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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王旭明“托关系走门路”进到北京南城的丰台七中当上了语文老师。当时他是个不愿意进政府部门、怀里揣着屠格涅夫的《罗亭》的小年轻儿。
小王被派去带一个出了名的“乱班”，学生们也就比他小个七八岁。王老师对他们说“要违反纪律，行，你们就在我的课上说话捣乱。我只要求你们不在其他老师的课上违反纪律，这既是给我的面子，也是对你们自己的约束。”他说自己的目标是要当孩子们的老师、父母和朋友，三位一体。
可有那么一位叶同学就是不给他面子，在数学课上连续捣乱，告状的老师多了，小王按捺不住，便在课堂上公然教训小叶，小叶也不甘示弱，嚷嚷“我没说，我就是没说”，小王老师的火气顿时被点了三尺高，饱饱儿地扇了叶同学一大嘴巴，“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打学生，在课堂上，我觉得没面子嘛。”这一嘴巴下去，学生的眼鼻鲜血长流，捂着就跑了。
“我心里是慌的，我寻思这可能打得重了，但我还端着，‘大家看着，捣乱就是这样……’但回到办公室，我还是挺那个的……”中午，叶家爸妈领着孩子来了，小王老师心里惴惴的。可叶家爸爸张嘴就说：“王老师，我们孩子做错了，您别跟他生气啊，您管得对，您打得好。”叶同学躲在他爸后头，还拿纱布包着眼睛，说“我错了”。当时小王老师忍着眼泪，强撑着，说“行了!以后别那什么什么……”
25年后，已经成为教育部发言人的小王老师——王旭明——坐在位于北京西单的办公室里，中式立领条纹衬衣、黑色立领外套，短发在发胶的帮助下茁壮向上，桌下摆着3双不同样式的黑皮鞋。不是西服套装、便是改良的中式套装，裁减合身、质地优良，这是他面对公众的一贯形象，电脑旁依然摆着那本《罗亭》。
“(打学生)这个事情给我的影响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提倡不能打学生，这是师德。但是要看什么情况下，我个人始终认为，爱是一种教育，严也是一种教育，当然，严到什么度，我认为适当地施以拳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这个拳脚的方式要有度，还要有基础，就是你的学生接受你、认可你，真的把你当成父母了!那真到了这种程度，那是可以打。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老师，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上来就打，那人家当然会告到法院去了。我觉得我这种情况下，有前提、有基础的这种严，适当施与拳脚教育，我觉得是可取的。所以现在对教育方式一味地说爱、或者一味地说严，从我的教学经验来讲，不可取。”
王旭明说，25年前的教学经验，也为他今天的新闻发言工作奠定了基础。
职业行为第一
3月8日，王旭明一大早打车去北大口腔医院看牙。这已经是医院方面几次改期后的又一次预约，结果他依然没能按照自己挂的号看上病。“我说这个国家怎么不守信用，原来就从你们大夫开始!你得治那些不守约的，保护守约的病人呀!”他和护士嚷嚷。
看完病，医生才出示该在治疗前给他看的“说明和注意事项”，其中包括治疗可能引起的各种副作用，王旭明拒绝签字，旁边儿的大夫拿话噎他，“你嫌我们这儿不好啊，旁边那个美国医生开的医院好，你去啊，那里的大夫一天就看俩病人，你换牙啊，得一万块钱!”
