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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玻利维亚举行四年一度的大选。25日，最高选举法庭宣布执政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现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获胜连任，但反对派拒绝承认这一结果，立即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在美洲国家组织审核小组发布“投票舞弊”报告后，游行示威迅速失控，各大城市出现大规模打砸抢烧，莫拉莱斯本人及一些执政党高层人士的住所也受到攻击，警方放弃治安管控。11月10日，在警察总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劝说”下，莫拉莱斯宣布辞职，次日乘墨西哥政府提供的专机赴墨“避难”。之后，代表反对派的国会第二副议长珍妮娜·阿涅斯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本次大选，莫拉莱斯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47.08%的选票，明显超过反对派候选人、著名媒体人和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的36.51%，形式上符合宪法规定的得票超过40%、与第二名差距大于10% 的胜选要求。但反对派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要求举行第二轮投票，并发起街头示威。面对僵局，莫拉莱斯一方面坚决表示大选结果合法，另一方面同意邀请美洲国家组织派审核团参与选票核查。面对莫拉莱斯的退让，反对派气焰更高，继而宣布要求重新举行大选。随着美洲国家组织审核小组公布“投票和计票过程多有舞弊”的报告，宣布“计票结果在最后阶段出现难以解释的异常，导致选举结果出现巨大变化”，反对派迅速占据“道德高地”，要求莫拉莱斯辞职，同时掀起更大规模抗议示威。
2019年11月12日，宣布辞职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乘飞机抵达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到机场迎接。
10月22日，反对派团体发起全国大罢工，玻利维亚局势急转直下，苏克雷、波托西等城市的选举机构遭袭击，亲左翼的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哥查班巴宾托的女市长甚至惨遭泼油漆、剪头发，被拖上街游行。首都拉巴斯出现政府支持者与反对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多人死亡，受伤者过百。面对乱局，警方束手旁观，连总统府保安都逃跑了，左翼政府迅速彻底失去对形势的掌控。此时，玻利维亚警察总监尤里·卡尔德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威廉斯·卡里曼公开要求莫拉莱斯辞职，成为压倒其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10日，莫拉莱斯和副总统萨尔瓦罗·加西亚宣布辞职，随后有资格出任临时总统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籍的参议院议长阿德莉亚娜、众议院议长维克托·博尔达等人也宣布辞职，政府中大部分执政党背景的部长、副部长也作“鸟兽散”，玻利维亚一度陷入权力“真空”。11月12日，参议院第二副议长、反对派代表阿涅斯在立法会议到场议员不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莫拉莱斯“异常”下台，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拉美左翼政府纷纷指责反对派在军方及国际“黑手”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非法手段”逼迫莫拉莱斯辞职，并在“不合法”的情况下推出新总统，纯属一场针对左翼政权的“政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墨西哥总统洛佩斯、阿根廷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以及刚刚出狱的巴西前总统卢拉等纷纷对莫拉莱斯表示声援。而美国和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右翼国家政府则宣称，大选存在舞弊，没有明显证据显示军方有超出宪法的举动，玻利维亚也未出现由军人组织或控制的政府。
综观此次玻利维亚的“变天”，整个过程仍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反对派通过街头行动破坏民主程序，军警等强力部门既未依法维护社会治安，又在关键时刻出面逼宫，凸显整个过程的诡异。阿涅斯虽然目前仅是临时总统，主要任务是迅速组织大选，但其當选和就职是在不足半数议员到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存在瑕疵。11月11日玻利维亚军方更是宣布派军队“上街”保护公共设施，“帮助警察”维持治安，此举与20世纪50～70年代多个拉美国家军政府夺权的模式何其相似，因而很容易被拉美媒体和左翼认为是“军事政变”。
