了115年，在英国是47年，在日本是24年，而联合国人口基金曾推测，中国实现老年人口翻番将会是26年。2018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增长率是0.8%，2017年是0.5%，2016年是0.4%，按照这个速度，可能只需要三四年就到达了老年人口比例翻番的时间。
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凶猛，结果导致我们面临着诸多的养老问题。按照城市规划，90%的老人在家里由孩子照顾，6%的老年人得到一定程度的社区关怀，4%的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在农村，老人几乎百分之百在家里养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养老都面临挑战。目前70%大中城市的老年人家庭属于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有1600万，另外全国还有4000多万失能老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化养老实属必要。然而，目前大多数养老机构不接收失能老人，或者还不具备接收失能老人的条件。从全国“养老网”收集的数据显示，能够接收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的床位不到100万张。更主要的问题是，目前只有不到5%的养老机构是“医保定点”单位。不是“医保定点”，就意味着不能报销。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养老院大多不能提供具有医护功能的长期照料，因此养老事业发展也面临挑战。20世纪50年代，农村普遍建立了敬老院，对象是无子女的和身患残疾的老年人，主要是提供一张床、三顿饭，还谈不到精心照料。城市社会福利院在创建之初，针对“三无”老人，也还是只提供一张床和三顿饭。后来不断出台新政策，对长期照料却没有硬性规定，导致养老机构缺乏医护功能。
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模式
虽然面临严重挑战，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也可以是积极的。到目前为止，清华大学养老研究团队对已有的3个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模式进行了研究。
“幸福守门人” 该模式于2019年进入了国家卫健委发起的全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被列为项目的心理干预手段之一。卫健委推出了4个科学工具：孤独量表、抑郁量表、身心健康简表和社会支持量表。用这些量表做心理危机筛查发现，大多数农村老人实际是处在第一个危险之中，也就是孤独。
而“幸福守门人”模式就是防止孤独的老年人走向抑郁，各地方官员在管辖地划出区片，在每个区都有帮助农村老人的精神科大夫，同时动员乡村医生、社区积极分子以及社工，一起来关心留守老年人，防止老年人心理危机，使老年人之间能够互动、互助，做到情感互惠。
时间银行 目前，中国已经有三十多个城市成立了旨在帮助老年人的时间银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倡导时间银行，动员相对年轻的、比较健康的老人去帮助那些高龄体弱的老人，用适老服务时间作为储蓄积分。
我国的时间银行与日本的非常相似，比如苏州的杨枝模式，也是以劳动时间计算，洗衣服的时间、送水的时间、谈心的时间都可以存于时间账户，将来就可以兑换成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最重要的是，杨枝模式证明了，劳动时间的兑换，是一种可以形成老人互助风尚的催化剂。
“病友会” 目前有3種病友会：抑郁症患者QQ群、糖友会、抗癌组织。抑郁症患者QQ群中包括老年人和青年人，参与者在线上互相交流如何抵抗抑郁症、如何就医、如何服药。由糖尿病患者组织的“糖友会”在国内也非常发达，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有“糖友会”，一些医院也有，糖尿病病人通过QQ群组织在一起进行学习、相互鼓励，敦促服药、坚持锻炼等。
迎接安宁疗护
在我们积极面对如何老去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就自然而然地要面对如何离去的问题。
有媒体在2015年对有关全球人类辞世质量进行调查，这个调查有80个国家参加，中国排在第71位。这个排序，暴露了我国安宁疗护事业的不发达。
安宁疗护也称为临终关怀、末端期关怀或者姑息治疗，最主要的三个特征是缓解躯体的疼痛、减少精神的困扰和疏导心理的情绪。