王旭明大怒，“本来这種治疗前尊重病人知情权，让病人签名表示知道这么回事，是好主意，关键念这个经的人都没有念好。我在想，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很多事儿，都是‘经’好，但是没有‘念’好，完了后来又怨政府、怨组织，却不守住自己那份本分。”
王旭明认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新闻发言人”职业行为第一。“对新闻发言人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所发布的内容，既是职业行为，也是自己内心认可的东西。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些我不理解，或者没有理解透的问题，但这个时候，职业行为是优先的。”
一年前，王旭明成为一些网民的眼中钉。其一段私下里和相熟记者关于高等教育的聊天被发表后，被广为传播并备受批评，那段言论被概括为“上大学就像买衣服，买得起贵的才能读清华北大”。
为此他别扭了不是一天两天，他说自己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只要《罗亭》这本书在身旁，就算没时间看，也能带给自己安慰。
“屠格涅夫的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个人理解，罗亭是一个追求个性、追求实现自我的人物，但那个时代不容许他有更多的展示。同时呢，他又有致命的弱点，就是语言大于行动。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缺点，就是语言多于行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磨练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语言和行动并举吧。”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新闻学院院长后，请了六位新闻发言人到人大给自己的学生进行普及性授课，其中包括王旭明。
但王旭明并不认为大学适合开设新闻发言人专业。“我个人比较反对新闻学院开设新闻发言人专业，我觉得这个很荒唐。新闻发言人除了政治素质、政策素质之外，他的综合素质要求太高了，不是新闻学院一个专业能培养出来的。”
新闻发言人类似公关
每天早上，王旭明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各大报纸和网站，接下来便是“策划”当日和次日的重大新闻宣传活动。
“如果按照新闻发布更专业的术语讲，叫做‘议题设置’，包括制作重点节目，安排重点采访，包括新闻发布会的准备，不断地接听重点记者的电话。”王旭明每天至少要接10个以上的媒体来电，每个持续时间从5分钟到10多分钟不等，主要内容都是在为记者解释政策、沟通联系所要找的人，提供线索，或者说是解疑释惑。业务方面的问题居多，也不排除有咨询、为记者排忧解难的部分。比方说，“这个上学啊，完成学业啊，就业啊，这当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王旭明认为自己的角色其实更接近公关，“而绝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发言”。他说自己在《中国教育报》的7年记者生涯，栽培了这种“公关”能力。
8年教师生涯，一路从老师、班主任、到语文教研组长到年级组长、最后当上了抓教育的副主任和一段时间的代理副校长；30岁出头进了《中国教育报》，跑了两年政协，三年人大，1997年，40岁不到便被破格提升为主任记者。党的15大期间软磨硬泡采访了当时的党代表、刚出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即将接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
王旭明表示，“做记者时，我的主线，我所有文章的主题是：传达政策。”至今，他依然认为目前的新闻记者应该以“宣传政策”和“提升理念，走在时代前端”为原则。
在最近回答媒体关于国外新闻发言人的问题时，王旭明提到萨达姆政权的新闻发言人萨哈夫，“这个人很值得研究，他在他的国家几乎垮台的时候，用自己的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值得深长思之。新闻发言人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你身后的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再反对也好，再不同意也好，坐在这个岗位，你就要说 政府之声。所以我有一个理论——新闻发言人，是以一己之声，传达政府之声。”
但他也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进行选择，他不会再从事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因为当前做新闻发言工作太重要、太前卫、也太难了。我的生命不能承受新闻发言人之中的‘重’。”
好经很多，关键在和尚
人物周刊：一年前你关于高等教育消费的言论引起争论，现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旭明：今年人大，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项重大决策，第一项，国家将增加几百个亿来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在不断完善。从我内心来讲，觉得我们国家在让困难大学生上学、保障教育公平方面，不是尽善尽美，但不断地在追求着尽善尽美，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并不意味着我国实行免费教育的制度。不是的。义务教育之外，学生是要交费的，而要交费，就有一个合理消费的问题啊。所以那段话的核心是这个。那段话举的例子不是很严谨。比如举例举到清华北大，所以我对清华北大的领导和老师，始终怀有内疚。我说‘清华北大不是谁都能进的’，这个是事实。但可以说清华北大的学费，在我们国家和其他高校比起来，是低的。而且可以保证地说，只要你考上了北大清华，没有一个不能进去的。而且不管你家里多困难，甚至你肢体不全、残疾人，只要你考进去了，保证都能够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
人物周刊：在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贷款落实方面，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王旭明：应该说这几年国家做了很大工作。但工作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可以说现在的‘经’非常好，我们需要的是大批能把这个‘经’念好的和尚。政策很好，但为什么底下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没有把‘经’念好。我要通俗地比喻，就是“时代呼唤更多的念好经的和尚”。
人物周刊：那要念好经，方丈、主持还是得把和尚管好训练好。教育部算是方丈、主持这个角色么?