莫拉莱斯今年60岁，2005年12月18日作为左翼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以53.74%的得票率获胜，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此后于2009年、2014年两次连任。根据2009年通过的玻利维亚新宪法，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但在2014年大选前，玻宪法法院裁定，新宪法生效前莫拉莱斯尚未完成第一次担任总统的五年任期，因此这一任期“不计在内”，准许他可以参加2014年大选。
2014年大选获胜后，为争取长期执政，莫拉莱斯于2016年发起连任公投，提出允许总统和副总统第二次连任，但公投未获通过。随后，莫拉莱斯另辟蹊径，通过执政党推动再次司法释宪。2017年11月，玻宪法法院通过释法，确认莫拉莱斯有权参加2019年总统选举。但此决定遭到民众广泛非议，认为破坏“民主共识”，反对派和拉美右翼更是强烈反对。此后，玻利维亚局势陷入持续动荡，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地区游行、罢工此起彼伏，莫拉莱斯本人支持率也开始走低，这次大选前的多次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在40%左右，远低于其在前几次大选中获得的50%以上优势。
在计票结果遭质疑时，莫拉莱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美洲国家组织的“调停”上，希望借助地区组织的影响力为其胜选“背书”。莫拉莱斯没有考虑到的是，近年美洲国家组织越来越受美国控制，已成为美国控制和干预拉美的得力工具——比如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国家或被禁止进入或主动宣布脱离，目前组织内占多数的是以拉美右翼国家为主的“利马集团”。美国及拉美右翼早已视古巴、委内瑞拉为“眼中钉”，视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为“肉中刺”，不仅重新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强化对委内瑞拉的孤立和封锁，也鼓动尼加拉瓜反对派掀起反政府抗议浪潮。在此背景下，美洲国家组织很难对玻利维亚政局做到客观中立。 美国是此次玻利维亚“变天”的幕后“黑手”。在大选之前，美国媒体长篇累牍地抨击莫拉莱斯再次参选的“不合法性”，渲染其本人支持率不断走低，并且披露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和特德·克鲁斯多次会见玻反对派代表，并通过媒体公开发表反对左翼政府的言论。当投票结束、反对派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后，美国驻玻使馆分外活跃，多方联络，媒体发现玻激进反对派领导人路易斯·费尔南多·卡马乔与美使馆联系频繁，之后卡马乔逐渐成为“街头运动”的公认领袖，夺走了观点相对温和的中右翼领导人、总统候选人梅萨的“风光”，并很可能依仗此次“驱逐莫拉莱斯”的功绩，成为即将重新组织的总统大选的最热人选。
从大选前后经过看，玻利维亚此次政权易手更像是一起“黑天鹅”事件，诸多突发意外超出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的预料和控制。但近十年的历史表明，玻利维亚政局演变蕴藏着诸多看似漫不经心、但长期积累足以导致颠覆的“灰犀牛”现象。
莫拉莱斯作为拉美激进左翼主要领导人之一，上台以来提出“社群社会主义”等执政理念，奉行多元、民主、去殖民化的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大力推进油气资源国有化、土地制度等改革措施。从成效看，过去近14年间玻经济年均增长5%，名列南美洲各国前茅。贫困人口占比从2005年的59.6%下降到2018年的34%，极端贫困人口从36.7%下降到目前的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近一倍，大量公共工程使得很多贫困乡村实现了通水、通电、通路。2008年12月21日，玻利维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文盲已被扫除的国家”。
为何乱局和“变天”恰恰发生在经济社会实现发展之后？综合各方原因，一是“新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不满的主力军。十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大量下层民众摆脱贫穷，跻身中产阶层，但是其上升仍很脆弱，主要是通过社会转移等福利政策实现。玻利维亚近年经济发展主要靠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出口拉动，可以创造外汇，却很难带动就业。就城市居民而言，收入增长出现瓶颈，无法持续有效地分享经济增长收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与此同时，新中产阶层对政府改善公共设施的努力要求甚高，在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诉求。民众经济地位的提高也自然导致政治意识的上升，无论新中产阶层还是原有的中产阶层都要求政治更加清廉、政府更加高效，对不时传出的高官涉腐消息非常不满，民意出现了逆转。
