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把路遥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同名小说又带回了公众视野，这不但为重新理解和讨论这部作品本身提供了契机，也为透过这部作品来理解农村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契机。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与期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于4月4日举办了题为“《平凡的世界》：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讨论会。
　　路遥在1980年代非常推崇柳青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巨著《创业史》，而他的《平凡的世界》表现的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前后的历史。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小说与电视剧的不同表达成为讨论会的热门话题。
　　文学与历史
　　孙晓忠（上海大学）：路遥之所以能在新世纪引起大家的重视，主要在于他身为80年代的作家却与后来的很多先锋作家不一样的独特性——他既有70年代的生长记忆，又有当代文学的80年代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了他的作品里。
　　如果将路遥作品与其心目中的导师柳青的《创业史》做对比，就能够发现，虽然路遥试图继承柳青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在细节上也有向柳青致敬的痕迹，但他继承得过于抽象了，特别是一旦进入对于历史的认识，他的写法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路遥对1980年代农村发展的反思性不够，不如王润滋、张炜等作家。这并不仅仅是路遥自己的问题，而可能是整个80年代的问题。
　　郭春林（上海大学）：柳青在农村，亲历合作化运动，成为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他的写作和他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路遥和他在价值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对集体和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两部作品产生的作用也不同，当年很多人拿柳青的《创业史》当“工作手册”来读，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很多人来说是“励志读物”。但是路遥从柳青那里学到了驾驭“大框架”的能力，始终坚持要把《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十年间中国农村或者陕北农村的故事放在国内国际的背景下来写，是很不容易的。另外，路遥对农村、对土地是有感情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以《平凡的世界》完成了柳青的“文学遗嘱”。
　　倪伟（复旦大学）：虽然路遥作品里确实缺乏对于80年代农村改革的反思，但以这点来批评和要求一个文学工作者有些苛刻，因为文学不需要处理巨大的历史问题。而从文学的角度用柳青来简单批评路遥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励志读物”未必就一定不好，关键看你励的什么志。
　　董丽敏（上海大学）：在大的历史变迁之中来讨论路遥的这部作品，去探究路遥对于这个大的历史逻辑做过一些怎样的预测和想象，这对于衡量这部作品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孙少平的意义
　　张冰（浙江外国语学院）：对比路遥的两部作品《人生》与《平凡的世界》里两位主人公高加林与孙少平。读者们在读完《人生》以后可能会有种失落感，会将质疑指向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为什么社会没有给高加林这样的有为青年提供一个上升的空间？”而相比之下，孙少平的形象很正面很积极。
　　孙少平没有成为高加林不仅仅因为境遇，而是因为有很多的主动性。如果把孙少平看成是一个个人主义奋斗的故事，会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今天我们熟悉的“自我奋斗”无法容纳的。少平身上有一种心理机制，不会仅仅因为自己得到了幸福而安心，他身上背负很多沉重的负担，而这些负担又是他自己主动挑起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少平在充满人情味的人与人的关系里受到了教育，这和高加林的成长不同。虽然有人说《平凡的世界》的结尾是保守的，但可能恰恰就因为这种保守性它才赢得了这么多读者——普通读者喜欢道德判断，他们喜欢文学作品有一个确定的世界。
　　高明（上海大学）：孙少平有更为深远的精神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局限，他有朴素的社会主义情怀，认为钱从社会来，要回馈社会，力劝少安为村民办好事。他一直在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他的理想既不是在农村成为致富能人，也不是在城市里成为市民，最后在煤矿成为工人，但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对劳动持强烈的肯定态度，又赋予劳动以很崇高的意义。这样的形象很正面，是其他作品里不太能读到的。作者是想要在这个人物身上，回答集体瓦解、个人凸显、商品交换的时代里，人的精神何处安置、人的追求是什么的大问题。
　　倪伟：孙少平是一个在巨大历史变动的缝隙中诞生出来的新的个人主体。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种个人主义者，并且与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个人主体有相似性，但是也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即革命清教主义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精神超越的个人主体，他离开农村去城市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历练自己、更好地体验生活——于孙少平而言，任何一次贪图安逸的停顿对于生活来说都意味着终结，这使得他区别于很多文学作品里的进城青年。