王旭明：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关键因素还是和尚。
政策宣传空间很大
人物周刊：我们杂志曾刊登了对人大代表洪可柱的采访，他在提案里对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所名校进行了严厉批评，你觉得他的说法有价值吗?
王旭明：我的观点是这样，两会期间，所有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政府部门来讲，都是四个字，认真听取。会后逐一研究，要是议案，会给正式答复。现在很多媒体来问我的看法，我觉得现在就是听代表的报道。不能刚反映了情况，政府部门就做解释，那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政府官员过多地解释，过多地辩白，都是不合时宜的。
洪教授的很多断语，我看都是非常感性的，比如“投资巨大、浪费惊人、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沦为江湖”．这些吧，我觉得都是很感性的语言，所以只能算一家之言吧。
人物周刊：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认为高等教育资源过多向这四大名校做了傾斜。你怎么看?
王旭明：教育资源的分配如何更合理、更公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了解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这四所学校没有占有过多的公共财政资源。
人物周刊：你有段话曾被批评为“媒体无知论”，能否再解释一下?
王旭明：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媒体，目前有几大空间有待填充和弥补。
一是传达政策的空间。我们的媒体在及时、准确、全面、有效传达政府政策这个方面，我觉得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政策?我们国家的特点，规范人们的行为主要还是靠政策，当然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主要靠法制。但对我们这样一个法制不太健全的阶段，要靠法，同时更多的要靠政策，而不是主要靠个别人的善举义举。我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个人行为或者善举，可能可以救助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一项好的政策，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受益。
现在有个分歧，一说宣传政策，就认为是歌功颂德，你就凭空摆好。这是不对的。宣传政策，可以宣传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报道执行这项政策不力的人和事，也可以宣传这项政策还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我觉得都可以，都允许。最不能允许的，是对这样一项政策的不理不问。
现在好多事情，我们的政策还没有公开。当然这个责任不光在媒体，也在政府部门。该公开的没有公开，该透明的没有透明，该说清的没有说清，该说透的没有说透。有些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文件发了，所属部门都拿到了，就没有必要再讲了，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点。现在是开放时代，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不是你发了个通知就完事。
小王被派去带一个出了名的“乱班”，学生们也就比他小个七八岁。王老师对他们说“要违反纪律，行，你们就在我的课上说话捣乱。我只要求你们不在其他老师的课上违反纪律，这既是给我的面子，也是对你们自己的约束。”他说自己的目标是要当孩子们的老师、父母和朋友，三位一体。
可有那么一位叶同学就是不给他面子，在数学课上连续捣乱，告状的老师多了，小王按捺不住，便在课堂上公然教训小叶，小叶也不甘示弱，嚷嚷“我没说，我就是没说”，小王老师的火气顿时被点了三尺高，饱饱儿地扇了叶同学一大嘴巴，“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打学生，在课堂上，我觉得没面子嘛。”这一嘴巴下去，学生的眼鼻鲜血长流，捂着就跑了。
“我心里是慌的，我寻思这可能打得重了，但我还端着，‘大家看着，捣乱就是这样……’但回到办公室，我还是挺那个的……”中午，叶家爸妈领着孩子来了，小王老师心里惴惴的。可叶家爸爸张嘴就说：“王老师，我们孩子做错了，您别跟他生气啊，您管得对，您打得好。”叶同学躲在他爸后头，还拿纱布包着眼睛，说“我错了”。当时小王老师忍着眼泪，强撑着，说“行了!以后别那什么什么……”
25年后，已经成为教育部发言人的小王老师——王旭明——坐在位于北京西单的办公室里，中式立领条纹衬衣、黑色立领外套，短发在发胶的帮助下茁壮向上，桌下摆着3双不同样式的黑皮鞋。不是西服套装、便是改良的中式套装，裁减合身、质地优良，这是他面对公众的一贯形象，电脑旁依然摆着那本《罗亭》。
“(打学生)这个事情给我的影响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提倡不能打学生，这是师德。但是要看什么情况下，我个人始终认为，爱是一种教育，严也是一种教育，当然，严到什么度，我认为适当地施以拳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这个拳脚的方式要有度，还要有基础，就是你的学生接受你、认可你，真的把你当成父母了!那真到了这种程度，那是可以打。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老师，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上来就打，那人家当然会告到法院去了。我觉得我这种情况下，有前提、有基础的这种严，适当施与拳脚教育，我觉得是可取的。所以现在对教育方式一味地说爱、或者一味地说严，从我的教学经验来讲，不可取。”
王旭明说，25年前的教学经验，也为他今天的新闻发言工作奠定了基础。
职业行为第一
3月8日，王旭明一大早打车去北大口腔医院看牙。这已经是医院方面几次改期后的又一次预约，结果他依然没能按照自己挂的号看上病。“我说这个国家怎么不守信用，原来就从你们大夫开始!你得治那些不守约的，保护守约的病人呀!”他和护士嚷嚷。
看完病，医生才出示该在治疗前给他看的“说明和注意事项”，其中包括治疗可能引起的各种副作用，王旭明拒绝签字，旁边儿的大夫拿话噎他，“你嫌我们这儿不好啊，旁边那个美国医生开的医院好，你去啊，那里的大夫一天就看俩病人，你换牙啊，得一万块钱!”
