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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苏联新闻史，对于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具有借鉴意义。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特殊的历史节点，本文借助最新历史档案资料，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回顾与反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新闻事业的来龙去脉、经验与教训，严肃地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苏联的影响，深入地检讨中国新闻思想史发展脉络中的苏联因素，对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闻学;思想史研究;未来路径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81-03
就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相较于英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学术史研究，国内关于苏联新闻思想在华传播与接受史的考察与检讨十分不足。这对自新文化运动肇始便“以俄为师”的中国思想界、建党之初便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1949年后新闻体制植根于苏联的中国新闻事业、正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的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遗憾与理论欠缺。
一、回望：20世纪中国新闻业的苏联背影
二十世纪的新闻学，受苏联影响巨大。回溯历史长河会发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苏联的身影。苏联立国伊始，便向正在进行民主革命中的孙中山发出邀请，将革命的宣传理念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闻事业，直接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国新闻领域的第一次探索，背景便是对苏联模式做了适合国情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从新闻思想、新闻体制到新闻教育，都直接模仿苏联模式;苏联的解体，更是让中国人警醒到新闻传播事业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苏联新闻事业，恰如“叮”在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牛虻”，在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观念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投下“阴影”。即使20世纪末由于苏联解体，苏联新闻的影响逐渐在中国退场，可直至今天，中国的新闻体制依然会被机械地称为“苏联模式”，中国的新闻改革也常以苏联的“自由化”运动作为前车之鉴，即便是当前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学者也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1]。因为忽视了中国新闻学发展中的苏联因素，便切断了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历史脉络。
苏联的新闻事业是如何在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场域“导入、在场、建构、退出”的？苏联新闻事业的兴起与消亡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伴随着这种外来思想资源，今天的中国新闻事业留下了怎样的苏联“烙印”，人们应该如何科学认知这些历史的痕迹？苏联新闻事业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中走入又走出，折射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新闻学研究怎样的思想轨迹？此外，就新闻学学术研究而言，如何突破苏联新闻学研究中资料陈旧、“政治本位”、意识形态浓重、历史环节缺失、研究资料老旧、方法机械、成果稀疏、结论僵化等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框架内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苏联化、苏联新闻观中国化等理论命题？如何科学地看待苏联新闻业对中国新闻业或积极或消极影响的百年思想“纠葛”，进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观念？这些现实和理论问题都需要更加科学的回答。
二、重思：苏联新闻学及苏联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一）填补苏联新闻学研究空白，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来，随着新闻学研究的西方化和技术化转向，我国的苏联新闻学研究几乎停滞。尽管许多学者都指出苏联新闻事业研究的意义，但由于学术资源较少、俄语人才短缺、学术成果发表困难等现实原因，仅有极少数从俄罗斯归国的学者进行深入开垦，学术力量薄弱。这导致苏联新闻学的史学研究、业务研究、思想史研究有许多空白。
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新闻传播研究》为例，作为苏联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阶段本该全面改革却陷入“停滞”，新闻传播领域更是陷入僵化，无论是从苏联新闻业发展的历史链条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新闻传播的独特现象上看，还是就苏联及其新闻业对中国的影响与关系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都是重要而丰富的[2]。当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新闻传播研究尚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观照与重视，而这又与苏联新闻史研究的整体不足、系统失调互为因果，倘若新闻进程的研究不能环环相扣，那么对苏联新闻史与新闻业的描述和解释显然亦会受到制约。苏联新闻史还有许多空白领域亟待开掘，比如新闻业务、二战后苏联的自由化运动思潮、列宁斯大林的通讯员思想对中国新闻事业群众路线的影响，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典型报道对中国的影响、二战时期苏联的广播事业及其宣传理念对中国的影响等，这些课题对于外国新闻史国别史研究而言，是亟须填补的。