2019年11月12日，玻利维亚参议院第二副议长珍妮娜·涅斯在国会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二是莫拉莱斯政府未能处理好国内平衡。莫出身于西部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村镇，其执政理念倾向于保护中下层民众、特别是西部土著人群，而玻利维亚的国家经济、特别是工业和农牧业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圣克鲁斯省，这个国家的东西部矛盾一直就比较严重。莫拉莱斯上台后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和资源矿产国有化、高福利社会保障政策，着力加强对西部农民的保护，加剧了东部地区对西部省份的不满、城市居民对农村人口的意见。此次骚乱最先也是从东部开始，逐步向西部蔓延，而莫的主要支持群体在西部农村，动员效率和组织能力均无法与东部反对派相比，所以骚乱初期迅速形成了反政府力量“一边倒”的局面，后期支持莫拉莱斯的人群上街后，两个群体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总体看，东西对立、城乡矛盾长期未能解决，是导致玻国内斗争激化的重要原因。
三是长期未能解决控局能力有限的问题。在拉美，军队和媒体一直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挥关键作用，左翼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获得了司法、立法、行政權力，但对长期受西方控制和影响的媒体舆论一直束手无策，很多媒体多年来一直以批评政府、抹黑左翼政权为主业，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社会传播更加迅速，煽动性的假消息往往传播力度更大。此次玻利维亚骚乱，反对派对选举舞弊的渲染、对示威规模的夸大、对公共设施的破坏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极大地激发了民众情绪，提升了反政府民众的集合动员力。政府此前尽管极力拉拢军方，但一直未能有效控制军队，未能剔除右翼和美国对军方高层的影响，导致军队最终选择“弃船”倒戈。
上述问题其实并不是近几年刚刚出现的，而恰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拉美左翼政权也不是看不到，但受困于机制体制的限制就是无力解决，只能坐视多个隐患逐渐扩大并相互串联，最终在关键节点联动爆发，教训十分深刻。
玻利维亚自1825年独立之后，长年经历政变或革命，政府“走马灯”似的轮替曾是家常便饭，2001至2004年间一度四换总统，只在莫拉莱斯执政的14年中保持难得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从目前形势看，此次政权易手不仅不会弥合各方矛盾，更有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内斗争。更重要的是，玻利维亚当前所经历的困境，在拉美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今年以来，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尼加拉瓜等均发生了各种形式的街头示威，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周期，各国政府疲于应付，拉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再次面临重大考验。
政变还是民主轮替？
本次大选，莫拉莱斯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47.08%的选票，明显超过反对派候选人、著名媒体人和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的36.51%，形式上符合宪法规定的得票超过40%、与第二名差距大于10% 的胜选要求。但反对派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要求举行第二轮投票，并发起街头示威。面对僵局，莫拉莱斯一方面坚决表示大选结果合法，另一方面同意邀请美洲国家组织派审核团参与选票核查。面对莫拉莱斯的退让，反对派气焰更高，继而宣布要求重新举行大选。随着美洲国家组织审核小组公布“投票和计票过程多有舞弊”的报告，宣布“计票结果在最后阶段出现难以解释的异常，导致选举结果出现巨大变化”，反对派迅速占据“道德高地”，要求莫拉莱斯辞职，同时掀起更大规模抗议示威。
10月22日，反对派团体发起全国大罢工，玻利维亚局势急转直下，苏克雷、波托西等城市的选举机构遭袭击，亲左翼的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哥查班巴宾托的女市长甚至惨遭泼油漆、剪头发，被拖上街游行。首都拉巴斯出现政府支持者与反对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多人死亡，受伤者过百。面对乱局，警方束手旁观，连总统府保安都逃跑了，左翼政府迅速彻底失去对形势的掌控。此时，玻利维亚警察总监尤里·卡尔德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威廉斯·卡里曼公开要求莫拉莱斯辞职，成为压倒其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10日，莫拉莱斯和副总统萨尔瓦罗·加西亚宣布辞职，随后有资格出任临时总统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籍的参议院议长阿德莉亚娜、众议院议长维克托·博尔达等人也宣布辞职，政府中大部分执政党背景的部长、副部长也作“鸟兽散”，玻利维亚一度陷入权力“真空”。