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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失掉的好地狱》创作于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以“说梦”形式含蓄地表达了鲁迅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沉思与忧虑。全文以佛教用语颠覆以往创作方式，并以超现实的象征性写作指涉社会问题，又在现实基础上展开超现实预测，营造出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同时，作品延续了鲁迅一贯的“觉醒”與“自剖”命题，并深化了“孤独”与“迷茫”的支柱力量及存在价值。
关键词： 《失掉的好地狱》 佛教 反叛 超现实 先知
《失掉的好地狱》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发表于同年《语丝》周刊第三十二期上，后收进《野草》。当时的鲁迅暂居在军阀混战的北京，目睹“城头变幻大王旗”[1]487之下的社会动乱，“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2]273。五四运动逐渐走向低潮，作为新思想主力军的青年们随着暑假的到来即将要“到民间去”，要在“首善之区的使人健忘的空气中”走向“魂灵的断头台”[2]95，这使鲁迅再一次陷入孤军奋战的寂寞之中。刚刚结束的女师大学潮和五卅运动，使鲁迅对所谓的中华精神文化和西方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见解，由此引发了他对国家未来的忧思，并进一步坚定了变革传统之信念。
一、以佛教语言展现变革信念
佛教与鲁迅之联系源远流长，但他真正开始探究佛学主要是受章太炎的影响。留日之初，鲁迅全心信奉科学，排斥任何宗教；但随着革命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国人的精神缺陷，转而决定弃医从文。同期，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多篇佛学论著，对鲁迅触动甚大。回国后的不顺意，更使鲁迅对佛教倍加沉迷，并逐渐从兴趣阅读深入到文化研究上。章鲁二人，皆摒弃教中的鬼神迷信，重视汲取佛教的德义信仰；但与章太炎“以佛法救中国”的观点不同，鲁迅将佛教视作反思中华文化的一面镜子，时时站在佛学视点上观照国民精神，并从中吸纳有益于中国变革的先进思想。
一九二五年前后，五四运动陷入低潮，鲁迅苦闷至极，渴望从佛学中获取力量，期间所创作的《野草》使用了大量佛教用语，其中《失掉的好地狱》更直接引用魔鬼牛首等诸多佛教形象。既然不信鬼神之说，鲁迅为何要在文章中营造如此神秘意境呢？他曾在《忽然想到·十》中说道：
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2]90。
所谓的“玄虚飘渺”，即指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老、祈福禳灾等极端现世主义；“平稳圆滑”，则指儒学所提倡的趋时随俗、汲汲于富贵的功利思想。长期以来，鲁迅将孔子批作“深通世故的老先生”[3]192，鼓励人们“憎道士”[2]532，认为中国历史“没有什么思想主义”[4]355根源于儒、道文化的祸害。他致力于重建一种新的价值理想，佛教的“真如”观与“普度众生”之理念，正是那“艰难切实的事情”，无疑是冲击道之“浮滑”、儒之趋利的极佳道具。《野草》中佛教用语的频繁应用，正是鲁迅在语言层面上对传统儒道文化进行的颠覆性改写；《失掉的好地狱》中展开的那幅张扬热烈的佛教图景，象征着又一次反封建、反正宗的变革狂欢，其夸诞、神玄之风与成行成篇的巧喻，既扑朔迷离又警世至深，狠狠冲击了中华“重实际，轻玄想”[5]18的文化性格。
除佛教语言外，《故事新编》中的墨家态度、“立人”观中的尼采色彩等，都是鲁迅用以对抗旧思想的武器，他冷眼看待各家学说，抱着审慎的研学态度，选择性地吸纳“有用”的新思想，其文化立场是模糊而坚定的，但反叛意味却是确定且尖锐的。
二、从超现实指向现实
鲁迅借佛学意境作文，不但宣扬了反主流反封建的变异精神，还营造出了一种以虚写实的强烈审美张力。《野草》中繁密的佛教意象，使其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书写，而蒙上了一层似真似幻的神秘阴影，甚至往往呈现出诡异荒诞的味道。但相较于艺术家的角色，鲁迅首先是一名清醒而沉重的现实主义者，其文无不指向确凿而血淋淋的社会问题，覆盖其上的宗教意境不但不会削弱批判现实的力度，反而能使文本超越时空局限，赋予其超时代意义的隽永警喻性。鲁迅曾在《华盖集·“碰壁”之后》中谈道：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2]68。