　　劳动对于孙少平来说不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而是检验自我、创造自我的途径，这样的劳动不会屈服于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孙少平根本不是优质而低廉又很驯服的打工者形象。孙少平身上的革命清教主义气质，来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遗产，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相比之下，当今的社会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基本只有个人自由的一面，但“精神超越”的一面被放逐了。这种个性是伪个性，因为没有内在精神的独特性是不可能有真正个性的。
　　电视剧的底色
　　李晨（上海戏剧学院）：对比1989版与2015版新老两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两部作品相隔25年，都打着各自鲜明的时代烙印。老版本带着明显的80年代气质，洋溢着浓浓西北风。当代城乡青年、黄土风貌、时代气息是该剧的基本要素。从可查阅到的导演阐释来看，“文化与劳动”被定为主题，但导演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文化上，推动情节进展的核心议题是文化匮乏的现实环境与对文化有着执著追求的青年人之间的矛盾，是愚昧蛮荒的黄土高原与先进的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 　　新版电视剧以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变革中翻身致富的孫家为主轴，相应地孙少安成为第一主角并提升了田福军的位置。导演毛卫宁将这部总投资1.2亿元的电视剧称为充满“中国梦”和“正能量”的作品，而且有信心打动90后。孙少安的形象既是成功企业家，又是取代了田福堂地位的英雄，与原作相比，不少情节过于突兀。田福军的形象亲民、质朴、坚决、坚定，体现了当今社会对官员的要求和希望，但田福军的对立面群体则一派刻板官僚作风，改革的阻力表现得很简单，孙玉亭形象过于漫画化。孙少平的形象塑造比较失败，电视剧没有很好地刻画孙少平的心灵世界，使得电视剧里的孙少平没有小说那样富有精神感召力。
　　钟雪萍（美国塔夫茨大学）：这部剧的主题曲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过去的陕西民歌与中国革命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刚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时就感觉到它与我多年前听到的《翻身道情》这一类的陕北民歌是有相似性的，可是一看这首主题曲的歌词，发现它基本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与当下的其他歌曲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所以仅仅是音乐上有延续，但歌词与历史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了。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电视剧力图表达出小说所具有的平凡人的崇高感，但是，现在的文化生态让这种崇高感不能很好地落地。小说中的“崇高”大都被移植到了电视剧的“爱情”表达中，这些表达与今天韩剧、偶像剧的表达明显区别开来，在这种表达中能够看到生活更牢靠更深沉。作品中，孙少安和田润叶最终分手，在偶像剧的设计中，他们两个人各自以后的生活应该都不再会好。但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孙少安娶了农村女子一起生活也是很好的，田润叶也可以爱上别人的。生活没有因为爱情的失败而彻底暗淡。就这个大方向来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是象征着一种电视剧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可能。
　　但同时，电视剧中爱情的表达也很拖累这部作品，比如在对孙少平的人物塑造上，人的复杂性降低了，而这种降低与当下电视剧的生态有关。因为按照当下电视剧生态的标准，男一号必须是情圣化的。
　　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路线政策被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极其相关，这区别于当下电视剧的一些软性生活。电视剧有大的方向，但在处理小的细节的时候，往往与大的方向相脱节。不过，应当对电视剧多一点同情的理解，因为现在电视剧文化生态实在太差了，不能把压力全部放在这部作品身上。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如果单纯对比原作和电视剧，会发现，电视剧的不少改编是很失败的。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代这样一部写农村的电视剧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小说中，也有不少情节和人物安排是失败的，小说中的三条线索，田福军那条线索就比较弱，可读性也差。但这样批评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小说在二十多年里受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青人追捧。
　　李陀提出《平凡的世界》受革命通俗文学的影响很大。革命通俗文学要求语言和形式通俗化，要求用集体主义价值观，用理想人物来引导和教育群众，要在一个总体的世界观中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些都在《平凡的世界》中有体现，但《平凡的世界》并不是对革命通俗文学的简单回归，它不会使用过于严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来衡量每个人，在《平凡的世界》中，历史上公与私那种对立和冲突关系被很大地缓解了。社会生活和家庭、个人也不再对立。《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不同，它很有层次地写了家庭关系和爱情，写了人们的日常的生活世界;写了人们在生活世界里如何关怀别人为他人着想，如何在贫困的物质条件下礼让、克己、保持一个普通人的尊严。这些都是小说和电视剧共同拥有的底色。
　　在田润叶与李向前的感情纠葛中，讲述了一个女子的感情升华，李向前的车祸让田润叶从失恋的长久痛苦中超脱出来，成为一个含而不露的成熟女子，担负起妻子的责任。这个情节特别动人。《平凡的世界》写了一种与责任感紧密相连的爱情，所谓责任感不是外在于自己，自己在无奈中不得不担负起来的东西;而是内在于自己的，主动担起的，由此让自己成熟、持重，有力量。这种爱情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