王旭明大怒，“本来这種治疗前尊重病人知情权，让病人签名表示知道这么回事，是好主意，关键念这个经的人都没有念好。我在想，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很多事儿，都是‘经’好，但是没有‘念’好，完了后来又怨政府、怨组织，却不守住自己那份本分。”
王旭明认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新闻发言人”职业行为第一。“对新闻发言人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所发布的内容，既是职业行为，也是自己内心认可的东西。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些我不理解，或者没有理解透的问题，但这个时候，职业行为是优先的。”
一年前，王旭明成为一些网民的眼中钉。其一段私下里和相熟记者关于高等教育的聊天被发表后，被广为传播并备受批评，那段言论被概括为“上大学就像买衣服，买得起贵的才能读清华北大”。
为此他别扭了不是一天两天，他说自己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只要《罗亭》这本书在身旁，就算没时间看，也能带给自己安慰。
“屠格涅夫的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个人理解，罗亭是一个追求个性、追求实现自我的人物，但那个时代不容许他有更多的展示。同时呢，他又有致命的弱点，就是语言大于行动。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缺点，就是语言多于行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磨练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语言和行动并举吧。”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新闻学院院长后，请了六位新闻发言人到人大给自己的学生进行普及性授课，其中包括王旭明。
但王旭明并不认为大学适合开设新闻发言人专业。“我个人比较反对新闻学院开设新闻发言人专业，我觉得这个很荒唐。新闻发言人除了政治素质、政策素质之外，他的综合素质要求太高了，不是新闻学院一个专业能培养出来的。”
新闻发言人类似公关
每天早上，王旭明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各大报纸和网站，接下来便是“策划”当日和次日的重大新闻宣传活动。
“如果按照新闻发布更专业的术语讲，叫做‘议题设置’，包括制作重点节目，安排重点采访，包括新闻发布会的准备，不断地接听重点记者的电话。”王旭明每天至少要接10个以上的媒体来电，每个持续时间从5分钟到10多分钟不等，主要内容都是在为记者解释政策、沟通联系所要找的人，提供线索，或者说是解疑释惑。业务方面的问题居多，也不排除有咨询、为记者排忧解难的部分。比方说，“这个上学啊，完成学业啊，就业啊，这当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王旭明认为自己的角色其实更接近公关，“而绝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发言”。他说自己在《中国教育报》的7年记者生涯，栽培了这种“公关”能力。
8年教师生涯，一路从老师、班主任、到语文教研组长到年级组长、最后当上了抓教育的副主任和一段时间的代理副校长；30岁出头进了《中国教育报》，跑了两年政协，三年人大，1997年，40岁不到便被破格提升为主任记者。党的15大期间软磨硬泡采访了当时的党代表、刚出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即将接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
王旭明表示，“做记者时，我的主线，我所有文章的主题是：传达政策。”至今，他依然认为目前的新闻记者应该以“宣传政策”和“提升理念，走在时代前端”为原则。
在最近回答媒体关于国外新闻发言人的问题时，王旭明提到萨达姆政权的新闻发言人萨哈夫，“这个人很值得研究，他在他的国家几乎垮台的时候，用自己的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值得深长思之。新闻发言人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你身后的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再反对也好，再不同意也好，坐在这个岗位，你就要说 政府之声。所以我有一个理论——新闻发言人，是以一己之声，传达政府之声。”
但他也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进行选择，他不会再从事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因为当前做新闻发言工作太重要、太前卫、也太难了。我的生命不能承受新闻发言人之中的‘重’。”
好经很多，关键在和尚