在鲁迅的“鬼魂书写”中，黑暗的社会一直被譬作阴森的人间地狱，而其中的魂魄、生灵，无不时时受着可怕的煎熬，发出骇人的“大叫唤”，甚至已吟叫得麻木、空虚，至于“无叫唤”的境地。《野草》的许多文章都运用了如此充满“鬼气”的象征性描写，其中《失掉的好地狱》通过框架故事式的叙述手段，从旁知视角展现了一幅神、魔、人“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的混战局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风云多变的党派斗争。然而无论是如“天神”一般的封建王族统治，还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感化政策”，或是各路军阀的“中华崛起”之呼喊，“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6]75，鬼魂还是照样的鬼魂，连那鼓动反狱的曼陀罗花，也在鬼魂“有秩序”的叫唤中焦枯了。
鲁迅悲悯他们，又不留情面地指戳出不幸的根源。魔鬼，即帝国殖民者们，自诩为天父，“遍身有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意图以西式的普世信仰“拯救”中华民族，看似“美丽、慈悲”，实则不过是对天神的拙劣效仿，暗藏着全面统治的野心，最终被鬼魂识破且招来人类对战，不得不灰溜溜地逃去“寻野兽和恶鬼”了。鬼魂，即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民，被代表着“适意”的曼陀罗花所振奋，向人类发出了求救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为“失掉地狱”、不为“当家做主”，因此即便呼救成功也只换来较魔鬼更甚的“威棱”罢了；鬼魂们仍不醒悟，在第二次绝叫中甚至失去了呼求对象，依旧无法认识到自身才应是反抗主体，最终被“迁入剑树林的中央”，“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一世庸众的愚昧和健忘在此毕露无遗，鲁迅怒其不争的痛恨和嘲讽，混杂着深沉的无奈和怜悯，将“我”与世界的关系推向极端紧张，正反映了鲁迅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定位。 三、从现实指向超现实
如果说鲁迅在基督教中汲取了先知精神的话，那他则在佛教中吸纳了大智气质。在二者的结合下，鲁迅展现出超人、超时代的判断力和预测能力，其文往往以远超常人的广阔视野，站在社会制高点上审视过往、评测未来。鲁迅曾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回忆道：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當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1]356。
“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指《野草》的小文章，“废弛的地狱”象征着当时混沌的社会状况，而咬牙切齿地力图使“这地狱也必须失掉”的“英雄”们，彼时“还未得志”，因此这地狱也毕竟还未失掉，小花也尚未凋零。可见，《失掉的好地狱》糅合了过去、当下与将来之事，鲁迅以一贯的“说梦”形式承载着他的预测，又通过魔鬼的讲述，站在未来的视角上回溯历史，营造出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迂回美感。在现实中，鬼魂尚在发出反狱的绝叫，但在鲁迅耳里，听到的却已经是人类统治的胜利、鬼魂不幸的加剧、地狱整饬的气象，这种深远的忧患意识来源于他对社会根本问题的细致洞察。
成文时，中国社会正由西方殖民者管制，人们因感主权丧失而悲愤不已，各路军阀乘势而起，打着“保国”旗号获取民众信任，不断壮大实力。在看到人民爱国热情迸发的同时，鲁迅对大肆流行的“复国”口号表达出了深沉的忧思，他在《忽然想到·十一》中说道：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2]96。
这种抑中扬西的劝告，是鲁迅在看过了种种所谓的“正人君子”以“仁义道德”为幌子利用、践踏国民的爱国情怀后发出的叹息。他清醒地认识到，相较于外国的压迫，“同胞”之间的残害或许会更深刻、更无情。鲁迅曾在《忽然想到·十》中描绘道：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2]90-91。
这三项危机都指向了“同胞”的内部失和，在《失掉的好地狱》以扭曲魔幻的方式一一表达。魔鬼当道，鬼魂不堪重负，呼求着“同胞，同胞”[2]95时，人类“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信礼奉义的虚浮姿态倒是做得无比纯熟圆滑，但对魔鬼的实际清除却不够彻底，以至于魔鬼还能为“我”讲个“故事”，还能“去寻野兽和恶鬼”。等到“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鬼魂欢呼，人类却开始大展拳脚地“整饬”地狱，利用胜利来“叱咤一切鬼众”，提拔牛首阿旁使鬼魂沦为“奴隶的奴隶”[7]10，满足自身的统治需求。甚至在鬼魂再次发出绝叫时，人类又以自己认定的道义评判标准，将其呼为“人类的叛徒”并迫不及待地施予对方“永劫沉轮的罚”，与之前的战魔“义举”照应出极具讽刺的反差。