在我国，安宁疗护事业刚刚起步。根据中国卫生年鉴，2018年全国安宁疗护机构有276家。另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司统计，2018年全国接受安宁疗护的患者共28.3万人。而我国每年有200多万癌症患者辞世，再加上因慢性病辞世的人们，为28.3万患者提供安宁疗护，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清华大学养老研究团队发现，所有病人中，癌症患者最需要安宁疗护。研究样本显示，70%的癌症末期患者无法平静地与医生讨论自己的病情，也无法和亲人讨论自己的身后事，原因通常是比较严重的疼痛问题。
不同于“安乐死”，安宁疗护致力于在减少患者身体病痛的同时平静他们的内心，最终帮助患者从容、有尊严地离去。
回顾历史，安宁疗护运动起源于英国，由一个英国护士发起。该护士在护理的过程中看到病人因癌症非常痛苦地去世，于是开始学习疼痛学，之后就建立了一家安宁疗护中心，现在那里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安宁疗护中心之一。随后，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这种行为。目前全球有1.6万家安宁疗护机构，每年有2000多万人需要姑息治疗。而我国比较早做这个工作的是北京松堂医院——一家纯粹的临终关怀机构。
我国目前对安宁疗护也在积极探索，这几年有几种安宁疗护模式。第一个是李义庭模式，他设想在每个城市建立一个安宁疗护指导中心，在社区建立分中心，由分中心在家庭建立安宁疗护病床。现在上海市已经开始试点;第二个是施榕模式。施榕观察到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鉴于很多农村只有老人，所以建议培训乡村医生学会安宁疗护技能;第三个模式是由一家基金会做的宁养模式。在32家医院的支持下，培养了一批社会工作者。这些人是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同时他们要学一点医学，以便介入安宁疗护;第四种是死亡咖啡馆模式。例如，昆明一家医院专门设立了死亡咖啡厅，也就是方便医生回答病人家属问题的固定空间，这种行为，重要的是家属把死亡问题拿到小众公共空间讨论，可以实现大家相互交流并彼此安慰。（《光明日报》）
我们该如何面对老去？针对这个问题，清华大学养老研究团队深入中国农村调查，一共走访了38个村，将19个村作为干预村，19个村作为对照村，展开心理危机干预研究。
养老形势面临挑战
目前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纵观世界范围内，65岁以上人口从7%增到14%的时间，在法国用了115年，在英国是47年，在日本是24年，而联合国人口基金曾推测，中国实现老年人口翻番将会是26年。2018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增长率是0.8%，2017年是0.5%，2016年是0.4%，按照这个速度，可能只需要三四年就到达了老年人口比例翻番的时间。
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凶猛，结果导致我们面临着诸多的养老问题。按照城市规划，90%的老人在家里由孩子照顾，6%的老年人得到一定程度的社区关怀，4%的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在农村，老人几乎百分之百在家里养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养老都面临挑战。目前70%大中城市的老年人家庭属于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有1600万，另外全国还有4000多万失能老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化养老实属必要。然而，目前大多数养老机构不接收失能老人，或者还不具备接收失能老人的条件。从全国“养老网”收集的数据显示，能够接收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的床位不到100万张。更主要的问题是，目前只有不到5%的养老机构是“医保定点”单位。不是“医保定点”，就意味着不能报销。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养老院大多不能提供具有医护功能的长期照料，因此养老事业发展也面临挑战。20世纪50年代，农村普遍建立了敬老院，对象是无子女的和身患残疾的老年人，主要是提供一张床、三顿饭，还谈不到精心照料。城市社会福利院在创建之初，针对“三无”老人，也还是只提供一张床和三顿饭。后来不断出台新政策，对长期照料却没有硬性规定，导致养老机构缺乏医护功能。
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模式