（二）纠正澄清研究误区和偏见，构建科学的苏联新闻学研究方法和体系
蘇联新闻学的研究，受政治影响较大。由于中苏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冷战”背景、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对苏联的观察并不客观，甚至对苏联新闻事业的认识存在误区和偏颇，需要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予以纠正。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报刊的四种理论》将苏联新闻事业界定为“集权主义”新闻模式，开始了新闻学理论上的中西二元对立。经过半个世纪西方学者的强化，国际社会对苏联新闻事业戴上了有色眼镜，经常用集权、统治、僵化等负面词汇修饰。而与之相反，将英美等资本主义新闻体制描绘成民主、现代的代名词，从情感上引发人们对苏联新闻事业的不信任，导致先入之见，遮蔽对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新闻体系的客观研究。
更重要的是，对苏联的认知影响了对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认知，进而影响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很多学者在观念中，简单地将苏联模式等同于集权模式，而中国模式就是苏联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就是集权模式，是不科学和落后的新闻模式。这在认识论上是机械主义的，在价值观上是错误的，兹事体大，但是当前逻辑却不能自洽。事实是如果阐释不清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苏联的影响，阐释不清苏联模式发展中的弊端及我国对它的扬弃，便无法回到对自身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解释上，更无法清晰地去超越[3]。 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收紧政策，国内学术界称其为“后斯大林”时期，是斯大林时代的翻版。从认识论上讲，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学术实践上看，不仅混淆了赫鲁晓夫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区别，而且先入为主地设置了一道烟瘴，阻隔了学术探照的深入。就具体的传播现象而言，这一时期苏联国内的新闻事业技术基设施全球领先，广播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和国民的教育素质，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的娱乐化现象在苏联被规避，媒介社会学自成风格服务社会大众，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和理念，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外界只知道苏联的媒介审查制度强化，持不同政见运动高涨。这样的认识，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无法形成科学的解释。
（三）为探索之路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提供镜鉴
作为历史研究，落脚点是“以史為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苏两国、两党在政治模式、新闻制度、新闻体系等诸多方面相似，考察中苏新闻体制、新闻思想、新闻传播交互的各个层面，通过对苏联新闻事业的经验借鉴和教训吸收，可为进行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提供镜鉴。
从现实意义上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在历史上留下诸多教训。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中国来说，应深思以下问题：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苦酒，到底是谁酿制？苏联曾经建立了强大的传媒帝国，为何却在文化冷战中落败？苏联的新闻传播体系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柱，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疲软并最终坍塌的？
三、展望：未来苏联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可拓展路径
（一）文献挖掘
历史研究离不开档案、文献等史料支撑。
首先，借助苏联东欧地区“档案革命”解密的新史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东欧地区历史档案大规模地解密、编纂、出版，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苏联学”复兴，我国的俄罗斯（苏联）史、冷战国际史、中苏外交史、党史研究均迈入了崭新阶段。
借鉴国际范围尤其是美国的“苏联学”新的演进路线，借助“档案革命”提供的新史料对现有的苏联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研究进行再审读，是未来我国苏联新闻学研究革新的材料基础。使用第一手的解密档案重新审读苏联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补充历史资料，填补历史空白，修正历史偏差，推翻错误结论，学科价值不言而喻[4]。
其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国际范围的学科交流提供可能。当前，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信息的全球共享，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及时，越来越密切，学术会议、学术合作成为普遍的交流方式，学术资源共享已经成为常态。吸收引进他国尤其是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网络渠道互通共享信息，必然会带来新的学术进展。语言障碍一直是苏联新闻学研究的瓶颈，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了中俄教育和学术合作，越来越多的俄语人才为苏联新闻学的复苏提供了可能。得益于语言软件等新技术开发，同声翻译工具、随身携带的翻译笔、可直接进行语言转化的翻译网站破除了学术研究的语言障碍，为资料的获得提供了便利渠道。