鲁迅的预测，根源于对现实的沉思与忧心，抒发于寓言般的“梦境”，这个梦的开头，是“我”仿佛未入梦那般“躺在床上”，营造出空间不变、唯有时间改变的真实感；而梦的结尾，是魔鬼离去，“我”陷入沉静，梦还在无限延续，仿佛已成现实。鲁迅向来对自己的判断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从不惮以最尖利的刀刃割裂社会的虚伪，向世人展示血淋淋的事实。这并非悲观，而是一种对人生苦难的大彻大悟和对生存困境的反抗意识，恰恰体现了他从佛教中取得的“大我”观念和乐观精神，此刻的鲁迅怀揣着对未来的疑虑，却仍坚信着“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2]93。
四、先觉者的孤独与自剖者的迷茫
鲁迅的先知精神与大智气质使他拥有敏感的洞悉力，也为他带来了孤军奋战的无奈与寂寞。《失掉的好地狱》中，纵然魔鬼乔装打扮，“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纵然魔鬼掌握着话语权，然而“我”始终以一种若即若离的干涉态度对故事叙述造成影响，并借魔鬼之口，提醒读者要警惕、“猜疑”魔鬼之言；纵使地狱传来“醉心的大乐”，三界已知“地下太平”，然而“我”却在那“和谐”乐章中听出了鬼魂们的呻吟、苦难的翻腾、刑具的冰冷碰撞……
鲁迅的作品塑造了大量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他们深入到社会和民众的本质层面，挖掘出表层平静下的残酷事实。鲁迅正如他笔下的“超人”，一方面，他本身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推崇“任个人而排众数”，鄙弃粗浅的“合群”文化习惯。另一方面，他是改造“国民性”的代表，人道主义的先行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相反，二者具有一种微妙而稳固的必然关系，能自觉承担起拯救大众之重任的，必然是超越庸众的独特个体，且这个责任越艰巨，对其个体的独立性要求就越高。鲁迅的人道主义事业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要保持双方的一种平衡稳定，就必须保持孤独。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我”躺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既不归属于神、魔、人，又超脱于一众鬼魂，始终维系着孤寒的游离状态。鲁迅之作总不乏寂寞，这种寂寞实际上是一种保持清醒的手段，一种反击平庸的态度，一种生存的证实方式，正是那与宇宙共生的伟大孤独，造就了先进的独立的思想者，使他们成为拯救众人的先觉者。
鲁迅的孤独，已成为文化觉醒的象征之一，其中有知音难求的沉痛感，但更多的是一种认可和自信态度。他知道孤独的价值，因此自觉主动地追求着孤独，深刻的自我剖析正是维持、审视孤独的重要方式。鲁迅手里那把最阴狠和锐利的刀，往往是指向自己的，他渴望在一次次自虐般的“决心自食”中，获得死而后生的涅槃。可是，“本味何能知”[4]202的迷茫却紧紧追随着他。鲁迅一生反对旧思想，却深知自身已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范式的影响，也曾对别人进行“精神的虐杀”[4]183，不自觉地担当着“吃人”的角色。这种“历史中间物”的自我定位，在《失掉的好地狱》中通过魔鬼的一句“是的，你是人！”得到了隐忍而极致的爆发，惊惶的感叹号折射出鲁迅无处可逃的痛楚和挣扎，是的，他也是人类的一员，只是尚未“临地狱，坐于中央”，尚未与“整饬地狱使者”为伍，尚未沉沦于同类相残或麻木无情，既已生而为人，又将何去何从？鲁迅又一次将内在置于炽烈的审察目光之下，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剖的决心与迷惘的呐喊，借魔鬼之言震荡涤净内心的彷徨，从而再一次坚定了将选择的道路和将成为的“人”。他终其一生的怀疑与迷茫，在佛教“大度苍生”的思想影响下，没有陷入看破红尘的苦闷，也没有走向虚无主义的消沉，而是转化为强有力的内省精神与生生不息的求索意志，鞭策了整个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坟 呐喊 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童秉国，编.鲁迅演讲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6]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集外集拾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美]斯诺，著.文洁若，译.陈琼芝，辑录.活的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8]哈迎飞.鲁迅、尼采与佛教——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之一[J].鲁迅研究月刊，2001（01）：20-27.