人物周刊：一年前你关于高等教育消费的言论引起争论，现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旭明：今年人大，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项重大决策，第一项，国家将增加几百个亿来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在不断完善。从我内心来讲，觉得我们国家在让困难大学生上学、保障教育公平方面，不是尽善尽美，但不断地在追求着尽善尽美，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并不意味着我国实行免费教育的制度。不是的。义务教育之外，学生是要交费的，而要交费，就有一个合理消费的问题啊。所以那段话的核心是这个。那段话举的例子不是很严谨。比如举例举到清华北大，所以我对清华北大的领导和老师，始终怀有内疚。我说‘清华北大不是谁都能进的’，这个是事实。但可以说清华北大的学费，在我们国家和其他高校比起来，是低的。而且可以保证地说，只要你考上了北大清华，没有一个不能进去的。而且不管你家里多困难，甚至你肢体不全、残疾人，只要你考进去了，保证都能够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
人物周刊：在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贷款落实方面，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王旭明：应该说这几年国家做了很大工作。但工作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可以说现在的‘经’非常好，我们需要的是大批能把这个‘经’念好的和尚。政策很好，但为什么底下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没有把‘经’念好。我要通俗地比喻，就是“时代呼唤更多的念好经的和尚”。
人物周刊：那要念好经，方丈、主持还是得把和尚管好训练好。教育部算是方丈、主持这个角色么?
王旭明：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关键因素还是和尚。
政策宣传空间很大
人物周刊：我们杂志曾刊登了对人大代表洪可柱的采访，他在提案里对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所名校进行了严厉批评，你觉得他的说法有价值吗?
王旭明：我的观点是这样，两会期间，所有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政府部门来讲，都是四个字，认真听取。会后逐一研究，要是议案，会给正式答复。现在很多媒体来问我的看法，我觉得现在就是听代表的报道。不能刚反映了情况，政府部门就做解释，那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政府官员过多地解释，过多地辩白，都是不合时宜的。
洪教授的很多断语，我看都是非常感性的，比如“投资巨大、浪费惊人、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沦为江湖”．这些吧，我觉得都是很感性的语言，所以只能算一家之言吧。
人物周刊：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认为高等教育资源过多向这四大名校做了傾斜。你怎么看?
王旭明：教育资源的分配如何更合理、更公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了解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这四所学校没有占有过多的公共财政资源。
人物周刊：你有段话曾被批评为“媒体无知论”，能否再解释一下?
王旭明：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媒体，目前有几大空间有待填充和弥补。
一是传达政策的空间。我们的媒体在及时、准确、全面、有效传达政府政策这个方面，我觉得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政策?我们国家的特点，规范人们的行为主要还是靠政策，当然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主要靠法制。但对我们这样一个法制不太健全的阶段，要靠法，同时更多的要靠政策，而不是主要靠个别人的善举义举。我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个人行为或者善举，可能可以救助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一项好的政策，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受益。
现在有个分歧，一说宣传政策，就认为是歌功颂德，你就凭空摆好。这是不对的。宣传政策，可以宣传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报道执行这项政策不力的人和事，也可以宣传这项政策还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我觉得都可以，都允许。最不能允许的，是对这样一项政策的不理不问。
现在好多事情，我们的政策还没有公开。当然这个责任不光在媒体，也在政府部门。该公开的没有公开，该透明的没有透明，该说清的没有说清，该说透的没有说透。有些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文件发了，所属部门都拿到了，就没有必要再讲了，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点。现在是开放时代，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不是你发了个通知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