我国的数字学术资源呈现规模化成果，晚晴民国期刊库、瀚文数据库、《大公报》《申报》《人民日报》等媒介数据资源库、知网数据库、超星图书馆等海量便捷数据库为学术资源共享提供了专业可能。尤其是古籍资料及晚晴民国数据资源的开放，破除了先前历史研究的时空局限，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各国图书馆及数据库彼此合作，学术资源实现世界范围内共享。另外，各图书馆和数据库均研发了学习管理软件，在资料使用和整合方面为研究人员提供便捷。
（二）研究方法及理念创新
高士柏教授曾指出：“文化研究归根结底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方法。”长期以来，苏联新闻学一直徘徊在逼仄的学术空间。由于苏联新闻事业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纠葛，苏联新闻学研究存在政治本位、史料封闭等问题，苏联新闻学颇为诟病的是其“政治性强”，原因就在于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功用主义。
近些年来，国际新闻学领域和国内学者在新闻学术研究上进行了新的方法借鉴和尝试，分别从“新闻社会史”“媒介技术史”“新闻思想史”“文化交流史”“口述历史”“田野调查”“媒介考古”等方法入手，为各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生动景观。苏联新闻学研究也应该且必须通过研究方法创新获得再生。文献分析法、统计数据分析、案例分析、访谈、比较等具体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会加速苏联新闻学研究的现代性，会带来更多元的研究成果[5]。
在苏联新闻学研究理念上，人们提倡“回归情境”，在媒体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内外社会关系的互动中阐释各种传播现象，实现对新闻事业发展变迁的整体图景进行立体分析和细描，进而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回到1917年苏联新闻事业初创的原点对74年的苏联新闻事业进行整体关照，回到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中的中国新闻学开创之始对苏联新闻学的引介，在中俄新闻事业发展史和中俄新闻思想互动的历史情景中对中苏两国的新闻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新史料挖掘和研究的视野拓展取得新的学术收获，是未来苏联新闻学研究的目标，也是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伟. 中苏论战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7.
[2] 张珂.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新闻传播研究述略[J]. 当代传播，2016（01）：84-88.
[3] 陈细兰. 2016年大陆长征题材纪录片集体记忆建构研究[D]. 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8.
[4] 程曼丽. 论列宁新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指导意义[J]. 新闻与写作，2020（11）：76-81.
[5] 张允若. 对苏联新闻业的历史反思[J]. 国际新闻界，1997（05）：45 - 48.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新闻学;思想史研究;未来路径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81-03
就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相较于英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学术史研究，国内关于苏联新闻思想在华传播与接受史的考察与检讨十分不足。这对自新文化运动肇始便“以俄为师”的中国思想界、建党之初便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1949年后新闻体制植根于苏联的中国新闻事业、正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的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遗憾与理论欠缺。
一、回望：20世纪中国新闻业的苏联背影
二十世纪的新闻学，受苏联影响巨大。回溯历史长河会发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苏联的身影。苏联立国伊始，便向正在进行民主革命中的孙中山发出邀请，将革命的宣传理念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闻事业，直接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国新闻领域的第一次探索，背景便是对苏联模式做了适合国情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从新闻思想、新闻体制到新闻教育，都直接模仿苏联模式;苏联的解体，更是让中国人警醒到新闻传播事业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苏联新闻事业，恰如“叮”在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牛虻”，在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观念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投下“阴影”。即使20世纪末由于苏联解体，苏联新闻的影响逐渐在中国退场，可直至今天，中国的新闻体制依然会被机械地称为“苏联模式”，中国的新闻改革也常以苏联的“自由化”运动作为前车之鉴，即便是当前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学者也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1]。因为忽视了中国新闻学发展中的苏联因素，便切断了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历史脉络。