关键词： 《失掉的好地狱》 佛教 反叛 超现实 先知
《失掉的好地狱》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发表于同年《语丝》周刊第三十二期上，后收进《野草》。当时的鲁迅暂居在军阀混战的北京，目睹“城头变幻大王旗”[1]487之下的社会动乱，“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2]273。五四运动逐渐走向低潮，作为新思想主力军的青年们随着暑假的到来即将要“到民间去”，要在“首善之区的使人健忘的空气中”走向“魂灵的断头台”[2]95，这使鲁迅再一次陷入孤军奋战的寂寞之中。刚刚结束的女师大学潮和五卅运动，使鲁迅对所谓的中华精神文化和西方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见解，由此引发了他对国家未来的忧思，并进一步坚定了变革传统之信念。
一、以佛教语言展现变革信念
佛教与鲁迅之联系源远流长，但他真正开始探究佛学主要是受章太炎的影响。留日之初，鲁迅全心信奉科学，排斥任何宗教；但随着革命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国人的精神缺陷，转而决定弃医从文。同期，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多篇佛学论著，对鲁迅触动甚大。回国后的不顺意，更使鲁迅对佛教倍加沉迷，并逐渐从兴趣阅读深入到文化研究上。章鲁二人，皆摒弃教中的鬼神迷信，重视汲取佛教的德义信仰；但与章太炎“以佛法救中国”的观点不同，鲁迅将佛教视作反思中华文化的一面镜子，时时站在佛学视点上观照国民精神，并从中吸纳有益于中国变革的先进思想。
一九二五年前后，五四运动陷入低潮，鲁迅苦闷至极，渴望从佛学中获取力量，期间所创作的《野草》使用了大量佛教用语，其中《失掉的好地狱》更直接引用魔鬼牛首等诸多佛教形象。既然不信鬼神之说，鲁迅为何要在文章中营造如此神秘意境呢？他曾在《忽然想到·十》中说道：
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2]90。
所谓的“玄虚飘渺”，即指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老、祈福禳灾等极端现世主义；“平稳圆滑”，则指儒学所提倡的趋时随俗、汲汲于富贵的功利思想。长期以来，鲁迅将孔子批作“深通世故的老先生”[3]192，鼓励人们“憎道士”[2]532，认为中国历史“没有什么思想主义”[4]355根源于儒、道文化的祸害。他致力于重建一种新的价值理想，佛教的“真如”观与“普度众生”之理念，正是那“艰难切实的事情”，无疑是冲击道之“浮滑”、儒之趋利的极佳道具。《野草》中佛教用语的频繁应用，正是鲁迅在语言层面上对传统儒道文化进行的颠覆性改写；《失掉的好地狱》中展开的那幅张扬热烈的佛教图景，象征着又一次反封建、反正宗的变革狂欢，其夸诞、神玄之风与成行成篇的巧喻，既扑朔迷离又警世至深，狠狠冲击了中华“重实际，轻玄想”[5]18的文化性格。
除佛教语言外，《故事新编》中的墨家态度、“立人”观中的尼采色彩等，都是鲁迅用以对抗旧思想的武器，他冷眼看待各家学说，抱着审慎的研学态度，选择性地吸纳“有用”的新思想，其文化立场是模糊而坚定的，但反叛意味却是确定且尖锐的。
二、从超现实指向现实
鲁迅借佛学意境作文，不但宣扬了反主流反封建的变异精神，还营造出了一种以虚写实的强烈审美张力。《野草》中繁密的佛教意象，使其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书写，而蒙上了一层似真似幻的神秘阴影，甚至往往呈现出诡异荒诞的味道。但相较于艺术家的角色，鲁迅首先是一名清醒而沉重的现实主义者，其文无不指向确凿而血淋淋的社会问题，覆盖其上的宗教意境不但不会削弱批判现实的力度，反而能使文本超越时空局限，赋予其超时代意义的隽永警喻性。鲁迅曾在《华盖集·“碰壁”之后》中谈道：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2]68。
在鲁迅的“鬼魂书写”中，黑暗的社会一直被譬作阴森的人间地狱，而其中的魂魄、生灵，无不时时受着可怕的煎熬，发出骇人的“大叫唤”，甚至已吟叫得麻木、空虚，至于“无叫唤”的境地。《野草》的许多文章都运用了如此充满“鬼气”的象征性描写，其中《失掉的好地狱》通过框架故事式的叙述手段，从旁知视角展现了一幅神、魔、人“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的混战局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风云多变的党派斗争。然而无论是如“天神”一般的封建王族统治，还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感化政策”，或是各路军阀的“中华崛起”之呼喊，“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6]75，鬼魂还是照样的鬼魂，连那鼓动反狱的曼陀罗花，也在鬼魂“有秩序”的叫唤中焦枯了。