虽然面临严重挑战，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也可以是积极的。到目前为止，清华大学养老研究团队对已有的3个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模式进行了研究。
“幸福守门人” 该模式于2019年进入了国家卫健委发起的全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被列为项目的心理干预手段之一。卫健委推出了4个科学工具：孤独量表、抑郁量表、身心健康简表和社会支持量表。用这些量表做心理危机筛查发现，大多数农村老人实际是处在第一个危险之中，也就是孤独。
而“幸福守门人”模式就是防止孤独的老年人走向抑郁，各地方官员在管辖地划出区片，在每个区都有帮助农村老人的精神科大夫，同时动员乡村医生、社区积极分子以及社工，一起来关心留守老年人，防止老年人心理危机，使老年人之间能够互动、互助，做到情感互惠。
时间银行 目前，中国已经有三十多个城市成立了旨在帮助老年人的时间银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倡导时间银行，动员相对年轻的、比较健康的老人去帮助那些高龄体弱的老人，用适老服务时间作为储蓄积分。
我国的时间银行与日本的非常相似，比如苏州的杨枝模式，也是以劳动时间计算，洗衣服的时间、送水的时间、谈心的时间都可以存于时间账户，将来就可以兑换成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最重要的是，杨枝模式证明了，劳动时间的兑换，是一种可以形成老人互助风尚的催化剂。
“病友会” 目前有3種病友会：抑郁症患者QQ群、糖友会、抗癌组织。抑郁症患者QQ群中包括老年人和青年人，参与者在线上互相交流如何抵抗抑郁症、如何就医、如何服药。由糖尿病患者组织的“糖友会”在国内也非常发达，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有“糖友会”，一些医院也有，糖尿病病人通过QQ群组织在一起进行学习、相互鼓励，敦促服药、坚持锻炼等。
迎接安宁疗护
在我们积极面对如何老去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就自然而然地要面对如何离去的问题。
有媒体在2015年对有关全球人类辞世质量进行调查，这个调查有80个国家参加，中国排在第71位。这个排序，暴露了我国安宁疗护事业的不发达。
安宁疗护也称为临终关怀、末端期关怀或者姑息治疗，最主要的三个特征是缓解躯体的疼痛、减少精神的困扰和疏导心理的情绪。
在我国，安宁疗护事业刚刚起步。根据中国卫生年鉴，2018年全国安宁疗护机构有276家。另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司统计，2018年全国接受安宁疗护的患者共28.3万人。而我国每年有200多万癌症患者辞世，再加上因慢性病辞世的人们，为28.3万患者提供安宁疗护，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清华大学养老研究团队发现，所有病人中，癌症患者最需要安宁疗护。研究样本显示，70%的癌症末期患者无法平静地与医生讨论自己的病情，也无法和亲人讨论自己的身后事，原因通常是比较严重的疼痛问题。
不同于“安乐死”，安宁疗护致力于在减少患者身体病痛的同时平静他们的内心，最终帮助患者从容、有尊严地离去。
回顾历史，安宁疗护运动起源于英国，由一个英国护士发起。该护士在护理的过程中看到病人因癌症非常痛苦地去世，于是开始学习疼痛学，之后就建立了一家安宁疗护中心，现在那里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安宁疗护中心之一。随后，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这种行为。目前全球有1.6万家安宁疗护机构，每年有2000多万人需要姑息治疗。而我国比较早做这个工作的是北京松堂医院——一家纯粹的临终关怀机构。
我国目前对安宁疗护也在积极探索，这几年有几种安宁疗护模式。第一个是李义庭模式，他设想在每个城市建立一个安宁疗护指导中心，在社区建立分中心，由分中心在家庭建立安宁疗护病床。现在上海市已经开始试点;第二个是施榕模式。施榕观察到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鉴于很多农村只有老人，所以建议培训乡村医生学会安宁疗护技能;第三个模式是由一家基金会做的宁养模式。在32家医院的支持下，培养了一批社会工作者。这些人是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同时他们要学一点医学，以便介入安宁疗护;第四种是死亡咖啡馆模式。例如，昆明一家医院专门设立了死亡咖啡厅，也就是方便医生回答病人家属问题的固定空间，这种行为，重要的是家属把死亡问题拿到小众公共空间讨论，可以实现大家相互交流并彼此安慰。（《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