11月12日，参议院第二副议长、反对派代表阿涅斯在立法会议到场议员不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莫拉莱斯“异常”下台，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拉美左翼政府纷纷指责反对派在军方及国际“黑手”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非法手段”逼迫莫拉莱斯辞职，并在“不合法”的情况下推出新总统，纯属一场针对左翼政权的“政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墨西哥总统洛佩斯、阿根廷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以及刚刚出狱的巴西前总统卢拉等纷纷对莫拉莱斯表示声援。而美国和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右翼国家政府则宣称，大选存在舞弊，没有明显证据显示军方有超出宪法的举动，玻利维亚也未出现由军人组织或控制的政府。
综观此次玻利维亚的“变天”，整个过程仍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反对派通过街头行动破坏民主程序，军警等强力部门既未依法维护社会治安，又在关键时刻出面逼宫，凸显整个过程的诡异。阿涅斯虽然目前仅是临时总统，主要任务是迅速组织大选，但其當选和就职是在不足半数议员到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存在瑕疵。11月11日玻利维亚军方更是宣布派军队“上街”保护公共设施，“帮助警察”维持治安，此举与20世纪50～70年代多个拉美国家军政府夺权的模式何其相似，因而很容易被拉美媒体和左翼认为是“军事政变”。
莫拉莱斯下台是必然还是偶然？
莫拉莱斯今年60岁，2005年12月18日作为左翼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以53.74%的得票率获胜，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此后于2009年、2014年两次连任。根据2009年通过的玻利维亚新宪法，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但在2014年大选前，玻宪法法院裁定，新宪法生效前莫拉莱斯尚未完成第一次担任总统的五年任期，因此这一任期“不计在内”，准许他可以参加2014年大选。
2014年大选获胜后，为争取长期执政，莫拉莱斯于2016年发起连任公投，提出允许总统和副总统第二次连任，但公投未获通过。随后，莫拉莱斯另辟蹊径，通过执政党推动再次司法释宪。2017年11月，玻宪法法院通过释法，确认莫拉莱斯有权参加2019年总统选举。但此决定遭到民众广泛非议，认为破坏“民主共识”，反对派和拉美右翼更是强烈反对。此后，玻利维亚局势陷入持续动荡，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地区游行、罢工此起彼伏，莫拉莱斯本人支持率也开始走低，这次大选前的多次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在40%左右，远低于其在前几次大选中获得的50%以上优势。
在计票结果遭质疑时，莫拉莱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美洲国家组织的“调停”上，希望借助地区组织的影响力为其胜选“背书”。莫拉莱斯没有考虑到的是，近年美洲国家组织越来越受美国控制，已成为美国控制和干预拉美的得力工具——比如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国家或被禁止进入或主动宣布脱离，目前组织内占多数的是以拉美右翼国家为主的“利马集团”。美国及拉美右翼早已视古巴、委内瑞拉为“眼中钉”，视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为“肉中刺”，不仅重新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强化对委内瑞拉的孤立和封锁，也鼓动尼加拉瓜反对派掀起反政府抗议浪潮。在此背景下，美洲国家组织很难对玻利维亚政局做到客观中立。 美国是此次玻利维亚“变天”的幕后“黑手”。在大选之前，美国媒体长篇累牍地抨击莫拉莱斯再次参选的“不合法性”，渲染其本人支持率不断走低，并且披露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和特德·克鲁斯多次会见玻反对派代表，并通过媒体公开发表反对左翼政府的言论。当投票结束、反对派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后，美国驻玻使馆分外活跃，多方联络，媒体发现玻激进反对派领导人路易斯·费尔南多·卡马乔与美使馆联系频繁，之后卡马乔逐渐成为“街头运动”的公认领袖，夺走了观点相对温和的中右翼领导人、总统候选人梅萨的“风光”，并很可能依仗此次“驱逐莫拉莱斯”的功绩，成为即将重新组织的总统大选的最热人选。
“黑天鹅”还是“灰犀牛”？
从大选前后经过看，玻利维亚此次政权易手更像是一起“黑天鹅”事件，诸多突发意外超出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的预料和控制。但近十年的历史表明，玻利维亚政局演变蕴藏着诸多看似漫不经心、但长期积累足以导致颠覆的“灰犀牛”现象。