鲁迅悲悯他们，又不留情面地指戳出不幸的根源。魔鬼，即帝国殖民者们，自诩为天父，“遍身有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意图以西式的普世信仰“拯救”中华民族，看似“美丽、慈悲”，实则不过是对天神的拙劣效仿，暗藏着全面统治的野心，最终被鬼魂识破且招来人类对战，不得不灰溜溜地逃去“寻野兽和恶鬼”了。鬼魂，即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民，被代表着“适意”的曼陀罗花所振奋，向人类发出了求救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为“失掉地狱”、不为“当家做主”，因此即便呼救成功也只换来较魔鬼更甚的“威棱”罢了；鬼魂们仍不醒悟，在第二次绝叫中甚至失去了呼求对象，依旧无法认识到自身才应是反抗主体，最终被“迁入剑树林的中央”，“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一世庸众的愚昧和健忘在此毕露无遗，鲁迅怒其不争的痛恨和嘲讽，混杂着深沉的无奈和怜悯，将“我”与世界的关系推向极端紧张，正反映了鲁迅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定位。 三、从现实指向超现实
如果说鲁迅在基督教中汲取了先知精神的话，那他则在佛教中吸纳了大智气质。在二者的结合下，鲁迅展现出超人、超时代的判断力和预测能力，其文往往以远超常人的广阔视野，站在社会制高点上审视过往、评测未来。鲁迅曾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回忆道：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當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1]356。
“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指《野草》的小文章，“废弛的地狱”象征着当时混沌的社会状况，而咬牙切齿地力图使“这地狱也必须失掉”的“英雄”们，彼时“还未得志”，因此这地狱也毕竟还未失掉，小花也尚未凋零。可见，《失掉的好地狱》糅合了过去、当下与将来之事，鲁迅以一贯的“说梦”形式承载着他的预测，又通过魔鬼的讲述，站在未来的视角上回溯历史，营造出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迂回美感。在现实中，鬼魂尚在发出反狱的绝叫，但在鲁迅耳里，听到的却已经是人类统治的胜利、鬼魂不幸的加剧、地狱整饬的气象，这种深远的忧患意识来源于他对社会根本问题的细致洞察。
成文时，中国社会正由西方殖民者管制，人们因感主权丧失而悲愤不已，各路军阀乘势而起，打着“保国”旗号获取民众信任，不断壮大实力。在看到人民爱国热情迸发的同时，鲁迅对大肆流行的“复国”口号表达出了深沉的忧思，他在《忽然想到·十一》中说道：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2]96。
这种抑中扬西的劝告，是鲁迅在看过了种种所谓的“正人君子”以“仁义道德”为幌子利用、践踏国民的爱国情怀后发出的叹息。他清醒地认识到，相较于外国的压迫，“同胞”之间的残害或许会更深刻、更无情。鲁迅曾在《忽然想到·十》中描绘道：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2]90-91。
这三项危机都指向了“同胞”的内部失和，在《失掉的好地狱》以扭曲魔幻的方式一一表达。魔鬼当道，鬼魂不堪重负，呼求着“同胞，同胞”[2]95时，人类“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信礼奉义的虚浮姿态倒是做得无比纯熟圆滑，但对魔鬼的实际清除却不够彻底，以至于魔鬼还能为“我”讲个“故事”，还能“去寻野兽和恶鬼”。等到“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鬼魂欢呼，人类却开始大展拳脚地“整饬”地狱，利用胜利来“叱咤一切鬼众”，提拔牛首阿旁使鬼魂沦为“奴隶的奴隶”[7]10，满足自身的统治需求。甚至在鬼魂再次发出绝叫时，人类又以自己认定的道义评判标准，将其呼为“人类的叛徒”并迫不及待地施予对方“永劫沉轮的罚”，与之前的战魔“义举”照应出极具讽刺的反差。