苏联的新闻事业是如何在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场域“导入、在场、建构、退出”的？苏联新闻事业的兴起与消亡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伴随着这种外来思想资源，今天的中国新闻事业留下了怎样的苏联“烙印”，人们应该如何科学认知这些历史的痕迹？苏联新闻事业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中走入又走出，折射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新闻学研究怎样的思想轨迹？此外，就新闻学学术研究而言，如何突破苏联新闻学研究中资料陈旧、“政治本位”、意识形态浓重、历史环节缺失、研究资料老旧、方法机械、成果稀疏、结论僵化等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框架内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苏联化、苏联新闻观中国化等理论命题？如何科学地看待苏联新闻业对中国新闻业或积极或消极影响的百年思想“纠葛”，进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观念？这些现实和理论问题都需要更加科学的回答。
二、重思：苏联新闻学及苏联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一）填补苏联新闻学研究空白，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来，随着新闻学研究的西方化和技术化转向，我国的苏联新闻学研究几乎停滞。尽管许多学者都指出苏联新闻事业研究的意义，但由于学术资源较少、俄语人才短缺、学术成果发表困难等现实原因，仅有极少数从俄罗斯归国的学者进行深入开垦，学术力量薄弱。这导致苏联新闻学的史学研究、业务研究、思想史研究有许多空白。
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新闻传播研究》为例，作为苏联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阶段本该全面改革却陷入“停滞”，新闻传播领域更是陷入僵化，无论是从苏联新闻业发展的历史链条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新闻传播的独特现象上看，还是就苏联及其新闻业对中国的影响与关系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都是重要而丰富的[2]。当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新闻传播研究尚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观照与重视，而这又与苏联新闻史研究的整体不足、系统失调互为因果，倘若新闻进程的研究不能环环相扣，那么对苏联新闻史与新闻业的描述和解释显然亦会受到制约。苏联新闻史还有许多空白领域亟待开掘，比如新闻业务、二战后苏联的自由化运动思潮、列宁斯大林的通讯员思想对中国新闻事业群众路线的影响，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典型报道对中国的影响、二战时期苏联的广播事业及其宣传理念对中国的影响等，这些课题对于外国新闻史国别史研究而言，是亟须填补的。
（二）纠正澄清研究误区和偏见，构建科学的苏联新闻学研究方法和体系
蘇联新闻学的研究，受政治影响较大。由于中苏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冷战”背景、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对苏联的观察并不客观，甚至对苏联新闻事业的认识存在误区和偏颇，需要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予以纠正。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报刊的四种理论》将苏联新闻事业界定为“集权主义”新闻模式，开始了新闻学理论上的中西二元对立。经过半个世纪西方学者的强化，国际社会对苏联新闻事业戴上了有色眼镜，经常用集权、统治、僵化等负面词汇修饰。而与之相反，将英美等资本主义新闻体制描绘成民主、现代的代名词，从情感上引发人们对苏联新闻事业的不信任，导致先入之见，遮蔽对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新闻体系的客观研究。
更重要的是，对苏联的认知影响了对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认知，进而影响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很多学者在观念中，简单地将苏联模式等同于集权模式，而中国模式就是苏联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就是集权模式，是不科学和落后的新闻模式。这在认识论上是机械主义的，在价值观上是错误的，兹事体大，但是当前逻辑却不能自洽。事实是如果阐释不清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苏联的影响，阐释不清苏联模式发展中的弊端及我国对它的扬弃，便无法回到对自身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解释上，更无法清晰地去超越[3]。 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收紧政策，国内学术界称其为“后斯大林”时期，是斯大林时代的翻版。从认识论上讲，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学术实践上看，不仅混淆了赫鲁晓夫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区别，而且先入为主地设置了一道烟瘴，阻隔了学术探照的深入。就具体的传播现象而言，这一时期苏联国内的新闻事业技术基设施全球领先，广播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和国民的教育素质，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的娱乐化现象在苏联被规避，媒介社会学自成风格服务社会大众，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和理念，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外界只知道苏联的媒介审查制度强化，持不同政见运动高涨。这样的认识，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无法形成科学的解释。
（三）为探索之路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提供镜鉴