莫拉莱斯作为拉美激进左翼主要领导人之一，上台以来提出“社群社会主义”等执政理念，奉行多元、民主、去殖民化的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大力推进油气资源国有化、土地制度等改革措施。从成效看，过去近14年间玻经济年均增长5%，名列南美洲各国前茅。贫困人口占比从2005年的59.6%下降到2018年的34%，极端贫困人口从36.7%下降到目前的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近一倍，大量公共工程使得很多贫困乡村实现了通水、通电、通路。2008年12月21日，玻利维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文盲已被扫除的国家”。
为何乱局和“变天”恰恰发生在经济社会实现发展之后？综合各方原因，一是“新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不满的主力军。十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大量下层民众摆脱贫穷，跻身中产阶层，但是其上升仍很脆弱，主要是通过社会转移等福利政策实现。玻利维亚近年经济发展主要靠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出口拉动，可以创造外汇，却很难带动就业。就城市居民而言，收入增长出现瓶颈，无法持续有效地分享经济增长收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与此同时，新中产阶层对政府改善公共设施的努力要求甚高，在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诉求。民众经济地位的提高也自然导致政治意识的上升，无论新中产阶层还是原有的中产阶层都要求政治更加清廉、政府更加高效，对不时传出的高官涉腐消息非常不满，民意出现了逆转。
二是莫拉莱斯政府未能处理好国内平衡。莫出身于西部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村镇，其执政理念倾向于保护中下层民众、特别是西部土著人群，而玻利维亚的国家经济、特别是工业和农牧业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圣克鲁斯省，这个国家的东西部矛盾一直就比较严重。莫拉莱斯上台后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和资源矿产国有化、高福利社会保障政策，着力加强对西部农民的保护，加剧了东部地区对西部省份的不满、城市居民对农村人口的意见。此次骚乱最先也是从东部开始，逐步向西部蔓延，而莫的主要支持群体在西部农村，动员效率和组织能力均无法与东部反对派相比，所以骚乱初期迅速形成了反政府力量“一边倒”的局面，后期支持莫拉莱斯的人群上街后，两个群体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总体看，东西对立、城乡矛盾长期未能解决，是导致玻国内斗争激化的重要原因。
三是长期未能解决控局能力有限的问题。在拉美，军队和媒体一直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挥关键作用，左翼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获得了司法、立法、行政權力，但对长期受西方控制和影响的媒体舆论一直束手无策，很多媒体多年来一直以批评政府、抹黑左翼政权为主业，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社会传播更加迅速，煽动性的假消息往往传播力度更大。此次玻利维亚骚乱，反对派对选举舞弊的渲染、对示威规模的夸大、对公共设施的破坏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极大地激发了民众情绪，提升了反政府民众的集合动员力。政府此前尽管极力拉拢军方，但一直未能有效控制军队，未能剔除右翼和美国对军方高层的影响，导致军队最终选择“弃船”倒戈。
上述问题其实并不是近几年刚刚出现的，而恰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拉美左翼政权也不是看不到，但受困于机制体制的限制就是无力解决，只能坐视多个隐患逐渐扩大并相互串联，最终在关键节点联动爆发，教训十分深刻。
玻利维亚自1825年独立之后，长年经历政变或革命，政府“走马灯”似的轮替曾是家常便饭，2001至2004年间一度四换总统，只在莫拉莱斯执政的14年中保持难得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从目前形势看，此次政权易手不仅不会弥合各方矛盾，更有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内斗争。更重要的是，玻利维亚当前所经历的困境，在拉美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今年以来，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尼加拉瓜等均发生了各种形式的街头示威，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周期，各国政府疲于应付，拉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再次面临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