鲁迅的预测，根源于对现实的沉思与忧心，抒发于寓言般的“梦境”，这个梦的开头，是“我”仿佛未入梦那般“躺在床上”，营造出空间不变、唯有时间改变的真实感；而梦的结尾，是魔鬼离去，“我”陷入沉静，梦还在无限延续，仿佛已成现实。鲁迅向来对自己的判断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从不惮以最尖利的刀刃割裂社会的虚伪，向世人展示血淋淋的事实。这并非悲观，而是一种对人生苦难的大彻大悟和对生存困境的反抗意识，恰恰体现了他从佛教中取得的“大我”观念和乐观精神，此刻的鲁迅怀揣着对未来的疑虑，却仍坚信着“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2]93。
四、先觉者的孤独与自剖者的迷茫
鲁迅的先知精神与大智气质使他拥有敏感的洞悉力，也为他带来了孤军奋战的无奈与寂寞。《失掉的好地狱》中，纵然魔鬼乔装打扮，“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纵然魔鬼掌握着话语权，然而“我”始终以一种若即若离的干涉态度对故事叙述造成影响，并借魔鬼之口，提醒读者要警惕、“猜疑”魔鬼之言；纵使地狱传来“醉心的大乐”，三界已知“地下太平”，然而“我”却在那“和谐”乐章中听出了鬼魂们的呻吟、苦难的翻腾、刑具的冰冷碰撞……
鲁迅的作品塑造了大量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他们深入到社会和民众的本质层面，挖掘出表层平静下的残酷事实。鲁迅正如他笔下的“超人”，一方面，他本身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推崇“任个人而排众数”，鄙弃粗浅的“合群”文化习惯。另一方面，他是改造“国民性”的代表，人道主义的先行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相反，二者具有一种微妙而稳固的必然关系，能自觉承担起拯救大众之重任的，必然是超越庸众的独特个体，且这个责任越艰巨，对其个体的独立性要求就越高。鲁迅的人道主义事业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要保持双方的一种平衡稳定，就必须保持孤独。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我”躺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既不归属于神、魔、人，又超脱于一众鬼魂，始终维系着孤寒的游离状态。鲁迅之作总不乏寂寞，这种寂寞实际上是一种保持清醒的手段，一种反击平庸的态度，一种生存的证实方式，正是那与宇宙共生的伟大孤独，造就了先进的独立的思想者，使他们成为拯救众人的先觉者。
鲁迅的孤独，已成为文化觉醒的象征之一，其中有知音难求的沉痛感，但更多的是一种认可和自信态度。他知道孤独的价值，因此自觉主动地追求着孤独，深刻的自我剖析正是维持、审视孤独的重要方式。鲁迅手里那把最阴狠和锐利的刀，往往是指向自己的，他渴望在一次次自虐般的“决心自食”中，获得死而后生的涅槃。可是，“本味何能知”[4]202的迷茫却紧紧追随着他。鲁迅一生反对旧思想，却深知自身已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范式的影响，也曾对别人进行“精神的虐杀”[4]183，不自觉地担当着“吃人”的角色。这种“历史中间物”的自我定位，在《失掉的好地狱》中通过魔鬼的一句“是的，你是人！”得到了隐忍而极致的爆发，惊惶的感叹号折射出鲁迅无处可逃的痛楚和挣扎，是的，他也是人类的一员，只是尚未“临地狱，坐于中央”，尚未与“整饬地狱使者”为伍，尚未沉沦于同类相残或麻木无情，既已生而为人，又将何去何从？鲁迅又一次将内在置于炽烈的审察目光之下，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剖的决心与迷惘的呐喊，借魔鬼之言震荡涤净内心的彷徨，从而再一次坚定了将选择的道路和将成为的“人”。他终其一生的怀疑与迷茫，在佛教“大度苍生”的思想影响下，没有陷入看破红尘的苦闷，也没有走向虚无主义的消沉，而是转化为强有力的内省精神与生生不息的求索意志，鞭策了整个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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