作为历史研究，落脚点是“以史為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苏两国、两党在政治模式、新闻制度、新闻体系等诸多方面相似，考察中苏新闻体制、新闻思想、新闻传播交互的各个层面，通过对苏联新闻事业的经验借鉴和教训吸收，可为进行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提供镜鉴。
从现实意义上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在历史上留下诸多教训。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中国来说，应深思以下问题：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苦酒，到底是谁酿制？苏联曾经建立了强大的传媒帝国，为何却在文化冷战中落败？苏联的新闻传播体系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柱，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疲软并最终坍塌的？
三、展望：未来苏联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可拓展路径
（一）文献挖掘
历史研究离不开档案、文献等史料支撑。
首先，借助苏联东欧地区“档案革命”解密的新史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东欧地区历史档案大规模地解密、编纂、出版，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苏联学”复兴，我国的俄罗斯（苏联）史、冷战国际史、中苏外交史、党史研究均迈入了崭新阶段。
借鉴国际范围尤其是美国的“苏联学”新的演进路线，借助“档案革命”提供的新史料对现有的苏联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研究进行再审读，是未来我国苏联新闻学研究革新的材料基础。使用第一手的解密档案重新审读苏联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补充历史资料，填补历史空白，修正历史偏差，推翻错误结论，学科价值不言而喻[4]。
其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国际范围的学科交流提供可能。当前，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信息的全球共享，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及时，越来越密切，学术会议、学术合作成为普遍的交流方式，学术资源共享已经成为常态。吸收引进他国尤其是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网络渠道互通共享信息，必然会带来新的学术进展。语言障碍一直是苏联新闻学研究的瓶颈，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了中俄教育和学术合作，越来越多的俄语人才为苏联新闻学的复苏提供了可能。得益于语言软件等新技术开发，同声翻译工具、随身携带的翻译笔、可直接进行语言转化的翻译网站破除了学术研究的语言障碍，为资料的获得提供了便利渠道。
我国的数字学术资源呈现规模化成果，晚晴民国期刊库、瀚文数据库、《大公报》《申报》《人民日报》等媒介数据资源库、知网数据库、超星图书馆等海量便捷数据库为学术资源共享提供了专业可能。尤其是古籍资料及晚晴民国数据资源的开放，破除了先前历史研究的时空局限，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各国图书馆及数据库彼此合作，学术资源实现世界范围内共享。另外，各图书馆和数据库均研发了学习管理软件，在资料使用和整合方面为研究人员提供便捷。
（二）研究方法及理念创新
高士柏教授曾指出：“文化研究归根结底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方法。”长期以来，苏联新闻学一直徘徊在逼仄的学术空间。由于苏联新闻事业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纠葛，苏联新闻学研究存在政治本位、史料封闭等问题，苏联新闻学颇为诟病的是其“政治性强”，原因就在于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功用主义。
近些年来，国际新闻学领域和国内学者在新闻学术研究上进行了新的方法借鉴和尝试，分别从“新闻社会史”“媒介技术史”“新闻思想史”“文化交流史”“口述历史”“田野调查”“媒介考古”等方法入手，为各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生动景观。苏联新闻学研究也应该且必须通过研究方法创新获得再生。文献分析法、统计数据分析、案例分析、访谈、比较等具体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会加速苏联新闻学研究的现代性，会带来更多元的研究成果[5]。
在苏联新闻学研究理念上，人们提倡“回归情境”，在媒体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内外社会关系的互动中阐释各种传播现象，实现对新闻事业发展变迁的整体图景进行立体分析和细描，进而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回到1917年苏联新闻事业初创的原点对74年的苏联新闻事业进行整体关照，回到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中的中国新闻学开创之始对苏联新闻学的引介，在中俄新闻事业发展史和中俄新闻思想互动的历史情景中对中苏两国的新闻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新史料挖掘和研究的视野拓展取得新的学术收获，是未来苏联新闻学研究的目标，也是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伟. 中苏论战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7.
[2] 张珂.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新闻传播研究述略[J]. 当代传播，2016（01）：84-88.
[3] 陈细兰. 2016年大陆长征题材纪录片集体记忆建构研究[D]. 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8.
[4] 程曼丽. 论列宁新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指导意义[J]. 新闻与写作，2020（11）：76-81.
[5] 张允若. 对苏联新闻业的历史反思[J]. 国际新闻界，1997（05）：45 - 48.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